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2013年翻译出版老师理查德·沃尔特的专著《剧本：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中文版，在亚马逊同类作品排行榜中曾名列第一。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上篇请点击阅读：

            杨劲桦：玛丽与我(上篇)

 

 

 本文作者在UCLA电影学院上导演课。

 

        （四）

 

        时光如梭，转眼来美国就遇到了第一个节日：感恩节。学校放假好几天，宿舍不开火没饭吃，玛丽和学生们都回家过节了。剩下我一人，无处可去，管它三七二十一，先关上门蒙头大睡，昏睡了两天，分不清昼夜，直到梦见肚子太饿才醒来。

 

        这是来美国后睡的第一个饱觉，起床洗了个热水澡，用茶杯泡了包方便面，三两口吃完，顿时心境大好，阴霾一扫而光，也恢复了冷静。

 

        于是拿出纸笔写家书：“爸爸妈妈，我很好，宿舍餐厅每天吃牛肉，所以女儿现在体壮如牛，不必担心；学校里比公园还美丽，我读完书很快就回去。”

 

        后来我回国探望父母，有一次翻抽屉，无意中发现了我写的信，妈妈把它们全部用猴皮筋捆住，厚厚的一大叠。我一封封地拆开来读，发现每封信都大同小异，车轱辘话来回写，什么我一切都好之类的，其实我何时好过？每天都是步履维艰，打落的牙齿咽自己肚里，跟谁也不说。

 

        那天忙完手头的功课和杂物，终于有时间收拾猪窝一样的屋子。我这人有个弱点，爱干净，整洁才能使我思想集中；遇脏乱油腻恶心，我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我不善于攒钱烧菜，但很会打扫房间，犄角旮旯也一尘不染。

 

        你们很难想象当时我和玛丽的房间有多脏，不仅脏而且乱，乱得晕天黑地。那天我剪了一条国内带来的棉毛裤当抹布，反正在温暖的洛杉矶也穿不着。

 

        屋子各处我一遍一遍地擦，窗台上的灰尘，玛丽书桌上的层层咖啡食物痕迹都结成了硬痂；我把床整整齐齐地铺好，枕头拍打松软，碎纸扔进了垃圾袋，脏衣服丢到洗衣篮，然后就是整理书架和躺在遍地玛丽的书。

 

        这些书可真沉，就像那种大厚的电话簿，整天抱着真不容易。我把每本书加了张小纸条做记号，然后合上，一本本靠着书架旁边摞起。不知忙活了多久，腰酸背痛，总算清理完毕。

 

        我打开窗，让风吹进，采了一枝长长秆子的天堂鸟插入杯中，看着不成比例，好笑却也别致。

 

        傍晚，我戴上围巾，独自在喧闹的Westwood漫无边际地走，看真人装假人一动不动，眼睛不眨也不笑，任凭行人装鬼脸来回地逗。我却在一旁边忍不住笑了，想想，人家那是定力。

 

        不买东西，闲逛橱窗，走到一家电影院门口，看见人们排着长龙，我才知道昨晚有新片上映。好莱坞的电影一般都在Westwood的几家影院首映，那时电影票价5美元，新片6美元，我不舍得买票，就驻足仔细看那一张张的电影海报。

 

        突然一阵恍惚掠过，几个月前在北京看《空谷芳草》和《雨中曲》时还在幻想有一天要去好莱坞，而现在这幻想居然就成了真实。不过……怎么说呢，觉得有点儿遗憾，这真实好像也没什么，就像远远地看见一只美丽的白蝴蝶在飞舞，拼命地跑了去追，好不容易抓到手中，打开一看，竟是张白纸片。

 

        我从小就喜爱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就乐了，快乐其实好简单，想起今晚睡在干净的寝室就快乐。

 

        第二天下午，玛丽回来了。

 

        “劲桦，一进门她就高兴地叫我，手中还拿了个玻璃瓶子，里面插朵玫瑰。她摸摸索索地拄着白棍子往里走，一边把花递给我：“我家后院摘的。”

