01

1962年，我考上了滑县五中。

附近有三个乡，几十个村，几万人口，但五中每年只招两个班的学生。这一年，我们村只有两个人考上，我是其中之一。

“五中”离家6公里路，我是“跑火”的，每天早上走去学校，下午放学再走回家。

不到一年时间，因为生活困难，县里的中学都陆续被砍掉了，五中也未能幸免。

学校在每个班挑选出两三个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到县里“十一中”去读书，我是其中之一。

“十一中”离家有50多公里，每隔一周，我都要回家拿干粮。

周六上午下课后，我就去食堂里买几个窝窝头，一边走一边吃着上路。

有时候和同乡的同学一起走，有时候也一个人，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公共汽车。

每次走到家里，已经半夜12点多了，父母亲在家等着我，给我煮一碗面糊，又饿又累，我吃了就去睡觉。

周日吃过午饭，用柳条编的大篮子装满煮好的地瓜、窝窝头和菜，身前背一个篮子，身后背一个篮子，这就是我在学校一周的伙食。

从家走去学校，又是十几个小时的路程。下个星期六，再这样走回来。

每一至两周，往返100多公里，一个人背着干粮，也不觉得苦，没有过放弃读书的想法。

家里的亲戚有时候会劝我说，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学不如别上了。但我从没有过这个念头，只要能上学，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964年7月 16岁 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一个夏夜，我正往学校走，路过一个小桥，有些累了，便坐在桥上休息，两条腿就这样晃荡着，嘴里还唱着歌，优哉游哉。

天上的月亮特别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心里没有一点害怕，也没有什么苦恼。

我一边看着流水和圆月，一边唱着歌。这时来了两个青年男子，他们拉着一个架子车路过。听我坐在桥上唱歌，便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十一中。他们说顺路。

我说我是瓦岗寨大范庄的，他们一听就说，知道知道，离县城挺远的。

聊着聊着，我就问他们，能不能搭他们的架子车，我有窝窝头可以分给他们吃。

两个人赶夜路都饿了，原本有点犹豫，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还拿出包里的甜瓜掰了一半给我吃。

吃完东西，我们三人一起继续上路，我坐在架子车上，一路和他们聊天，唱歌。

两个小伙子大概都二十出头，其中一个还笑着跟我说：“你这个小姑娘坐在架子车上，就像后面放了个石头，我们拉起车来反而轻松了……”

这一夜的月亮很圆，瓜也特别甜，还遇到了两个好人，我只觉得心情舒畅，一点烦恼和忧愁都没有，就想这么一直唱下去。

就这样往返走了一年多，第二年夏天，县里陆续有几所中学恢复了，我就转回“五中”继续读书。

滑县五中三一班全体女生合影（我，第一排，右二）

02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濮阳师范学校，同年级的还有一个女生考上卫校，四个人考上了高中。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正在磨坊推磨，听了这消息，直接撂下推磨杠子，气得回屋躺着了，一晚都不跟人说话，也不吃饭，连生了好几天闷气。

父亲对我的期望很高，他一直觉得以我的成绩，应该去考高中，还期盼着我能读大学。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考上大学的也有好几个人。

虽然没有如父亲的愿，但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因为读师范每个月有8块钱的助学金。

家里孩子多，弟弟妹妹们都要读书，我想早些帮父母照顾家里。

濮阳师范同学合照（我，第二排，右一）

1966年冬天，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临近过年，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

我和同班女生郭美云约好，一起回家。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县，作伴同行只能有20公里左右。

