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4月出版了《飞将军蒋鼎文》。2013年10月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厦门举行，《飞将军蒋鼎文》被台湾华艺学术出版公司相中，一举购买繁体版权，海峡两岸相继出版了内容完全一致、不加删改的国民党重要军政人物传记。该书传主历经国共两党斗争和合作的不少历史大事，本文以蒋鼎文授受军衔为例展开，对那批风起云涌的民国重要军政人物作了节点式描述。
几乎没有一个士兵不梦想当将军，几乎没有一个将军——这里特指战争年代的将军，不是从战火中摸打滚爬、冲杀出来的。将星的摘取，固然是军人的“功成”，然这一“功成”又岂止是万骨的堆砌？故此，军衔的授任、“座次”的排列须有章可循，法理有度。
国民政府军队的军衔制度，在1935年之前是比较紊乱的，尤北洋时期的国民政府及孙中山时期的南方政府和武汉政府，“将军”之衔授予不大严肃，甚至过于宽泛，象薛岳、熊斌、孙连仲、鹿钟麟等已获上将之衔，军事参议院里更是上将排排座。为改变这种军阶过滥的现象，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于1935年初， 以“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为由，呈请国民党中央，提出减少上将员额，对一些名实不符的上将下调至中将，对中将、少将晋升进行严格控制。这一报告在国民党中政会上表决获得通过。稍前，国民政府又规定：“上将需经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设有殊勋的中将晋任”，又加上二道门槛。
1935年3月，《国民政府公报》公布了《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为特级上将”；而符合晋升条件的“陆军上将分一级、二级。”
其时的中国，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已被他赶入绝境，彻底消灭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地方实力派已无翻江倒海之力，再施收买，天下英雄就尽入彀中；日军在窥测时机，中日难免大战。故军队的整顿调度、将领的论功行赏、名器之道需作法理程序上的调整，以便届时汇聚战力，统一军令、集中指挥，重整江山期有时。
于是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两个条例，在1935年4月1日，蒋介石被国民政府授任为“民国史上唯一陆海空军特级上将”。
4月2日，授任陆军一级上将8人，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
4月3日，授任陆军二级上将20人，为陈调元、何成浚、朱绍良、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刘峙、万福麟、何键、白崇禧、刘镇华、顾祝同、商震、傅作义、徐永昌、于学忠、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
4月13日至4月22日，授任黄杰等230多人为陆军少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上将”、“上将衔”一说，这两个级别是因为后来职多额少，矛盾突显，作为一个过渡而追加的。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这时公布的将领，除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之外，其他的中将、少将人数当不止这一些，尚有少数将领未经公报公布，但大体是如此了。故而1935年4月公布的首批上将、中将、少将，是颇具“含金量”的。
何应钦时任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长，是8个一级上将中唯一的嫡系，其他7人，除朱培德外，都是地方实力派的一号实权人物，他们与蒋介石或明争暗斗，或殊死搏杀，至授任时亦未止息。蒋介石还是这样安排，用意自明。