 

        我转身把瓶子放到书架上，回过头却看见玛丽神色有变。

 

        她抿住嘴，把棍子一丢，就到处乱摸了起来。她摸得很急切也很仔细，脸色越来越怪异，我吃惊地看着她，轻声叫着：“玛丽，你没事吧？”

 

        “啊……”她突然像狮子一样地爆发了，声音之大，吓了我一大跳，我赶紧去关门，生怕别人听到以为出了事。这时又听“哗啦”一声，回头一看，玛丽把书架上薄薄的花瓶打翻在地，玻璃碴子碎得到处都是，里面的水流出浸湿了地毯。

 

        我赶紧说玛丽别动，小心扎脚。她就像没听见，继续大声地跳着脚叫，满面通红。

 

        隔壁的戴安娜闻声咚咚跑了进来，连问怎么了？玛丽委屈地说话似炒蹦豆，中间夹杂着粗话和哭腔，我这才听明白，原来我收拾了房间，她就找不到东西了。戴安娜和我面面相觑，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我犯错了。

 

        “对不起，玛丽！”“真对不起！”我过去试图抓住她。她使劲摔开我的手，激动地叽里呱啦喘着气地喊叫。

 

        这时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连楼下的山姆也来了。我拿起垃圾桶清理了地上的玻璃碎片，为了让别人方便安抚玛丽的情绪，就走出了房间，背靠墙坐在走廊的地上。

 

        一位台湾姓华的女学生向我走过来，同情地说：“明年抓阄时，你可以申请换室友。”我沉默无语。

 

        我坐在那儿想，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是不是太自私了？还是太不了解盲人。听见屋里七嘴八舌的劝说声，我决定去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晚上9点关门，我实在不想回宿舍，可也没辙。上楼走到门口，犹豫了几秒钟，我硬着头皮拧开房门。只见玛丽坐在床边，地上又东倒西歪地铺满了无字的大黄书。

 

        玛丽听见我进来，立刻站了起来。

 

        “劲桦。”她两手交叉，拧来拧去。

 

        然后，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神情扭扭地就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女孩。

 

        我不相信地看着她，这人的性格可真是多面呀！

 

        她又说：“你原谅我的大吵大闹吧。”

 

        “是我的错，不过不是有意的。”我说。

 

        她张开双臂：“你能抱我一下吗？”

 

        唉呀，又要抱，我一下子就没了脾气，想笑。

 

        我真不爱抱，但还是走了过去。我个子算高吧，可玛丽比我还高很多，她抱住我左右地摇晃。我说：“没想到你真比母老虎还凶。”

 

        她咯咯咯咯地笑，笑得身子软软地抖，我感觉就像抱着个鸭绒大枕头。

 

 

 本文作者（中）在夏威夷电影节，右2为美国电影学院副院长艾米莉。

 

        （五）

 

        转眼期末考试就到，看看左右同学们苍白无表情的脸，我也开始心里发毛，这害怕主要源于一堂必修的创作课：Project1。其实这不是高阶课程，但没有学生第一年会选，因为这堂课的成绩与此专业研究生的去留有举足轻重的关系，大家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和愤怒，这种残酷的自动淘汰制度是心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蒙混过关丝毫无可能。

 

        不过，如今我再一次回想，却理解了系里用心的良苦，过来人才懂得这行的面包不易吃，单凭狂热喜爱和不懈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绚丽光环下有多少痴情梦想的人一生穷困潦倒，抑郁而终，其中不乏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佼佼者。所以，如能尽早发现潜质勉强，应即刻棒喝而醒，使其改换生命轨道，不耽误青春年华。

 

        如不是万不得已，我也绝不会一上来就选挑战性这么强的课。开学那天我其实先去听了尼克·布朗教授的电影批评课。他胖乎乎高傲地站在讲台上，大讲耩挼（法语音译，意为电影的不同类型）和拿手的符号学，天马行空，学生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我说英文不好听不懂，美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跟着说：我们英文很好但也听不懂。

