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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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妻弃子40年，他真的是罪人吗？

(2022-05-28 16:12:04) 下一个
作者：叉少 来源：往事叉烧 

1911年，郭沫若的母亲让他迎娶裹着小脚的女人张琼华，郭沫若把这场婚姻喻为“隔着口袋买猫，说的是白猫，打开来看却是黑猫”。

 

结婚第5天，郭沫若离开家，不久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郭沫若爱上了同样反抗婚姻的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

 

俩人在一起后，郭沫若给她改名“安娜”，共同生活的21年里，安娜为郭沫若生了5个孩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秘密回国，因日本警方监视，不能带妻儿。第二年，郭沫若娶了同样富有才情的于立群，那年，于立群年仅22岁。

 

多年后，郭沫若的二儿子郭博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郭沫若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1892年，四川峨眉山下的蜀乡小镇郭家诞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出生时竟是脚先下地。男孩长大后，自嘲道：“这大约是我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郭朝沛给儿子起名“开贞”，乳名“文豹”，据说他的母亲怀上这个孩子时，梦见一个小豹子咬着左手的虎口。开贞长大后，给自己起名“沫若”。
 
郭朝沛世代务农经商，到了上学的年纪，却不得不辍学为生计奔波。自己无法读书，却想让子女有学问，常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于是在家里办了个私塾，请了一位先生教书。
 
郭沫若只有两三岁时，母亲便带着他一起玩，还教他背了很多唐诗。
 
刚到四岁半，郭沫若就吵着要去读书，他觉得读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母亲觉得还早了点，但父亲想早点给孩子穿起牛鼻子（启蒙）也挺好，于是答应了郭沫若读书的要求。
 
郭沫若还小，读的是《三字经》。先生要求先背熟，再讲解意思。郭沫若很快背熟，但等听讲解时觉得很是无趣，眼睛不知道飘到哪里。
 
几天后，郭沫若觉得上学就像是进了笼子，便开始逃学。父亲抱着郭沫若，强制送回了私塾，其他学童见了，嘲笑他是“逃学狗”。郭沫若没法，只得乖乖跪下被罚。
 
没多久，皇帝颁下圣旨：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作策论。先生便开始让学生们读《左氏春秋》、《启蒙画报》、《新小说》等等，郭沫若尤其迷恋拿破仑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传记故事，仿佛开启了新的世界。
 
1904年，郭沫若的哥哥准备去日本留学，临走时，问弟弟：“你是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出洋？”“我当然想跟你去。”
 
“那你去了之后想学些什么呢？”郭沫若不说话了，12岁的年纪还没想到这么远。
 
“学实业吧，可以富国强兵。”哥哥想带郭沫若一起出去，父母不同意，只好作罢。
 
 
第二年，父亲带郭沫若去考了新学堂。
 
郭沫若还没上几天学，便觉得授课内容贫乏且浅显，于是每天都在外面玩耍，到了考试时却得了第一。
 
大年龄的老学生不满，骂郭沫若仗着长得清秀，在先生那里献媚，要求查卷，但没问题。没办法，先生只得给郭沫若扣了几分，理由是请过几天假。
 
郭沫若觉得受到了侮辱，先生的师道尊严顿时全无。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龌龊。
 
升入中学后，郭沫若仍觉得老师没有水平，经常在校外抽烟喝酒，跑到街上游荡，焦躁到无法忍耐。
 
到了第二学期，学堂换了校长老师，依然没有改观。一天晚上郭沫若醉酒后，大骂监学“虚伪、不学无术”。等第二天郭沫若醒来后，学校炸开了锅，监学也破口大骂郭沫若“没有家教，不知羞耻”。
 
没多久，郭沫若被斥退，但他并不难过，他觉得在这种地方呆着不如离开。郭沫若跟父亲说：“我可以去成都继续上学，说不定还可以出省呢。”
 
1909年冬天，郭沫若和哥哥一起前往成都，还进了省城名校，郭沫若很开心，觉得终于可以学知识了。还没到一个月，郭沫若便开始失望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学界会如此腐败，所谓的名校也不过是在糊弄日子，心想：我的梦想是不是无望了？
 
就这样过了两年，郭沫若19岁了。这年，郭沫若放暑假回家时，母亲对他说：“你也到年纪了，该考虑结婚了。”郭沫若不想随便娶一个女子，极力推脱。母亲拗不过儿子，只得暂且放下这事。
 