蒋鼎文与何应钦、朱培德的关系之深不用多说；与李宗仁的关系也不浅，他们并肩作战过，以至7年多以后，李还出面调停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的矛盾。蒋鼎文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单独交往，迄未见有更多的记载，只不过在战场上时常兵戎相见，由此前推5年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调集5个师，欲一举将蒋的第九师聚歼，蒋鼎文险些被包了“饺子”。与阎锡山的直接交道，为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蒋鼎文、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张学良交往次数不多，然相识相谈很深，两人在交心的同时，还有一次意外的“流血交往”经历，又平增友谊。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派蒋鼎文与张学良搭挡“剿共”，两人相知相交投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与陈济棠，蒋鼎文不是一般的熟悉，而是私谊相厚。
在首批一级上将中，相对说来，陈济棠的资历或许最浅，起点也最低，但风云际会，特别是“福建事变”的突发，使陈济棠坐享渔翁之利，其军事实力得到迅猛发展，乃有“南霸”一方，檄调全国地方武装之势。在“平闽”与“剿共”中，蒋、陈两人频频相晤，共谋会商，合作不少。不过一年以后，陈济棠欲在两广武力反蒋，蒋介石乃令蒋鼎文将部队开驻粤边。蒋鼎文在3天之内，便集结了5个师的兵力，向闽粤边境挺进，同时致电陈济棠：“你革命多年，屡立战功，中央俾以东南重任，可谓厚矣！你妄图变心，使人民遭受涂炭，于心何忍。且中央大军，已云集边境，如不亟早悬崖勒马，李济深前车之鉴当不远矣。希兄痛改前非，弟当致电中央，确保你一切安全及出洋考察。”陈济棠即复电函：“吾兄金玉良言，深为感谢，方命尊办，特复。”如若不是“六一事变”和平解决，蒋鼎文的部队即为入粤讨陈的先锋。
这里有必要宕开一笔，既用张发奎的回忆来证实此事，又说明张发奎有时也自我拔高。张发奎回忆说：“当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先生决定分兵几路征剿。他指定我为前敌总指挥。于是我率领两个师与其他单位，自江西进击粤北，罗卓英担任我的副手。我对蒋先生说我不想参加内战，建议罗卓英取代我的职务。他不勉强我，说我可以挂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让罗卓英执行。他要我去福建协助蒋鼎文，他正准备进攻广东的东江地区。我的职位蒋先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他只是简单告诉我去协助蒋鼎文，但是事实上蒋鼎文必须听我的，因为我的职位比他高。”
历史的事实是在两广“六一事变”时，蒋鼎文出任二级上将已一年多，军事要职是驻闽绥靖区主任，兵多将广，手握重权。而其时的张发奎是一个中将，且没有真正掌握兵权，蒋介石让张去福建仅让他去“协助蒋鼎文”。但张的“回忆录”游离了时也势也的背景，玩了一点点虚荣。
张发奎是一代名将，北伐尤有殊勋，因追随汪精卫，所以蒋介石施展权术解除了张的第四军军长职务，仅仅给了军事参议员的虚职上将（院长唐生智），到1935年4月授衔时，又将其上将衔撸到中将，名实都剥离。蒋介石稍后为笼络张发奎，让他去接替卫立煌出任“闽、赣、浙、皖边区”的“清剿”军总指挥。然此时中央红军早已北上，蒋介石的军事重心已不在此，张发奎本人也心意阑珊。
对于自己仅仅是一个“中将”衔，张发奎还是耿耿于怀。他继续回忆道：“有一次我去南京时，何应钦告诉我，蒋先生后悔已往待我甚不公平，但遗憾的是，二级上将的名额已经用完了。我从欧洲回来后，正逢国军将官授衔。条例规定，挂四颗星的一级上将有8位，挂三颗星的二级上将有 22 位（按，张回忆有误，实为20位），五星特级上将仅1位。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陈济棠、李济深、张学良当上了一级上将（按，张回忆有误，有点张冠李戴，此时李济深非一级上将、白崇禧是二级上将，张漏列了唐生智、朱培德这二位一级上将），蒋是唯一的五星特级上将。边区‘清剿’总指挥本应授二级上将军衔。鉴于我的资历（当过孙中山卫队营长），二级上将也已经偏低了。我完全有资格当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从不求官。我告诉何应钦，我不在乎。我被授予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按，时间误，张迟至1936年9月12日才中将加上将衔），何允诺一旦出现空缺，我会立刻真除上将衔。”
直至10年以后的1945年10月3日，张发奎的陆军“二级上将”终于实授，自此直至以终都是如此。
其实，从军衔晋级这个角度看，钱大钧、陈仪、汤恩伯等似乎“更亏”些，这句话当然有笑谈的成分。钱1936年9月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陈仪1937年9月为中将加上将衔，汤恩伯1946年2月为中将加上将衔，他们的资历和阅历在此也不展开了，但直至以终这三人都未实授“二级上将”。