濮阳师范距离我家110多公里，抄小路走也得整整走上两天。

我们村里有车可以坐到县城，要8毛钱，从县城到濮阳师范的公共汽车票是2块钱。我想省下这2块8毛钱的路费。

这天中午12点多，我和郭美云在食堂买了几个馒头装在书包里，就匆匆上路了。

天阴阴的，走了五六个小时，天黑时，我们来到了20公里外的一所小学。

小学已经放寒假，只有一个校工在守门。我们走进去和校工说，我们是濮阳师范的学生，想借宿一晚。

濮阳师范在豫北很有名气，校工一听就答应了，还给我们送来两条被子。

我和郭美云找了一个教室，把课桌拼在一起当床，一条被子做铺盖垫在下面，另一条盖。我们两人就这样挤在课桌上睡。

夜里，只觉得越睡越冷，不断有冷风往里吹，嗖嗖的响声有点吓人，我俩蜷缩着身子熬到了天亮。

见外面天有点蒙蒙亮了，我起身走到砖块垒砌的窗边，透过糊窗的报纸缝隙往外看……吓了一跳。

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鹅毛般的大雪还在下着，寒风阵阵，呼啸不止。

早上，校工大叔给我们拿了点吃的，他四五十岁的模样，看着很亲切。他看了看天，有点发愁地问：“这大雪天，你们俩咋回家呀？”

我说：“肯定得继续走，学校都放假了，也没地方住。”

校工大叔说：“这雪下了一夜，积得很厚，外面的地里有很多机井，现在被大雪都封住口了。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木棍，你们当拐杖用，可得小心再小心，千万别掉进去了。”

我一看这木棍有一人多高，像烧火棍一样粗细，我和郭美云谢过校工大叔，拉着木棍走出了小学校门。

从这起，我们两个就分手了，她往正南走，我向西南方向走。

北风裹着雪籽猛烈地刮着，雨和雪混合下着，打到头上，脸上，身上，睁不开眼，冰冷刺骨。

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厚厚的积雪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脚和小腿很快就冻得没知觉了。

每前进一步，都得先拿起木棍插到前面的积雪里，确定是坚实的地面，我才敢往前走一步。碰到土坑，或是插不到底的机井洞，就要绕道而行。

还真有两次，木棍刚插下去，雪就塌了，这说明遇到机井了，现在想想都后怕。

我背着书包，只穿了一件薄棉袄，里面是粗布衬衫，没有雨伞雨衣，更没有帽子手套，甚至连围巾都没有，雪籽雪片直往脖子里灌。

雪越来越大了。很快，我的全身都湿透了，衣服紧紧贴在前胸，后背，雨雪化成寒冷彻骨的一道道水流，顺着脖颈不断地往下淌。

风太大了，我握着木棍的手已经冻得发红发紫，眼睛也被雪籽打得睁不开，只能眯缝着看路。

但前面没有路，我在地里踏着雪，只是朝着西南，家的方向，艰难地走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记得离开学校时，校工大叔对我说，要走到我家，必须路过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桥，只要朝着西南方向走，看到桥，就是走对了。

天色渐暗，我估摸着大约已走了三四个小时，全身的衣服裤子都湿了又湿，冻成了硬邦邦的一块，想要摆动手臂都困难了。头发上也落满了雪，结了一层冰，一晃脑袋就扑楞楞地往下落。

远远的，我突然看见了前方的小河，心里一阵欣喜，看来没走错。

我加快了步子，心里想着离家越来越近了，疲惫和恐惧一扫而空。

走到近处一看，傻眼了。小河在流淌着，可桥塌了，桥的一半落在河里，完全没办法过人了。

这时候，我真有点着急了。不知道往左走多久，才能遇到村遇到桥，还是往右走，也许会有出路。

我又惊又急，很是发愁。若是走回小学，还得三四个小时，可西南方向已经走不通了，只能沿着河继续往南走，那边是郭美云家的方向，只要到了县城，应该会有办法的。

北风刮得正猛，坚硬的一颗颗雪籽，接连不断地狠狠打在我的脸上。心中的茫然与无措，身体的寒冷与麻木，让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唯一不敢停下的，是脚下的步子。万一我倒下了，跌在这雪堆里，冻死了也没人能发现。