 

        呵呵，无论如何，我不宜在英文尚未进步之前选类似的课，因为我的奖学金全凭学业成绩。反复研究了必修课，最后我决定选英文要求较少的 Project1和马克·麦卡锡教授的 E3，这两门都是8个学分的大课。

 

        60多岁的老头马克很酷，高瘦有形，满头华发，穿双长统皮靴，骑一辆乌黑闪亮的BMW摩托车。他听完了我的请求，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说：“我可以破例收你，但你有素材吗？没有素材你剪什么呢 ？ E3是最后一学期的课，一般需要几年的积累才能选。”

 

        我愣住了，走到门口雕像的台前，一屁股坐下，脑子空白。这时正巧同系的台湾学长井迎瑞走过（我曾在他和太太新婚小公寓的客厅沙发上借宿过两夜），询问何事？他知道了窘境就说你用我的吧，我有 200多个小时的素材，没时间整理。我傻傻地看着他，他笑笑说没事儿。

 

        选Project1就不那么简单了，开始我反复要求，导师弗兰克都不点头。他说你完全没有准备，也不熟悉，这是去找死。我说反正都是死，让我试试。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确太低估了困难的程度，UC系统有个缺点，就是Quarter制，一学期掐头去尾除去考试和五个礼拜的讲课，还剩下五个星期左右。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创作和完成一部作品，是相当困难的。不要说技术性的过程需要很多时间，更何况这应该是集体的工作。而我单打独斗，无人帮忙，还没有制作的钱。

 

        当时的艰苦现在想起还不寒而栗，玛丽周末也不回家了，随时准备帮忙却力不从心，唯有天天为我担忧，详情就略过不写了。创作收尾时我写了一段画外音请玛丽来念，玛丽特认真地说：“不行，我说话有一点儿大舌头。”

 

        期末考试考了好几天，真让我长了见识。中型放映室里，学生教授们坐得满满，按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排列顺序，一个一个地当场评分。感谢上帝，我姓 Y ，排在后面，先看别人上绞刑架，受折磨。

 

        第一个学生走到前面的讲台，自我介绍一番，然后放映作品，完毕后就是七嘴八舌地评论，乖戾的提问，尖酸的讽刺嘲笑，那刻薄的程度，远超出想象，不过不下三滥。

 

        我原本最喜欢口试，可是看到那场面也不禁头皮发麻，这种心理素质的磨练，不是人人禁得起的。事实证明，在此行业，才华远不是第一重要，凡能成就的人，心都要比钢铁还冷和坚硬，能忍胯下之辱，能抢夺，强烈的企图心，无羞耻感，拿得起，放得下，漠视感情。受教育越多和家教越好的人，越会觉得障碍重重，所以罕有在此圈子里生存的。

 

        学生们的作品五花八门，什么题材都有，水平参差不齐，天上地下，至今我还对一些同学的作品印象深刻，现在记录几个：

 

        第一个：布鲁斯·穆勒（Bruce Muller ），他的作品表现的是拉斯维加斯附近的沙漠里，夜晚，有一条公路，两只屎壳郎在过马路，它们激烈地讨论着道德伦理等深刻的哲学问题。走到马路中间时，突然一辆巨大的敞篷跑车从头顶呼啸驶过，车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女郎翘着双腿，咯咯地娇笑。鲜红的高跟皮鞋，鲜红的手指甲，鲜红的嘴唇。他们边亲吻，边放着震天价响的音乐，把屎壳郎震了几个跟头，滚回到路边起点。

 

        待汽车远去，屎壳郎从昏迷中苏醒，望见满天的星辰，费力地爬起来，又继续过马路，争论的问题也随之更加艰深严肃。好不容易，小短腿的屎壳郎终于穿过了中线快要到对面。这时，那辆敞篷车又呼啸地驶回，此时那对男女已经酩酊大醉，手里拿着酒瓶，车子开得左摇右晃，终于，嘎…… 一声，把这两只累了半天才走到对面的深沉屎壳郎给压得稀巴烂。 