再回到主题上来，二级上将计20位，这当中，真正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只有朱绍良、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四人，占比五分之一。其他的二级上将大多来自各个地方实力派系，在较大派系中是二号实权人物，在较小派系中为一号实权人物；还有个别将领为原非嫡系，而此时已为蒋介石所重用的军事实掌者。
不难看出，第一批的一、二级上将授任是在平衡各个派系，甚至有所“照顾”非嫡系。这种平衡术或者说凝聚技能反映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的非凡手段。军衔的授予，是其时党政军一元化人物的毕生追求和人生成就体现，如若授受不公，立会引发尖锐的矛盾冲突，乃至意想不到的政治风云变幻。
中央军嫡系的一、二级上将共计5人，其中何应钦比其他4个人资历、官阶均高一级。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县人，1890年4月出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入黄埔军校前任过团长、旅长、云南讲武堂教务长、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等职。进入黄埔后，任军校战术少将总教官，建立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为教导团第一团团长，第一师师长。1926年7月，蒋介石辞去第一军军长后，由何应钦接任，其后何又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长兼武汉行营主任、郑州行营主任等职。何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这次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各军授衔，具体由他经办。而何对军部下奖赏，军衔晋升，严格按制度办事。曾有当事者发出感叹：“大家常常私下窃窃议论，何（应钦）将军对干部的升奖，不是用大秤来称，而是用小天平过量，差一丝一厘都不行。”何应钦是除蒋介石以外的国民党政军界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他出任一级上将实至名归。
再来说说四位嫡系二级上将。朱绍良是4位二级上将中唯一不是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但他却是蒋介石的老同事、老战友。朱绍良，字一民，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福建福州，1891年生人，早年入日本振武学校，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黔军司令部参谋长、代理总司令，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任大本营高级参谋。北伐后，历任师参谋长，总司令部武昌行营参谋长、第九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下野后，朱亦去职。蒋复职后，朱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政厅长。1928年7月军队编遣，任第八师师长。至1929年3月，朱绍良出任重新编配的第二军首任军长，其时蒋鼎文的第九师即归该军所属。朱又任中原大战时右翼军总指挥。参予指挥对中央红军进行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时，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次授予二级上将，朱绍良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正在追堵长征中的红军和围攻西北方面的红军。所以朱绍良虽非黄埔系出身，却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将领，直至以终。
刘峙是“福将”之说，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即或连刘峙本人也知道。他曾自我解嘲地说：“有人恭维我是福将，因之所向无敌。假如世界上确有所谓福气可以击败敌人的话，那么这个福气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与胆识，再加上百分之一的机遇，和其他的因素。”