没想到，郭沫若回成都后不久，收到书信，信上说：母亲已经给你定了婚事，是远方叔母的亲戚，苏溪场张家的女儿，名叫张琼华。
 
郭沫若很矛盾，既不想结婚，又不愿忤逆母亲，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叔母说姑娘的人品和三嫂一样，三嫂那么美，那她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等郭沫若年假再回家时，父母说：“你们尽快把婚事办了吧。”郭沫若知道逃不过去，点头同意。
 
婚礼那天，仪式完成，郭沫若满怀期待，想看看妻子长什么样。当伴娘搀着新娘迈出轿门时，郭沫若竟看到裹着小脚的妻子。当郭沫若最后新娘揭开盖头时，眼前只有两只猩猩样的鼻孔。
 
（张琼华与郭沫若母亲）
 
郭沫若失望透顶，后来把这场婚姻喻为“隔着口袋买猫，说的是白猫，打开来看却是黑猫”。
 
婚后第五天，郭沫若登上船，离开沙湾场。
 
 
郭沫若回到成都后，心情并没有变得轻松。对婚姻失望，对学业失望，郭沫若开始自暴自弃。后来，郭沫若回忆起说：“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
 
1913年，郭沫若考取了天津的陆军军医学校，半年后，哥哥到天津看郭沫若，再次提起去日本留学的事情，郭沫若想了想，最终决定连夜去日本。
 
到日本后，郭沫若的课业十分繁重，并且还加上了外语。郭沫若每天要5点半起床，行冷水浴，除了晨练和一日三餐，一直学习到晚上十点才能休息。
 
通过外语学习，郭沫若开始读很多外文原作，还爱上了席勒、歌德等人的作品。但也正是这段时间，郭沫若因为紧张，开始脑部阵痛，有时候晚上才能睡三四个小时，还总做噩梦。郭沫若很烦闷，甚至想过去死。
 
郭沫若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开始读些让自己能静下心来的书籍，一个多月后，郭沫若发现自己的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
 
1916年，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一位朋友患了肺结核，住进圣路加医院。此时郭沫若在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郭沫若特意去东京看望他。
 
一天，在医院，郭沫若看到了一位女护士，女护士名叫佐藤富子，体态丰润，皮肤白嫩，是位日本人。
 
不久，郭沫若的同学去世，郭沫若很伤心，留下给他操办后事。料理完丧事后，一天，郭沫若来到圣路加医院取同学的X光片，再次见到了佐藤富子。
 
在这位年轻的女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脸红了起来，镇定后说：“陈龙骥君有X光片放在病院里，我今天特地来索取。”
 
郭沫若告诉佐藤富子自己朋友去世的消息，佐藤富子听哭了，说：“他是到上帝身边去了。我们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天国才是归宿呀。”
 
郭沫若很感动，心想：她（佐藤富子）的到来，是不是上帝在可怜我，见我失去了一位投契的良朋，便送来了一位娴淑的腻友。
 
佐藤富子接着说：“X光片寻出后，我会给你邮去的。请问寄到哪里呢？”“请寄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我在那里读书，明天就回去。”
 
“原来你是未来的医生啊。医生真好。”郭沫若脸又红了几分。
 
第二天，郭沫若回了冈山，几天后，郭沫若收到了佐藤富子寄给他的X光片，还有一封英文信件，信件上，佐藤富子再次表达了对郭沫若朋友去世的遗憾之情，还说郭沫若如此善良，你的朋友在天国会感到宽慰的。
 
郭沫若读后又感动又兴奋，立马给佐藤富子回了信。信中，郭沫若坦言，自己虽已结婚，但包办婚姻让自己无比痛苦。
 
就这样，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一个在冈山，一个在东京，每周三四封信，写了5个月。郭沫若了解到佐藤富子是仙台的士族，父亲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土木系，后来加入教会，成为了一名牧师。在佐藤富子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准备将她嫁人，佐藤富子不愿意，跑到圣路加医院做看护。
 
郭沫若觉得这才是有着自由思想的女性。放假时，郭沫若和佐藤富子相约旅游，山顶上，郭沫若抓着富子的手：“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我爱上了您。” 
 
回家后，郭沫若为富子作了一首名为《Venus》的情诗。
 
“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那段时间，郭沫若不停地写诗，陆续写出《新月与白云》、《别离》、《维奴司》等，表达对富子的爱意。
 