 

        第二个：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 ，主要作品为：杯酒人生The Sideways ，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 ），他拍的是一个 50 岁左右的男人，衣冠楚楚貌似某公司销售经理，他到机场乘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这时，他突然憋不住要上厕所，上完后发现卫生纸被用完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和皮包，除了有 5 张 100 美金的崭新钞票以外，找不到任何一张纸，焦急绝望。

 

        这时，一个胖警察走进隔壁马桶间，脱下警服外套挂在门上，警察完事后出去洗手，职员从隔板下爬过去用警服擦了屁股，然后，意气风发，傲慢地整了整领带，仰头走出去了。

 

        第三个：安德鲁，姓我就不写了。安德鲁长得极帅且骄傲，我第一次见他吃了一惊，眼神深邃，外表气质高贵。但看了他的作品，失望透顶，我还记得作品的名字叫《 Gossip 》，几个穿着庸俗的女人躲躲闪闪，行为怪异，看着令人反胃。后来尽管我和安德鲁还是不错的朋友，但我再也不觉得他吸引人了。

 

        第四个：马托斯，姓我也不写了。马托斯来读研究所前已在好莱坞混迹了多年，是个有经验的从业者，脾气暴戾，永远一脸愤怒的表情，好像谁都欠他一百万，后期做论文时他跟我大干过一架，我的朋友阿城当时也在场。

 

        马托斯事后来跟我道歉，我说不接受，恨死他了！现在同学们聚会时还总是提起那件事来调侃我，呵呵，我说还是不原谅！

 

        马托斯的 Project1 非常特别，是讲一匹白马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片头整得十分气派，跟真得似的，做工考究，技术一流，我绝不相信是短短几周做出来的。他的作品放完后，教授学生问尖刻的问题，评价太平淡之类的。

 

        突然，马托斯大吼一声，目眦崩裂，大家刹时安静下来，连小声咳嗽一声都听得见。马托斯跨到麦克风前，恶狠狠地说：“你们这群该死的笨蛋，知道那白马是什么吗？那是我的生殖器！”

 

        全场轰地一声，教授二话没说，给了他个 B 。

 

        第五个：忘了名字，是个脸色煞白神经质的瘦小男生，他站起来刚要说话，五六个人也跟着站起来，举起牌子冲着他示威，大叫不许放他的作品，放映间顿时乱成一团。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学生的作品内容是讲在美墨边境一个什么地方，有专门人畜交媾的，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吵来吵去，作品最终没放，我也没看见人畜怎么交的。

 

        可想而知，第一个期末考试让我有多么地震动，1980年代初期，我来自一个长期精神桎梏的国度，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使人压抑到喘不过气。那天，尽管有些美国学生的作品浅薄幼稚，粗燥乱来，但是自然真实，令我心潮激荡，亲身体会到了一种思想的自由。

 

        现在我在网络看到很多的争论，网友们能无顾忌地随便说话，甚至下流无耻地对骂，但我总感觉这种所谓的“真”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假，是做作地赶一种时髦，和真正自然的真实不是一个概念。由于长期思维模式的定型，我们很多人对真有本能的畏惧，更严重地说，就是不懂也不相信其存在。

 

        考试结束后，我深深地舒了口气，筋疲力尽，只想睡觉。回到宿舍，屋门敞开着，玛丽在焦急地等我。

 

        “怎么样？”玛丽站起身，小心翼翼地问。

 

        “嗯，运气挺好。”

 

        “别人反应怎么样？”

 

        “说没太看懂。”

 

        “得什么？”

 

        “ A。 ”

 

        “我也要看，你带我去看。”玛丽急切地说。

 

        我没吭声，心想小姑奶奶呀，你跟着裹什么乱，我快要累死了，你又看不见，看什么看啊？

 

        “劲桦，我也要看。”她又说。

 

        我还是沉默。

 

        “我要看。”她用命令的口气。

        ……

 

