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满华
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三大学界名人杜威、罗素、泰戈尔到中国巡回演讲，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至今常被人提及。担任三位哲人主翻译的人同样声震宇内，分别为胡适、赵元任、徐志摩。他们在此间的翻译经历也很值得今人梳理，或许可以作为辅线寻访三位世界文化伟人在华的足迹，从一个侧面领略我国这三位文化巨擘炫灿的人生，同时也可透视90年前处于剧烈文化震荡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本文说说赵元任为罗素当译员这件事。
1920年秋，应梁启超、张东荪等的邀请，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华巡回演讲。为罗素这样的世界级大师找位合适的译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选定的是赵元任。为什么选赵元任呢？关于这个问题，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有一句话：“因为元任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的哲学，正对他的题目。”（杨步伟《我们的结婚》，载《赵元任生活自传》，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第162页）其实理由恐怕不限于此。我们不妨追溯一下赵的问学经历：1910年，18岁的赵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留学生，赴美求学，与同期的胡适等分在康纳尔大学，赵元任主修数学，辅修物理、哲学。赵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毕业许多年以后仍然保持康奈尔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1914年获康奈尔大学数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第二年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选修音乐。1918年，以论文《论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还短期游学于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听了大量数学、物理、哲学、语言学甚至化学课程。1919年，赵元任受邀返回康奈尔大学，任物理系讲师。赵元任对罗素本人的思想也早有了解，1914年7月10日，赵在日记里说罗素的《哲学论文集》“极符合我的想法”。他仔细研读了罗素、怀特黑德（A.N.Whitehead）合著的《数学原理》。（《赵元任生活自传》第90、94页），还读过柏拉图的《共和国》、休谟的《人性论》。赵留美10年，其学术背景跟罗素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思想相当吻合。罗素在华有五大演讲：《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涉及哲学、物理学、心理学、数学、逻辑学、社会学等等，范围很广，赵元任的学术背景基本能涵盖这些领域。至于在口译员所需要外语和本国语言的能力方面，日后成为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的赵元任，自然也是非常理想的人选。1920年春天，在美国的赵元任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杨建民《赵元任与罗素》，《人物》2003年第12期）赵与美方协商后决定以一年学术休假的形式暂离康奈尔大学返华。（《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16-117页）8月赵回国，入职清华大学，开始时被安排教数学和英语或哲学和中国史，最后确定为物理学和心理学。梁启超等5月已向罗素发出了邀请，同时为罗素寻找译员。当时负责杜威、罗素等演讲的讲学社负责人蒋百里咨询了蔡元培、丁文江、秦景阳和陶履恭等人的意见后，与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确定以讲学社名义“借”赵一年。赵元任的翻译工作时间长，且必须与罗素随行，因此接下这一任务后，清华的课他不能亲自登台讲了，便推荐朋友王赓接替。9月下旬，赵南下，经汉口抵上海，准备在那里迎接罗素一行。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到达上海。因为接待方安排上的失误，罗素到上海的当天，码头上没有组织欢迎仪式。因为这一情况，赵未能当天见到罗素，而是13日才见面的。为罗素的演讲做翻译开始于上海，10月中下旬，赵随罗素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南京，10月25日到达长沙，10月31日抵北京。罗素在此暂住下来，开始了漫长的考察和讲学。第二年的3-4月间罗素肺部感染，病情严重，伦敦报纸甚至误传他已经在中国去世。5月初罗素基本康复，3日即接见访客，之后还有多场演讲。罗素即将离华时，送别宴请一场接一场，1921年7月6日罗素在北京教育部会场举行告别讲演，题目是“中国通向自由之路”（China’s Road to Freedom，当时译为“中国到自由之路”）。所有这些正式演讲，都是赵翻译的。7月11日，“罗素结束访华返英，留下一本《中国问题》”。（裴毅然《罗素首次访华细节：由梁启超邀请并筹措经费》，《新民晚报》2012年5月16日）以上是赵为罗素当翻译的大致经过。许多资料包括《赵元任年谱》称，赵为罗素翻译总共近1年时间，其实，是差不多9个月。在此期间，赵不但为罗素的正式演讲做翻译，而且也是罗素的会见、考察等其他活动的随行译员。罗素到北京的第5天，梁启超登门拜访，就是赵元任翻译的。