确实，刘峙的二级上将是他在烽火硝烟中实打实打出来的，而不是“福气”所致。刘峙，字经扶，号天庐，江西庐陵（今属吉安）人，1892年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留学日本不成被遣返回国，后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后先后在粤、川、滇军中服役，历任营长、团长等职，任过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第一游击大队长，建国粤军上校军事参议等职。黄埔军校创建之初，被校长蒋介石聘为少校战术教官。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时，任教导第一团第二营营长，第一次东征后，升任团长；第二次东征后任副师长兼参谋长，至北伐开始，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蒋鼎文即为该师所属的第五团团长，当刘峙升为第一军军长后，蒋鼎文则为该军的第一师师长，当刘峙升为军团总指挥时，蒋鼎文递任为第一军军长。
刘峙在讨伐唐生智和中原大战中均任一方面的总指挥，尤在中原大战中战功辉煌，因而获胜后，蒋介石任命刘峙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稍后改任驻豫绥靖公署主任。刘又任过“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副司令官（总司令蒋介石兼），因同红军作战有功，蒋介石在河南新建一县，命名为“经扶县”（一为安徽以卫立煌命名的“立煌”县）。以生人冠名，世所罕见，亦可见蒋对刘的器重和笼络。刘峙授予二级上将时，担任驻豫绥靖主任一职。
与朱绍良、刘峙的资历相比，顾祝同稍浅。但黄埔起步，顾又比刘略高。顾祝同，字墨三，江苏安东（今属涟水）人，1893年出生，家境贫寒。在当地县城高等小学毕业后，投考南京陆军小学第五期，读书从军反复几次，后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次年毕业。历任连长、营附职。与蒋介石相识后，先后在粤军任中校副官、上校参议。黄埔军校成立时，被蒋介石聘为中校战术教官，又兼代军校管理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团二团成立时为第一营营长（团长王柏龄）。第一次东征结束后，调升为第二团参谋长；第二次东征结束后，任第三师上校参谋长，旋升为第三师少将副师长，北伐开始不到半年升为第三师师长。1927年9月后任第九军军长兼第三师师长。蒋鼎文其时还在宁波浙东警备司令任上，直到同年10月，蒋介石策动何应钦任命蒋鼎文为第一师师长。
蒋桂战争之时，顾祝同任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中原大战中任陇海路前敌总指挥。战后顾任陆海空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后又改称潼关行营主任。1931年12月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任职不到两年，调任“赣、粤、闽、湘、鄂”5省“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与蒋鼎文搭挡，蒋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自此后，顾、蒋在同一职位上有过多次交集机会，但只有一次成功交接，对此下文还将提及。
蒋介石与蒋鼎文、陈诚等合影
不过，在此前顾祝同与蒋鼎文有二次“生死交往”，虽不是发生在战场上，但听来还是惊心动魂。
一次是1931年初春，顾祝同在潼关任行营主任，蒋鼎文在洛阳兼任警备司令。未几，顾到洛阳与蒋商量军事部署，两人谈得十分投入。事毕，由铁甲车司令蒋锄欧安排顾乘铁甲车返回潼关。顾因此行仅警卫、随员十数人，故铁甲车只挂了一节车厢。车行至陇海线最高点观音堂车站时本须降速，因为自观音堂向西全是下坡，且下坡线路有几十里之途，然司机不熟悉陇海线这一段的地理状况，依然以爬坡的动力前行，于是铁甲车越行越快，司机顿时紧张，但又不敢刹车，恐导致倾复。顾等一行惊惶失色，只有双手抓紧栅栏，顺凭铁甲车快速下行，如此直泻几十多里到达峡州站。车站值班之人见车速如此快捷，赶忙扳开车闸放行，铁甲车又向西冲了10多里，直至平坦地段才慢慢停车，然后再缓速开至潼关。顾等躲过这场无妄之险。蒋鼎文事后闻悉，忙电话压惊，二人额手庆幸。
还有一次则是飞机遇险，时在1934年10月中旬。当时蒋鼎文的东路军未能按照蒋介石的时限攻取福建长汀，引起蒋介石不悦，即令顾祝同率韩德勤、郭忏两位参谋长由南昌起飞至龙岩，实地察看情形，并分析是何原因迟至。顾、韩、郭分乘3架小飞机前往，顾先行，韩、郭后随，然韩、郭已抵达，顾的飞机始终不见来。蒋等焦急万分，四处电讯也未有消息。顾的飞机是资深飞行员、航空第三队队长张有谷驾驶，他们在南城停搭加油后继续飞行，不意机件发生了故障，乃采取紧急迫降措施，然机下并无平坦之地，只有迫降于山间梯田，为田埂所阻，飞机翻滚几圈后才停住。顾、张两人只是轻微受伤，身体并无大碍，只不过所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知身在何方。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宋希濂部的哨兵在巡逻时发现了他们，即把顾、张带到营部，迅即电话告知龙岩，第二天顾乘汽车抵达。蒋鼎文告诉顾祝同，所迫降地点恰是红军控制区域的边缘，如果飞机稍微偏离，则成红军的战俘无疑。
