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在哈尔滨呆了两年，1949年，大局已定，主席进入北京。小姑姑贺怡到北京找主席为姐姐讨说法，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贺怡理解为主席接纳了姐姐，于是两人动身去北京。可火车到了沈阳，有两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上来，不准她们进京，否则先开除党籍。贺怡刚从北京出来，那么显然是不许贺子珍进京。两个人对贺子珍说，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儿去。于是姑姑转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

溧阳路的一窝小崽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家三个人分三天进上海：我爸任职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是从西郊第一天带部队打进上海的；我妈是政治部门第二天进上海；我随后勤部门第三天进上海。

贺子珍在上海的第一处居所：溧阳路1267号公寓

起初姑姑住在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公寓，我也与姑姑一起住。11月出了一件大事，当时小姑姑在吉安地委任组织部部长，她到广东南雄找回女儿贺海峰，及贺春生、贺麓成，还给爷爷扫墓，花了不少时间，因要赶到南昌开会，决定连夜开车，不幸发生车祸，遇难时年仅38岁。我爸得知消息，马上派吉普车和警卫班过去，将车上的人统统拉过来住在溧阳路。那些孩子有远房亲戚的，也有不相干的，大家都想冒充贺怡的孩子，姑姑心中悲痛，来者不拒，全都收留在家中。这下好了，溧阳路家里养了十几个孩子。直到1951年2月，我爸由南京调防上海，到姑姑家一看，竟有一窝叫舅舅的崽子，心里便有数了。没几日，他便根据小孩长相和他们父母联系起来，将他们分别遣散回江西老家。剩下贺春生、贺海峰、贺麓成，后来他们都是我爸养大的，也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贺子珍、贺小平、李敏、李立英，后排左起：贺敏学、毛泽东警卫员

到了1950年，由于二六轰炸，国家要组建一个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1952年我爸任司令部司令，包括姑姑在内，我们所有人都跟我爸住在今天南鹰饭店后面的老房子里。出于对姑姑的怜惜和小姑姑骤然去世的痛心，主席曾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额外开销从他稿费中支出，陈毅回答说：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据说陈毅曾安排姑姑任职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我听到过别人叫她贺部长，我当时理解她在杭州妇女部做过副部长，上海到底有没有职位呢？我的确不清楚，但即便有，这个职位长期以来只让她领工资，却没能去工作。

南鹰饭店后面的房子有3层,很大。一楼是客厅和饭厅，餐桌是欧式的椭圆桌，可以拉到很长；大门进来有一个房间，警卫员、司机住那儿。二楼一排四间屋子，姑姑住在西头第一间，我爸住在东头第一间。我是在我爸的东面的第二间屋住，还有外婆、表哥、表姐。三楼是舞厅。我们礼拜天偶尔去看电影。贺家是永新望族，姑姑在投身革命前受到传统礼仪的教养是很全面的，生活上有很多规矩。我爸领教过，就总结说：下午2点钟的电影非得给她提前到1点、12点半，你不能告诉她2点，那她肯定迟到。因为她要换衣服，洗头洗脸梳头，每个步骤都不能含糊。

贺子珍在上海的第二处居所：南鹰饭店背后的老房子

泰安路居所的家庭生活

1952年，我爸转业，他带了一批指挥员组建建工部，并任副部长兼华东建工局局长。我们搬到了现在我居住的泰安路。1955年搬过来不久，我爸就去西安任建工部西北管理总局第一副局长，后任局长。上海这边家里人口多，住房非常紧张，海峰、我、外婆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春生是男孩，只能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姑姑住在二楼东面最大也是最好的房间。

我们全家都给予姑姑极大的尊重，甚至一开始让姑姑当家。但是姑姑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实在不是个会管账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灯笼袖真丝衫，她在俄罗斯穿过这类衣服，她立马说这是好东西要抓紧买，一口气买了一打，自己留了两件，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其余全送光，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全部掏给你，她就是这种人。这么花法，家里到了下半月就揭不开锅了，她便偷偷问我借钱买菜。但姑姑从不赖账，工资刚拿到手就还了我。我说急什么？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如此数月下来，姑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还是让外婆当家。她那时候一个月有208元工资，零头8元交党费，200元全部上交给外婆，可见她是真不太在意钱的。

1955年，贺小平与父母在上海泰安路家中

姑姑对我们小辈很关怀。有一次我过生日，我爸八九点回来，一进门就说哎呀，今天小平过生日。我妈其实忘记了，说饭都吃完了，过什么生日？姑姑说有一个办法，苏联人就是这样的，汽水加冰砖！于是，我们买来一块大冰砖切成好几片大家分，那个生日过得很开心。