        晚上吃完饭，我把玛丽带到系里的小放映室，让她坐在最中间的位子，我到后面去放映。一边放一边给她解释画面，没有加油添醋，就是单纯解释，她专心致志地闭着眼睛看。

 

        我还大约能记得最后的画外音，大意是：

 

        “我 7 岁的时候，平静的生活突然变了，人们疯狂亢奋，学校停课了，父母不见了，剩下我自己。百无聊赖，去父亲的书房，我翻出一本小书，讲的是一个肮脏的老人，拄着棍子艰难独行，不知要去哪里，不知要寻什么，只是不停地往前走。走得衣衫褴褛，手脚被荆棘刺破，流着鲜血，还是不停地走。

 

        当时看不懂，但这奇怪的老人从小到大却一直跟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我突然明白，这个脏兮兮的丑陋老人原来就是我自己。”

 

        The end 。

 

        我们俩都没说话，只听见放映机在空转，胶片头卡拉卡拉地响。我站起身，关上机器，没开灯，屋里黑黑地静默着。

 

        好久，玛丽叹了口气：“哦，劲桦 ……”

 

        “看懂了吗？”我问。

 

        “嗯。”

 

        我心里一缩，似乎感受到了玛丽超凡特异的能力。我闭上眼睛，默默地想，上帝也许关闭了玛丽的一双眼睛，然而却张启了她的千手千眼，她能感觉到比蜻蜓薄翼还精致百倍的纤细情感，是我们常人渴求而不可得的。 

 

本文作者（右1）与波兰捷克等国学生，在意大利第一届世界学生电影节。右2为作者同学、三次奥斯卡奖得主亚历山大·佩恩。

 

        （六）

 

        美国大学生考完试后当然就会派对，听说现在连派对的发泄也不够了， UCLA 这几年连续期末考试后学生们都是裸奔，光着屁股在冰冷的冬夜里拼命地跑，想想都过瘾，什么烦恼都冻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脱胎换骨，清明一片。

 

        那个周末的晚上，宿舍一层大厅又举行派对，玛丽和朋友们早早地就去了。我跟往常一样没有参加，实在是既没时间也无闲致，总觉得有一百件事情还等着要做。正当我乱七八糟地忙碌着，突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澳洲来的留学生山姆。

 

        山姆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眼睛浅浅的灰蓝，非常善良，因为他的缘故，我后来对澳洲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好感。高大的山姆垂着双手，目光缓缓地，他总是不温不火，那种双脚牢牢踩在最底层地上才会有的安全和平静。

 

        山姆说：“劲桦，玛丽让我来找你，今晚的领带派对是我筹备的，我也想让你去。”

 

        他微微笑着，那么和气，我都不知该怎样推辞，想了想，找了个理由：“我没有领带。”

 

        山姆好像就等着我这句话，手从裤子口袋里摸簌簌地掏，掏出一条皱巴难看的领带，有点儿腼腆地说：“我的借给你。”

 

        我只好跟着他下了楼。

 

        大厅很热闹，挤满了学生，嘈杂的说话声，笑声，音乐声充斥在暗淡的光线里。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请来了真实的乐队，吉他手，鼓手，贝斯，还有一个男歌手。歌手矮个子，其貌不扬，声音却丰富，唱着欢快节奏的歌，掺杂着一点儿吊儿郎当的惆怅。

 

        他的眼神不跟别人交集，淡淡地没有焦距，有时还闭上眼睛，好像只唱给自己的心上人听，说不出的味道。他拿着麦克风一摇摆，我突然发现他他的左腿有点跛。

 

        彩灯射来射去，把大厅中央跳舞人的脸晃得一乎蓝一乎绿。山姆从拥挤中走出来，手里拿了两杯带酒精的饮品，一杯递给我，然后找到坐在轮椅里的布莱恩，另一杯递给了他。

 