赵还为罗素的同行女友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当时多译为“勃拉克”）小姐翻译，她有时候也有讲话、演讲，赵氏都为她译。赵主要是口译员，但也有书面翻译的工作。当时的《罗素月刊》所刊载罗素的文章也都是赵元任所译。因时间跨度很大，具体情况相当复杂，所以也有其他人临时代替赵为罗素翻译。例如，在湖南期间，湘督谭延闿会见罗素，赵为谭翻译，而游学英国7年的杨端六临时代赵元任为罗素翻译。有人说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场演讲《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是杨端六翻译的（据百度百科“杨端六”条），此说法可疑，因为罗素在长沙只有26日的一次正式演讲，赵元任对自己为此次演讲做翻译有清楚的记载。（《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2页）当时还另有人为罗素翻译书面讲义。据说，“为罗素翻译讲义的是新潮社员孙伏园（留日生）”（裴毅然《罗素首次访华细节：由梁启超邀请并筹措经费》）。蒋百里安排罗素和译员赵元任的住宿，住地选择了北京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那是一座四合院，罗素和布莱克小姐在主间北上房，赵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当时，罗素与布莱克还尚未结婚，这样的同居在那时的中国是有伤风化的，因而这事还引发了一场讨论，不过住在一栋四合院、最接近他们的赵元任却对此似乎也没有什么微词。 在为罗素当翻译期间，赵元任走进了婚姻殿堂。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当月，两人曾在租住地小雅宝胡同49号请罗素、布莱克女士及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先生在屋顶花园小聚。用方言翻译。罗素在上海女子高等师范演讲时，赵元任用上海方言翻译；在杭州，用杭州话翻译。在去湖南途中跟湖南人杨端六学习湘语，不到一周，在谭延闿会见罗素时，赵元任竟能把谭的湖南话译成英文。10月26日罗素演讲时赵用湖南话为其翻译，演讲后有听众到台前问赵：“你是哪县人？”（《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2页）提问者把赵当作了湖南人。如今流行一种说法：罗素每到一地演讲，赵元任即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当地人均以为赵元任是他们的老乡。这不免有点夸张，至少还没有书面材料表明，赵元任陪同罗素在南京时用南京话为罗素演讲做翻译，尽管赵元任少儿时在南京住过三年，凭他的语言天赋，应该会说南京话。再者，所到之处，当地人“均以为”赵氏是他们老乡，也找不到可信的证据。
因见女友而迟到。为罗素当翻译之前，赵刚刚解除了旧式的婚约——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子定的亲。几乎同时，赵认识了在北京开医院的杨步伟（韵卿）和另一女医生李贯中（韵娴）。赵为罗素当翻译期间，也正是他的爱情诞生与成熟的季节。据杨步伟的回忆，赵当时常常往杨步伟和李贯中合开的森仁医院跑。杨曾对赵说，医院事多，没空陪他。赵表示陪不陪都没关系。他说，给罗素翻译一般都是在晚上，所以白天比较闲，而且他跟罗素一样，也不喜欢那些应酬。（杨步伟《我们的结婚》，载《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66页）实则赵当时恐怕主要不是太闲而常来医院，而是因为有爱情的动力。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赵因为与杨步伟见面，误了一点时间。看到赵跟女孩一起晚到会场，罗素轻声对赵说“坏人、坏人”。这显然是幽默。（《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3页）后来，赵在杨步伟和李贯中两位姑娘之间选择了前者，到了罗素演讲接近尾声，赵元任与杨步伟的爱情终于瓜熟蒂落，喜结连理。为罗素女友翻译出现口误。一次，赵为布莱克做现场翻译。布莱克提到“unmarried men and unmarried women”，赵译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引起大笑，布莱克问他大家为什么笑，赵说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3、164页）赵自己后来说，是看到杨步伟跟李贯中走进演讲会场来，一走神就出现了口误。
女友拿赵跟胡适PK。杜威与罗素的访华和系列演讲时间、地点上重叠了很大一块。杜威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前5天来到中国，早于罗素1年4个多月。（周惠斌《1919-1921：杜威在中国》，《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9日）。但是，他们同一天离华。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活动，两边的主讲者和译员都是超一流学者，当时京城的青年学生可以一天之内，听了杜威的，再去听罗素的，看来有时双方不免有点打擂台的味道。为他们做翻译的赵元任、胡适这一对康奈尔昔日同学在暗中较劲儿也未尝不可能。两位译员都是天资极高的青年才俊，但各有相对的优势和不足。胡适5年前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成了杜威的嫡传弟子，而赵元任此前从未与罗素谋面，因此就对主讲人所讲内容及其背景的熟悉程度而言，胡适略胜一筹，或者说占了些便宜；然而毕竟10年前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时，赵总分第二，胡则屈居第五十。（尼克《王浩和他的朋友们》，《东方早报》 2011年10月9日。