为了和郭沫若在一起，富子几乎和家里断绝了联系，搬去和郭沫若同居。郭沫若给富子取了个浪漫的名字“安娜”。
 
没多久，安娜怀孕，年底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郭沫若也通过考试，接到了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的通知书，带着安娜和儿子来到福冈，没钱，只能租两间小屋，勉强安顿家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愤慨，和同学组织通讯社，包揽了所有翻译工作，为了工作方便，还定了一份《时事新报》。
 
有一天，郭沫若在报纸副刊《学灯》上读到了一位作者写的白话诗，非常惊讶，心想：这就是诗吗？那我以前写的那些自由体的诗，都可以拿来发表吗？
 
这样想着，郭沫若翻出以前写过的两首诗歌投稿给《学灯》，并署名“沫若”。不久，诗歌发表，郭沫若大受鼓舞。
 
 
郭沫若想转学文科，安娜不同意，安娜觉得郭沫若学医起码可以有经济上的保障，郭沫若知道这一点，只能暂时把想法搁置，但他想不通安娜怎么会如此不理解自己，于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翻译歌德的长篇巨作《浮士德》上。
 
后来有一天，郭沫若在上课时，忽然想到阿拉伯神话中神鸟的传说，灵感迸发，不停地在纸上写着，直到下课铃把他拉回，郭沫若心想：这该死的铃声。
 
回到家中，郭沫若找不回白天的灵感，很沮丧，直到快睡觉时，思绪才被拉回。郭沫若迫不及待地坐在书桌前写完：“我们光明呀，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就这样，郭沫若写出了第一首长诗《凤凰涅槃》。
 
 
写完《凤凰涅槃》后，郭沫若彻底选择弃医从文。
 
1921年1月，冬假刚过完，郭沫若就递交了休学三个月的申请，去京都帝国大学旁听文科，随后又动了办刊的念头。
 
几个月后，郭沫若约了东京的几位朋友聚会，提倡以《创造》作为刊物的名称，还可以成立社团，大家一致同意。郭沫若很高兴，离开东京回家小住，随后回上海准备刊物。
 
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终于出版，这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收入了《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56首诗。郭沫若表示自己“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女神》一出版，立即在五四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大家都叫郭沫若为“新诗人”。闻一多被诗中的自由精神所打动，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评价到：“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1923年，郭沫若刚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有医院高薪聘请郭沫若，郭沫若拒绝，带着安娜和孩子回了上海继续创办刊物。没过多久，郭沫若愈发苦恼，因资金困难，刊物不得不停刊，一家人也只能挤在一个小房间中，就像生活在牢笼里。
 
 
郭沫若带着安娜回到日本，开始替一些国内出版社翻译英文作品，以此赚点钱。
 
有一天，有位出版社的朋友问郭沫若：“你愿意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吗？”之前，郭沫若曾读过这本书，不是太喜欢，但还是接了这个工作。
 
郭沫若没想到，这本书竟变成自己的思想启蒙。郭沫若花了50天，通宵翻译出了这本书，感觉脱胎换骨，接着给好友写信说：“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中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阴影里救出来的是它。”
 
这本书翻译完没多久，郭沫回国。刚到上海，郭沫若就开始翻译《资本论》，随后又写了很多文章攻击军阀政府。
 
这年冬天，瞿秋白看到郭沫若的文章觉得他是个有革命热情的文化人才，去家中拜访他后还举荐他担任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
 
1926年，郭沫若来到广东，结识了周恩来，正式提出想要入党，但被委婉拒绝，陈延年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做宣传工作，郭沫若欣然同意，在周恩来的介绍下，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7月，北伐战争打响，郭沫若亲上战场，在此期间，见证了大量的流血牺牲。郭沫若本以为蒋介石可以带领革命，可没过多久频出事端。
 
郭沫若化名回到南昌，躲在朱德家，写下讨蒋缴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可惜并没有引起足够大的重视。蒋介石很生气，发出通缉令，但没有抓郭沫若，之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同年9月，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怕郭沫若在上海危险，想送郭沫若一家去苏联。没想到，12月初，在即将出发之际，郭沫若却突患斑疹伤寒，持续高烧不退。安娜很着急，找了一家私人医院，将郭沫若送去。
 
郭沫若刚住院时，一直昏迷不醒，身上直冒冷汗。最严重时，医生摇摇头对安娜说：“你可以准备后事了。”不过，在安娜悉心的照料下，两周后，郭沫若的病慢慢好转，只是听力更差，耳聋的更加厉害，但郭沫若还是有种复活的感觉。
 