        布莱恩看见我，微笑着张开双臂，我右手拿着酒杯，左臂张开，顺势一蹲，跟他抱抱。布莱恩的脸色绯红，眼睛晶亮，那不是因为酒精，而是因为亢奋；我喝了几口酒后也脸色通红，而我的“亚洲红”却是咽在肚里的乙醇变成了毒品乙醛，多了可是要死人的。

 

        山姆问我跳舞吗？我说等等，你先去吧。我在布莱恩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看着人们扭来扭去地跳着五花八门的舞。跳得好看的都是腰部臀部摆动灵活，大多数的人各跳各的，身体不接触，顶多男女对着抖一抖，搂在一起跳的很少。

 

        我突然看见了玛丽，只有她和男舞伴面对面牵着双手狂跳，就像跳绳那样随着节奏乱蹦。玛丽满脸笑容，看起来心情好极了，汗水把她额头的刘海润湿，撩了上去。

 

        男同学们一个一个轮换地跟她跳，都好像在完成任务，没什么表情，唯独山姆和玛丽跳时有说有笑，他们俩儿个子都很高，山姆又胖，两个大块头像灰兔子一样蹦来蹦去地令人忍俊不禁。

 

        转过头，我回想起了国内上大学时在食堂开舞会，大冬天里桌子板凳推到一边，在水泥地上围个圈子就跳起交际舞来。角落里放一台手提录音机，播放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男生木胳膊木腿搂着女生的腰，女生低着头羞羞答答握着男生的手，表面上半推半就，实际上跳到熄灯也不愿结束。

 

        当年我们这些旁观的，大冷天围巾裹着脸裹着头，冻得稀里哈喇吸着清鼻涕，替转圈圈的一对对男女崩嚓嚓地数着舞步。呵呵，那禁欲的年代呀……现在说来有谁会信？

 

        舞会上有人给我和玛丽照了一张拍立得，前两天我居然找到了这张像片，玛丽和我牵着手站着，她高我一截，我显得瘦小，脖子上套一条大宽领带，看着真滑稽。

 

        夜里回来躺在床上，玛丽兴奋地睡不着，唧唧呱呱地跟半睡着的我不停地讲话。突然她问我：“劲桦，你交过男朋友吗？”

 

        我一惊，睡意全无。“嗯，大学时交往过一个。”

 

        她吃吃吃地笑，小声问我：“你了解性吗？”

 

        我没说话。屋里静静的，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

 

        半天，我说：“我来美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禁欲的国家。”

 

        “噢，”她轻呼了一下，“就跟中东的回教国家一样吗？”

 

        “不，不同。在共产中国男女基本上平等，女人不屈从于男人，只是在性的观念上很保守，男女都一样。比如，社会舆论对婚前的性行为持否定的态度，我大学有个同学，榜首考进的，就因为他和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又不愿和女朋友好了，所以被学校开除，送回矿井当矿工。婚外情则更是耻辱的事情，连子女都抬不起头来。”

 

        “我是天主教徒，结婚后才能有性关系。”玛丽表示很理解地对我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对性怎么看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幼稚，勉为其难地说：“性是人正常的欲望之一，跟吃饭睡觉一样；完美的性是爱的延续…… ”没说完我自己先笑了，就像在背诵生理教科书。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叹了口气。

 

        “为什么叹气呢？”玛丽问。

 

        “不知道，说不清楚。” 我突然觉得眼睛和鼻子中间有幽幽的酸，对我来讲，性应该是身体最深处的彼此触碰，就好比爱，是心灵最深处的彼此触碰；性把爱精神的感觉具体化了，而由爱所产生的彼此间全部给与的渴望也由性而最终完成。

 

        我睁大眼睛茫然地看着黑暗，喃喃地说：“很喜欢英文中 touch（触碰） 这个词，性就是 touch ，有触碰所以有 touching（感动） 。”

 

        玛丽呼地一下从床上坐起，热切地：“劲桦，我要告诉你，我恋爱了！”

 

        什么？恋爱了？你恋爱了？和谁？？？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与UCLA电影学院院长罗伯特·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