03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除了风声，只有我的双脚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用力睁了睁眼，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越走越近，我才看清，真有一个人朝这边来，他戴着草帽，穿着蓑衣，还背着一个大箩筐。

“喂……”隔着上百米的距离，我用尽力气大声呼喊。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伸出手，大声说：“你别过来，你先站到那别动！”

“我想问问你，哪里还有桥可以过河？”我接着问。

“我问你，你是人是鬼？”他连连往后退了几步，探着头一直在打量我。

“我不是鬼，我是濮阳师范的学生，我要回家，我家在瓦岗寨。”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浑身是冰雪的样子，确实吓人。

他听到濮阳师范，好像松了口气，开始朝我这边走过来。我站在原地等他，实在是没力气了。

他跟我说，他是附近一个村的，每天要去生产队干活，必须得过桥，但听人说昨天夜里桥塌了，就过来看看。

“闺女啊，你这个样子，别再往前走了，赶紧先跟我回家吧。”他看了看我说。

这人看着五十多岁的年纪，长得很朴实。但是我张嘴就问：“你家是什么成分啊？如果是地主，我就不去了……”

现在想想挺搞笑的，居然在那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第一个担心的会是这个。

他说家里是贫农，有个女儿叫马自蓝，是党员，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儿子在北京当兵，这次是回老家来结婚，娶了个新媳妇，刚走没几天。家里还有个小儿子也在上学，还说孩子的舅舅当兵牺牲了，是烈士。他们家挂着军属的牌子，又挂着烈属的牌子。

听他这么说，我连忙说：“好的，我跟你走。”

走到他们家，天已经快黑了。一进院门，看到矮矮的堂屋和西屋，这穿蓑衣的大叔朝里面喊，孩子他娘，你快出来，家里来人了。

只见一个大婶走了出来，她看见我也是一惊，连连问：“闺女啊，你这是从哪里来啊？”

我说自己是濮阳师范的学生，回家路上遇到大雪，桥塌了，走不回去了。

大婶把我领到堂屋，开门就看见他们家的新媳妇还盘腿坐在床上。这边的风俗是，新媳妇嫁过来，最少一个月不能出门的。

见我进来，新媳妇赶紧下了床，一起帮忙。大婶说：“闺女你赶紧站着别动了，我先给你把衣服拉下来，都结冰了。”

我的手脚只能直挺挺地伸着，让她们帮忙把衣服拉下来，全身都凉透了，像个大冰块。

薄棉袄已经彻底冻住了，如果弯折手臂直接扯，衣服就断了。

大婶拿来竹竿，从脱下来的衣服袖子里穿进去，挂在屋檐下，让它慢慢地滴水。她说要这样滴两三天，冰才能全化开。

新媳妇把自己的新衬衫拿给我穿，让我睡到她的被窝里取暖。

到了晚上，大婶熬了一锅玉米糊，还贴了两个玉米饼，脆香脆香的，一个给我吃，一个给小儿子，其他人都没有。

冬天，已经没啥能吃的了，余下不多的口粮，他们全家得省着吃。

半夜里，睡着睡着，我发起了高烧，大婶说我烧得都喊胡话了。家里没药，她就煮了一锅葱姜水喂给我喝。

迷迷糊糊的，睡了醒，醒了睡，我到第五天才慢慢退烧。

眼见着，我整个人的精气神开始恢复一些了，天气也越来越好了。我和大叔家的小儿子，搬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一起晒太阳，讲故事。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能遇到这么好的一家人，真是幸运。