如此化险为夷的经历，也增添了两人之间的话题和别样的情谊。
顾祝同
可见与朱绍良、刘峙、顾祝同相比，蒋鼎文的资历还是要浅一些。之所以蒋鼎文能取得一个二级上将席位，还是他的战功在发挥重要作用，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官方语言是：他当属“于国家建设有殊勋的中将。”
其实，蒋鼎文入黄埔军校之前起点并不算低。浙江讲武学堂毕业后，凭借他血气方刚的胆魄，以小小排长策动浙江独立。其后与蒋尊簋、王文庆等长一辈军人在广东、福建奔走，策动赴闽浙军起义，投奔孙中山阵营，历任西南军政府和护法军政府中校、上校参谋等职。
蒋鼎文与蒋介石于1918年8月相识于福建长泰，蒋介石时任粤军第二支队长。当时蒋鼎文的顶头上司王文庆不大认同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这个人“难缠”，不值得深交，并叮嘱蒋鼎文注意。或因此之故，“二蒋”在黄埔军校之前交情泛泛，并不深厚。
而蒋鼎文认准了人生方向，以上校之身报考黄埔军校学生区队长职位，此职初只有中尉衔，稍后才为上尉。他在人生路上重新起步，诚不愧为顺潮流、识时务的俊杰。
军校教导团组成立之初，蒋鼎文任教导第一团第一营副营长（营长沈应时）兼第二连连长。第一次东征时适逢一营营长受伤，蒋代理营长指挥淡水之战，显露出色的作战指挥能力，继在棉湖之役，蒋所率第一营几乎以一当十，击退陈炯明劲旅，而蒋鼎文身负重伤，依然冲锋不退，使蒋介石认识到其英勇。未几，任二师五团团长。又在中山舰事件中，充分领会蒋介石的意图，起到了一石三鸟的震慑作用。当北伐进入中期，伤兵闹事层出不穷，蒋介石感到颇为棘手，又是蒋鼎文恩威并施，把一批恃功居傲的各路伤病官兵训练成一个出色的国民政府警卫团，让蒋介石感到其独立的组织统兵才能。
蒋介石第一起下野之时，把蒋鼎文安排到其家乡宁波，出任浙东警备司令，蒋鼎文奉其意图又与时任浙江军政界的首脑人物周凤岐斗法。当蒋介石赴日本前夕，与何应钦商定，任蒋鼎文为第一师师长。由此蒋鼎文在军事舞台上显示出全面作战的军事才能，蒋冯、蒋桂、蒋唐战争以及稍后的中原大战，蒋鼎文的“飞将军”称号得以一步一步成名。
蒋介石手令致蒋鼎文，就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番号事宜
蒋鼎文在黄埔军校仅以中尉起步，所以他在其后的军人生涯上是“奋力追赶”，至1928年7月整编时，他出任了整编后的第九师师长，与朱、刘、顾职衔大体齐平；至中原大战结束，由于战功卓著，且是主力第一师的“中兴”师长，第九师的创立师长，资历、战功渐趋完备，已基本可与朱、刘、顾平起平坐；第三次“围剿”后期，由于对方志敏红十军“清剿”得手，又给蒋介石进献“进剿”方略，故而蒋介石让蒋鼎文出任第五次“围剿”时的主力部队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让其带领人数最多的主力部队冲锋陷阵。
适逢“福建事变”发生，蒋鼎文实际所指挥的15个师在短短的2个多月时间内就平定“闽变”，从而使蒋介石在“围剿”红军部署中取得战略上的主动。蒋介石决然从北路军分出东路军，并让蒋鼎文出任总司令。蒋鼎文率部从福建向西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下长汀，占会昌，克瑞金，终于使蒋介石达到了预期的军事政治目的。
到1935年4月，蒋鼎文被授予二级上将时，他的职位为驻闽绥靖区主任，已完全可与朱、刘、顾平驾齐驱。蒋鼎文的战功，在国民党军史中评价甚高。台湾史书吴相湘《民国百人传·蒋鼎文》中开头即谓：“蒋鼎文在国民革命军战史中保有勇敢善战的纪录。”
1940年民族扫墓节蒋鼎文（中）等祭黄帝陵合影
十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周期。如果以黄埔师生为例，那么1935年就是这批风云人物的重要节点。回头盘点一下10年以前的黄埔军校教职员名录，在教官中，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脱颖而出，钱大钧、陈继承、陈诚、张治中紧随其后，而蒋鼎文，则是上升速度最快、风头强劲的二级上将。
当然，在这众多教职员中，也有政治信仰、作战牺牲，或其他原因中途分手，分道扬镳，致使无从比较的，但细数起来，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不带普遍性。
4个二级上将中，顾祝同赴台后依然在军中任职，1954年7月晋升为一级上将；朱绍良到台湾次年退出军界，1963年12月病逝，追晋为一级上将；蒋鼎文抗战胜利后不再在战事第一线冲锋陷阵，至20世纪50年代初退出军界，1974年1月逝世后被追晋为一级上将；刘峙于淮海战役惨败后，瞬间淡出，至1971年1月病故，这位老资格的嫡系将领止步于二级上将，在他死后蒋介石没有给予追晋。