养病期间，郭沫若几乎每天都写新诗，创作欲大增，还把这些诗汇集为《恢复》集。
 
 
之后，郭沫若和安娜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回了日本。那段时间是两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光。佐藤富子在房前的空地种上青菜和鲜花，院子里也会养些鸡鸭。
 
第二年初，郭沫若花了十年翻译的《浮士德》也终于出版，郭沫若拿了一本样书送给安娜，在第一页写道：“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又在第二页用德语写：“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在日本呆了些清闲的日子后，郭沫若了解到国内的情况，还是想回国。但此时，郭沫若依然心绪不定，一方面他被政府通缉，另一方面还和安娜有五个儿女，怎么能弃之不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郭沫若归国之心更加迫切。郭沫若觉得现在已经是民族垂危之时了，自己怎么还能安心呆在这里。
 
思考再三，郭沫若决定自己回国，不带家属。一天早上，郭沫若穿着木屐，安娜在一旁看书，孩子们还在睡着，郭沫若走到安娜身边，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转身就走了，什么都没带。安娜以为郭沫若就是正常出门，微笑了一下继续看书，没想到，这竟是离别。
 
郭沫若还留了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安娜，我走了，你不会怨恨我太狠心吧......我的祖国召唤我回去，我愿奉献我的所有，乃至生命。”
 
郭沫若回国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非常恼火，于是对留在东京的安娜和儿女实行迫害，不仅进行殴打，还抄了家，日本军方强令安娜让孩子加入日本籍，以求保护，但被郭安娜以“孩子们是中国血统”为由拒绝了。
 
安娜的小儿子长大后回忆说：“那时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妈妈，有一天妈妈一瘸一拐地走回家，腿上有青紫肿块，那是被拷打时留下的伤痕。”
 
郭沫若很痛心，但没有办法营救，只得写诗诉说。后来，郭沫若和安娜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郭沫若写了无数爱国诗歌，鼓励人民群众抗日斗争。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委曲求全的篝火绝不是真正的生。”
 
第二年，郭沫若把21首诗歌整理成册，出版诗集《战声》，还与友人一同创办《救亡日报》，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在工作中郭沫若认识了青年演员黎明建。
 
第一次见面时，郭沫若觉得黎明建长得很像自己曾在日本有过短暂交往的记者于立枕。
 
1934年，于立枕得了肺病，靠《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治病，兼任记者，和郭沫若相识后，常常一起探讨诗歌、时事。几年后，于立枕因宣传爱国活动被日本警告后被迫回国，不久便自杀了。郭沫若还特地写了一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枕女士》的文章。
 
郭沫若和黎明建交流后，发现原来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竟是于立枕的妹妹。接着于立群把姐姐思念郭沫若的诗笺交给了他，说：“我姐姐给你的。”郭沫若接过诗稿，忍不住双手颤抖。
 
后来郭沫若回忆起和于立群的第一次见面，写道：“（于立群）梳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
 
上海沦为孤岛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先后前往香港。但是，为了宣传抗日，郭沫若反复思考后决定到广州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并邀请于立群担任编辑。
 
来到广州后，郭沫若住在新亚酒楼。元旦这天，郭沫若突然接到电话，让他去武汉。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于立群出生于官宦人家。受到家庭的熏陶，喜爱书法。于立群住在新亚酒楼里后，整天读书写字。笔能达意，墨能通情。不久，郭沫若和于立群在抗日重阵武汉结为夫妻。
 
10月，武汉失守前夕，郭沫若率工作人员撤离，辗转于湘桂之间，一度和于立群分隔两地。郭沫若在衡阳避空袭时格外思念只身一人在桂林的于立群，吟成五言十首。
 
“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耳畔频低话，归来莫太迟。”
 
两个月后，郭沫若赴桂林与于立群相会，前往重庆，结束了一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元旦，周恩来为郭沫若和于立群补办了隆重的婚礼。周恩来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了！”此时于立群年仅23岁。
 
 
婚后，于立群息影，开始以郭沫若夫人和秘书的身份示人，替郭沫若抄写文章、查找资料、招待客人，整日都有忙不完的事。
 
1939年，郭沫若的父亲去世，带着于立群回家奔丧，看到张琼华把家里收拾的干净，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郭沫若也没有钱，但他的字很值钱，于是不停地写，写完就给张琼华，郭沫若说：“如果你过不下去了，就把这些东西卖了糊口。”接着深深地给张琼华鞠了一躬。
 