一说胡排在第55名，据张昌华《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和杨步伟》，《江淮文史》2007年第4期）因此，赵的天资至少不逊色于胡，而且在语言造诣上，赵一定高过胡，这可以以胡适自己的留学日记为证：“元任辨音最精确，吾万不能及也。”（1917年3月20日“藏晖室札记”卷15第1108页，《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胡适虽然说的是辨音之事，但也可见赵的语言功夫之高。可能因为赵是语言学家，过于注意遣词造句，字斟句酌，反而多少有些束缚自己，因此没有胡适那么洒脱。上文说到赵元任翻译时出现“男嫁”、“女娶”的口误，演讲完后杨步伟对他说，胡适的翻译“目空一切，自然的很。你为什么要紧张？”据说，胡适知道杨的这一番话后颇为得意。（杨步伟《我们的结婚》，载《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64页）赵元任有超群的语言天赋，为卓越的演讲家罗素翻译，自然是理想的搭档。罗素出口成章，常不乏幽默；赵氏应接自如，语言洗练。罗素有时说出这样的句子：“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欲证无思则需多思）这两个thought 多少有些难为他的年轻的翻译了，而赵元任觉得这样的文字游戏还“较易翻译”。当然，有时赵也会感到“颇为困难”（《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3页），例如，罗素说：“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What is mind? It doesn’t matter! ”按照修辞学的术语，罗素在短短的十来个词的句子里居然巧妙地运用了双关和近似顶针和回环等三种辞格，可谓令人回味无穷。在中文翻译里，如果要很好地传达原意，就极难同时保留与原文一样的修辞格。赵的翻译如下：“什么是‘物质’？不足挂齿；什么是‘心意’？无关重要。”逗人的修辞格是没了，但是还是相当自然的。赵元任不太拘泥于原话，有时有自己的发挥、引申，为罗素的演讲增加了感染力。他说，“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3页）看来，赵对翻译实为第二次创造有深刻体会。由于赵元任有多学科的深厚功底，他觉得翻译专业的内容并不难，特别是能见到演讲提纲时就更轻松些。他感到最难翻译的是客套话，在自传里两次提到这一点。回忆这段译员经历时，他还说过，翻译近义词比较麻烦，如talks, discussions, conferences，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想出近乎同义的几个不同的词。（《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1、129页）冬去春来，莺飞草长；花开花谢，夏来暑袭。9个月的相处，使年轻的赵元任与罗素成了很熟悉的朋友，到了后来，他们之间已经很随便，开玩笑也司空见惯了。赵元任曾指着一张照片对罗素说，照片里的罗素很像“疯帽人”（Mad Hatter），罗素回应说赵是“妙想天开”。（（《赵元任生活自传》第 129页）“疯帽人”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的人物，这部名作的译者就是赵元任。早在上海刚见到罗素时，赵在日记里写道：罗素跟自己从照片及描述中得到的印象很吻合，又显得更强壮些，更高大些，仪态更为优雅。赵在后来这样评价罗素：他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赵元任生活自传》第125页）在保定时，条件较差，在没有生火的大礼堂里演讲，为了表示对听众的尊敬，也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罗素每次坚持脱掉大衣。赵认为是因为罗素那次受冻了，导致大病一场。在自传中述及此事，赵氏对罗素的敬佩溢于言表。遗憾的是，笔者尚未见到罗素对他的这位译员的评价。恰如有人称泰戈尔的中国巡回演讲为“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孙宜学《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演讲与论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罗素的中国之行似乎也留有遗憾。亲历者对罗素的一次演讲有如是记载：“那次是罗素在师大的首次讲演，题目是：物质是什么？开讲前，一间特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连人行道、窗台都挤满了人。罗素和翻译赵元任一同走进教室，全场掌声雷动。罗氏开讲，分析物之为物，讲辞甚为抽象。约十分钟后，听众只剩下一半了。讲到关键环节，罗氏发问：‘我们何以知道那块桌布下面有张桌子呢？’闻此，听众又走了不少，后来只剩下二三十人了。由此可知，当时学生对罗素的讲演，能听懂的应是少数，大多是慕名而来。”（孟凡茂《罗素与清华——何时来访，有无演讲？》，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358.html，2009-06-23发表）显然，这次不成功的演讲，赵元任成了最有发言权的见证人。曲高必然和寡，或许大哲人罗素不大了解他的中国听众。这位西方伟人当时应有些许尴尬，至于作为现场直译的赵元任，是否也有一丝怅然？ 然而，无论如何，罗素来访及其一系列活动，让刚刚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中国学界开拓了视野，增进了对西方世界和新派学术及思潮的了解。赵元任，这位中国20世纪最杰出（没有“之一”）的语言学家在这一背景下为罗素作随行译员达三个季度之久，在传播罗素思想、加深罗素乃至当时整个西方对古老中华文明的了解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化长廊里，“赵元任”与“罗素”无疑是紧紧镶嵌在一起的两个闪光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