如果没遇到那位蓑衣大叔，我还得一个人在大雪里走三四十公里，才能到最近的县城，说不定半路上，我就冻死了。

如果不是大叔一家的悉心照料，也许我早就烧糊涂，一病不起了。

学生时代的我

04

在这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我决定离开，再次踏上路回家。

走之前，我把包里不到两斤粮的粮票给了他们，可大叔偏是不要，他说你路上还要买吃的，走回家的路还很远，最后只收了不到一斤的粮票。

身上还有四毛多钱，我也留给了他们，大叔也执意不要。我说，这一定得要，你们不要，我会难过的。大叔才勉强收下。

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照在身上暖暖的。

他们一家人带着我走到之前桥塌的地方，河水已经退了，村民在河上架了一块木板，我和他们挥手告别，过了桥，继续朝着西南的方向走。

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多少路程，竟走到了慈周寨的集上，我认出了这是同学刘桂兰的家。

她家我去过一次，在一个高岗上。走到跟前，抬头向上望，我看见她正在院子门口吃午饭，我高兴地喊她，刘桂兰，刘桂兰。

她抬头看到我，又惊又喜：“你怎么会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

放下碗筷，刘桂兰一路小跑从高岗上下来，拉着我就往他们家走。我挽着她的手，两人一起上土台阶，一级接着一级，可走着走着，我就哭了。

刘桂兰回头看我，我已经泣不成声，彻底崩溃了。

这些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过，哪怕在雪地里冻成那样，我都没哭。但现在，看到熟悉的同学，看到熟悉的村落，我心里的那根弦，终于绷不住了。

快过年了，村里到处是热闹喜气的景象，刘桂兰留我在他们家吃过饭，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是玉米渣粥，里面还放了点豆子和花生仁。这算是特别特别好的饭了。

这天晚上，我住在刘桂兰家。她一个劲儿地问我发生什么了，我也没多说，只说是从学校走回来的。

第二天一早，临走前，刘桂兰还送了我一双天蓝色的尼龙袜，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

她还在我包里塞了两个梨，让我路上吃。我小心翼翼地装着，想回家带给奶奶吃。

从她家出来，走了30多公里，就到家了。走进村子，沿着熟悉的小路回家，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离家越近，身心都越是疲惫。

到家的时候，已是中午一两点。一进门，就看见父母亲都在家里，我打了声招呼，就直接去睡觉了，什么话也没说，真是太累了。

迷迷糊糊里听见，母亲问父亲：“她怎么会这个点回来？”因为我平时很多时候，都是天黑后才回来的。

父亲没回答。

父亲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会和家里人多说什么。

05

1968年12月，从濮阳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原来五中的高中部，正式成为了一名老师。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让二弟去买了一大车媒，送到蓑衣大叔家。在我们老家的冬天，煤是比较稀缺的东西。我想尽自己所能，表达一点感激。

第二年的元宵节，父母亲去县里看灯会，我便写信邀请大叔大婶一家一起去。

这一次，我才告诉母亲，那年大雪天，我从学校回来，路上桥塌了，就住在大叔大婶家里。

听了事情的经过，母亲当时就哭了。

后来，她经常和我的两个弟弟说，你姐当年这么大的事都不说，要是真冻死在路上，我们都没地方去找。

许多年来，母亲只要讲起这件事，就会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父亲和母亲

在五中教书三年后，我被调到县里工作。后来因为先生工作的调动，我决定离开老家，去往杭州。

1983年12月，我带着两个孩子，坐上了从郑州开往杭州的火车。

这一天，县里的领导、同事，还有许多村民来车站送我。他们给我装了满满一大箱玉米渣，还有一些老家的特产。

很感动，也很感慨，有太多不舍。

我们到杭州的第一张全家福

我也不再是那个坐在桥上，沐浴着月光，晃着脚丫，唱着歌，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女了。

已经35岁的我，是妻子，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前面还有许多未知和挑战在等着我。

我已经想过了到杭州后可能的情况：每天早早起床，给孩子做早饭。每天早早出门，骑一辆行车，大儿子坐在后座，小儿子坐前面的横杠上。

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没想到，这一离开，就是一辈子。

爷爷不知道，我会走得这么远。

如今，孙子孙女也已长大，而我正在幸福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