几年后，中国进入最黑暗的时期，郭沫若内心悲痛，写出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历史名剧。《棠棣之花》在公演之后获得极大成功，郭沫若坐实了文化界领袖的交椅。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安娜得知后激动不已，觉得八年终于要熬出头了。
 
安娜立马跑去理发店对理发师说：“我还不太老吧，请帮我好好打扮一下。”剪完发，安娜回到家中，拿出自己20几岁穿的一件和服，同五个孩子照了一张合影。女儿夸赞说：“妈妈穿上和服更像圣母玛利亚了。”安娜笑着说：“你的爸爸原来也是这么说的。”
 
第二年，郭沫若的日本朋友青木和夫返回日本时，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回到日本，青木和夫向安娜介绍了郭沫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经结婚的事。
 
安娜安静地听完，送走朋友后开始清理家中的物品，包括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亲手用毛笔抄写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
 
此时，郭沫若带着全家搬到香港，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安娜还是想去找郭沫若，看到报纸上郭沫若的报道后，安娜带着两个儿女找到了香港，郭沫若避而不见，让共同好友出面与安娜恳谈。
 
安娜伤心欲绝，但她却并不怪罪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安娜定居大连，加入了中国国籍。
 
 
1949年，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定居北京。建国前夕，郭沫若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后又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成为大家口中的“郭老”。
 
到了六十年代，风云突变。郭沫若想埋头于学术研究，但周围环境并不允许。
 
1966年，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即席发言：“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此话一出，文化界颇为震惊，开始对郭沫若和他的作品进行嘲讽，还以郭沫若为名伪造诗歌。
 
郭沫若没有回应，但此时更大的痛苦在等着他。
 
郭沫若和于立群结婚后，生了六个孩子。二儿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有一天，把郭民英把家里的录音机带到学校，开始放西洋的古典音乐，有学生写信告密，说他教育理念不和，郭民英压力很大，自己退学，没多久郭民英因为抑郁症开枪自杀。
 
又过了一年，郭沫若的第三个儿子郭世英因为在北京大学组织哲学诗社被绑架，有人别有用心说他是“反革命分子”。
 
患有心脏病的于立群听说后，受到刺激，悲愤难忍，一会大骂歹徒，一会放声大哭，还大喊道：“来整我吧，整郭沫若吧，孩子是无辜的。”
 
郭沫若面对几乎疯狂的妻子，不知该说什么。恰好这几天郭沫若要跟周恩来开会，临走前于立群叮嘱他一定要跟总理说儿子的事，但当郭沫若见到周恩来时，看着为国家消瘦的总理，郭沫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两天，郭沫若收到了儿子惨死的噩耗。于立群知道后悲痛欲绝，责怪郭沫若：“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总理说？”郭沫若不说话，半饷后说：“我不能保护儿子。”
 
儿子死后，郭沫若足不出户，在书房抄写儿子的日记，抄了八册，泪水经常把宣纸上的字迹打湿。
 
 
大难过后，于立群大病一场，郭沫若也苍老了许多。但没过多久，郭沫若又遭遇批判。
 
1973年，江青批评郭沫若曾写过的《十批判书》，说他“尊孔”。第二年，江青召开万人大会，在会上，两次要郭沫若站起来蒙受羞辱。当晚，郭沫若急性肺炎发作，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在死亡线上挣脱。
 
三年后，“四人帮”粉碎，郭沫若精神为之一振，立马写下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于立群说：“郭沫若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创作的热情，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1977年，郭沫若病情恶化。郭沫若将于立群和子女都喊到了病榻之前，对他们说："我很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我死了之后，不要保留骨灰，将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安娜也带着孩子看望郭沫若，看到安娜，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站起来，想要迎接她们。安娜快走了几步，将郭沫若扶到床上，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第二年6月，郭沫若逝世，第一任夫人张琼华也参加了他的葬礼。
 
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几乎不跟任何人来往，一直在整理郭沫若的遗稿。那时候的于立群已经身体抱恙，但坚持将郭沫若1976年之后发表的诗文编纂成《东风第一枝》。在序中，于立群写道："愿这集子成为一束迎东风而放的花枝，加入万紫千红的队伍，为神州的春天再添一分春色。"
 
1979年3月，于立群自缢，追随郭沫若而去。更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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