蒋鼎文在河南抗日战场绝命家书手迹（1944年5月26日晚）
按照传统的主流说法，蒋介石手下有“八大金刚”和“五虎上将”及“三鼎甲”。“八大金刚”除了上述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四个上将外，乃将朱绍良换成了资历相当的钱大钧，另加了陈诚、陈继承、张治中，显系全为黄埔出身。而国民党军方还有一种说法，抗战以前，军中的“三鼎甲”为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尤蒋因作战勇猛善战，又叫他小赵云、拼命三郎。
如果将黄埔军校作为“八大金刚”的军人起点，那么蒋鼎文起步还是最低。何、刘、顾前已略述，而钱大钧、陈继承是中校级的军事教官，陈诚是校长室的上尉官佐，张治中虽晚来半年，但其开步即是黄埔军校的上校副代理总队长。到了1935年4月正式授受将军职衔时，这4个人的官职，钱大钧为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参谋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陈诚为驻赣绥靖军预备军总指挥，军委会宜昌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为驻赣第四绥靖区司令官。特别是钱大钧、张治中的资历，钱是1926年的师长，次年的军长，乃至整编后的第三师师长；张是1928年的军政厅长，次年的军长。但1928年7月部队整编时陈诚、陈继承与蒋鼎文拉开了差距，陈诚在1927年当上了师长，在整编时为第十一师副师长。1928年7月的军队大整编，这是国民党老资格军人非常看重的门槛，他们的战功、资历都在其时得到集中体现；其后陈诚又在蒋鼎文所属的第二军任师长；至中原大战后，陈诚出任第十八军军长。第四次“围剿”时，陈诚出任中路军司令，虽被打得灰头土脸，但依然为蒋介石信任，到第五次“围剿”时，陈诚继蒋鼎文出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与红军打得风生水起，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立下战功。陈继承亦然，早在1927年当上了师长，但次年整编时变成了副师长，两年后再出任军长，然后出任绥靖区司令官。
陈诚
窃以为，如果一定要将“八大金刚”排个座次，那么时间节点要相同，如果起点不同，就是时空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不同，会造成名与实的疏离，所谓比较，无疑要从战功、资历、服役年限等方面综合考虑。1935年4月国民政府第一次统一授衔时，钱大钧、陈诚、张治中、陈继承都是中将；前三位是1936年9月实职中将领上将衔；陈诚于4年以后提为二级上将；张治中于10年后再提为二级上将；而钱大钧未再提衔；陈继承则止步于中将。“八大金刚”或可依次排成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
这种“座次”排列，不意在国民党军中当时的资料中也得到印证。1940年2月，何应钦50寿辰，中央军黄埔系高级军阶将领为其祝寿，并由“党国文胆”为何应钦撰写了《何公五十寿叙》，寿文由书法名家沈尹默书就。由于书法精妙绝伦，至今公开传世甚广。上署祝寿者9人，依次为顾祝同、刘峙、蒋鼎文、陈诚、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王懋功、俞飞鹏。所谓的“八大金刚”全在上面，而王、俞二人的资历几可与何应钦齐驱，但在风头正劲的“八大金刚”面前也只得忝陪末座。
在“八大金刚”中，蒋鼎文与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谈得来，相交合拍。与何应钦之间，不仅在公干层面，私下亦相和睦。然西安事变期间，两人一度产生误会，以致互不交心，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与刘峙、顾祝同、钱大钧更贴近一些。刘峙辗转到台湾后颇显落魄，而蒋鼎文处境较好，积极为刘峙奔走，在医疗诊治待遇和经济上有所照拂；与顾祝同则两心相印，按照顾的原话，他与蒋铭三“在公是义同一体，在私则情若昆弟”；与钱大钧的关系，钱是这样说的：“我与铭三兄订交五十年，患难与共，甘苦共尝”，越到后来“情益笃而谊益深，至死不渝”。蒋鼎文曾诗赠钱大钧：“东征北伐告成功，五十年来休戚同；各负创伤都不死，并经幽絷脱樊笼。”
与陈诚之间，前面已述，陈原为蒋鼎文的下级，然两人性格不大相合，且时不时有争吵。陈诚手腕高明，人又精明勤奋，举止行为乃至生活方式都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常常越级报告，在政治舞台上可谓长袖善舞，于是陈诚的地位不知不觉间就超过了蒋鼎文；而高傲的蒋鼎文则逆势而行，你权越大，我则越疏离。
对于张治中，蒋鼎文认为他是个军事理论人才，而不是第一线的统兵战将，在“平闽”时，张属蒋鼎文指挥，两人关系不深不浅。张治中后来走向光明之道，则是“八大金刚”中真正识时务者也。
而陈继承，与蒋鼎文并肩作战不少，北伐时，两人同为刘峙师所属团长；打张宗昌时，两人又同为何应钦第一路军的师长。至于在私谊方面未见记述，因而就不妄加议论了。
“八大金刚”中，何应钦、张治中年龄相同，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都生于 1893 年，而刘峙则比他们大一岁，蒋鼎文与陈诚年纪最轻。宿命的安排是最年轻的陈诚离世最早，最年长的何应钦去世最迟。
至于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通常的说法是指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如果以1935年4月授衔时为起点，其时的陈、卫还是中将，不能归属“五虎上将”之列，陈、卫是四年以后的1939年5月，才同时提升为二级上将的，在这之前，陈、卫不可与刘、顾、蒋相提并论。至于军事生涯的纵向比较，就应由一种方式来界定时间节点。刘峙一度是顾、蒋、陈的上级，而陈、卫曾是蒋鼎文的直接属下，尤其是陈诚，归蒋鼎文指挥的时间还不短。五人之中，刘、顾、蒋、卫是比较典型的军人，而陈诚则抱远图宏志，跨越军界，俯仰不移，凡事立言，注重历史感，期在汗青上占席谋地，客观上也成为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家。当然，所谓国民党“五虎上将”指向上述五人，依然是一种主流说法。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值得注意，在国民政府首次统一授衔时的89名中将中，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只有3人（没有第二期及其以后届次的），即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其他大多是国内外军校如日本的军官学校、保定军校等毕业，或各个实力派系中的资深军官，包括张发奎、张治中、余汉谋、孙连仲、蒋伯诚、钱大钧、陈诚、卫立煌、薛岳、汤恩伯、陈仪、黄绍竑等资格非常老的军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不少知名高级别军官在当时被授予少将军衔，如黄杰、黄维、宋希濂、陈琪等，或稍后才被授予，如范汉杰、郑洞国、宣铁吾、石祖德等。显然，胡、李、李明显比同辈学生高出一截。然这3人中，胡宗南、李延年均是蒋鼎文在第一师和第九师师长任上举荐才得以提升。胡、李被授中将衔时，分任第一师、第九师师长，可见这两个师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位置之重要。还有一个被誉为“又文又武李默庵”，其时是蒋鼎文属下的师长，龙岩绥靖区司令。“二李”被授中将衔时均在蒋鼎文掌职的福建绥靖区任职。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如果黄埔一期生楼景樾不是在1933年病逝，那么其丰富的经历，蒋介石的器重，又是顾祝同、蒋鼎文举荐的军事干才，如日中天的主力师资深师长，当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又一个首批授予的中将。
在这次全国统一的将领授予过程中，我们可领略到蒋介石的政治平衡能力和其领军统帅的艺术水平，客观地说，蒋介石对嫡系军人以忠诚能干为度量，对地方派系则以软化感召为吸纳，他还是在搞“五湖四海”，而不仅仅是蒋记一家，从而缓释了各地军阀的拥兵自重。其时的蒋介石还不像李宗仁先生所说——蒋介石先生的“夹袋中人物”只有“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至少其时的蒋介石还是如此。
同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大会上，蒋鼎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又当选为全国国防会议委员。至后连任三届中央执委，直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舞台。
从这一年开始，蒋鼎文已集中央大员、封疆大吏于一身。
《飞将军蒋鼎文》2012年大陆版（左），2015年台湾版（右）
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教授为台湾版《飞将军蒋鼎文》作序，刊《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