姑姑一直抽烟，但烟瘾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大。大家为了让她少抽点，一根香烟剪成两三段，老念叨说今天你抽了两根，抽了三根，数字听着很大，其实就是一根。等李敏的儿子出生了，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办法，就是拿小孩子说事：你这个烟不行，小孩受不了。姑姑很快就掐掉烟头。她很钟爱外孙，每天问：孔继宁吃什么饭？喝什么汤？样样都管。深夜，她不睡觉时，就会跑去看外孙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姑姑没有工作，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报纸，尤爱看《参考消息》，格外认真，一字不落，又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还老问：“小平你《参考消息》看过没有？看过，文章里面怎么讲？”我只好耍无赖说没有看到字，字都被你吃掉了，然后她就哈哈地笑。不要和她讨论这些事，她会和你较真的。

外界老觉得她精神不太正常，但我认为这事一言难尽，很难说清。有些现象按照一般情况来说她是不正常的，但是放在她的人生轨迹里又是正常的。例如她明明饿得半死，还不吃东西不喝水，因为她在苏联疯人医院里每天都迷迷糊糊睡着，饭菜里面有镇静药，她吃过这个苦头，就对食物很警觉。她在康生红得发紫时就断言这个人不行，不是好人，别人肯定觉得她脑子有病。还有作息习惯也异于常人，正常人白天活动晚上睡觉，她反过来昼伏夜出，她说这是跟主席习惯了，主席晚上不睡觉，她也晚上不睡觉，人家早上起床工作，她刚刚睡下去。这些算不算有病呢？

一生从未放弃寻找孩子

20世纪50年代，毛岸英曾写信给姑姑，毛笔字的，字迹和主席很像，我记得他称呼姑姑为贺妈妈（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苏联期间是贺子珍抚养的），可见对姑姑感情很深，他是从不叫江青的。后来他在朝鲜牺牲了，姑姑知道了很伤感，对我说：都是主席不好，人家小时候流浪，回来以后当农民，又弄到朝鲜去，这下就没了。姑姑是有点埋怨主席对岸英太过严苛。在苏联时，姑姑自己不吃饭也要给两个孩子吃，娇娇（李敏）说岸青哥哥老是掉笔头，老要我妈给他买笔头。岸青和姑姑后来在福建见过面，但并没有来过泰安路。娇娇和两个哥哥关系很好，我们住南鹰饭店后面时她每年来我们家和姑姑一起过春节。

姑姑一生坎坷，受尽怀胎生育之苦。他们曾通过我的手送两张照片给娇娇，让主席辨认哪个是姑姑和主席的长女，但没有结果。关于杨月花，我爸是承认过她的，但姑姑并不知情。有些问题也老让我去问，例如杨月花出生的年份。我只能开动脑筋，陪姑姑乘凉闲聊，兜来兜去兜到这个话题上：“你不是6个孩子吗？老大哪一年生的？”她也警惕的，会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问了这个刹车也不行，要怀疑的，我就接着问老二哪一年？她答道：“老二1932年，长征的时候2岁多了，会走了……”

多年前，月花想让我陪她去北京见娇娇，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我劝她说，你去了无非两个结果：若你是主席的孩子，待遇也高不过李敏；若你不是，那对你来说就更不好了。你现在生活安定，不缺什么，不如就让这个疑问继续悬着吧。月花一想，说得有理，也就把这份心思看淡了。

1970年春节在上海湖南路招待所。后排左起：李敏、贺雄（即霍小青）、贺麓成、陈天亮、贺春生、叶启光、贺海峰、周剑霞，中排左起：卢虹、贺子珍、贺敏学、李立英、陈莉、贺小平，前排：贺汪洋

另外是小毛的事。1953年，姑姑给时任江西省长的邵式平写了封信，请他帮助查找，江西政府找到了一个叫朱道来的青年，各方面情况非常吻合，连血型都和姑姑一样。姑姑很激动，把他接来，1970年我们两对新人一起在这里结婚。但是后来情况变复杂了。又杀出一个女同志朱月倩，说小毛（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江西人霍和贺是一个音，民政局干部对收养人说一切实事求是，说贺家小毛死了或者卖掉也都可以，但她屡次改口，弄得我们也没辙了。主席本打算见一下小青，但后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组织上没有确认，希望你不要见他。可能是总理打的，因为总理看过小青照片，认为络腮胡子，不太像主席。主席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就没有见。我当时想，见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青成婚第二年就去世了，因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姑姑在医院里一直惦记小青，我瞒着姑姑小青去世的消息，怕问穿了，索性说我和他从无书信往来，后来干脆说他到国外去了

为数不多的探访者：彭德怀和谢飞

我陪在姑姑身边几十年，目睹了姑姑的孤独和寂寞，也领略了世态炎凉和人情世故。除了陈老总，很少有人来看望她，邻居也都不知道这里住着贺子珍，加上她的作息异于常人，除亲人外很少与外人接触。

1956年，我休学在家，春生、海峰还在学校上课。彭德怀来看望她，穿了一身夹克衫，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不是警卫员就是秘书，那人坐在汽车里没有进来。负责开门和关门的人都是我。姑姑下来迎接他，两人上楼交谈。我们家有规矩，只要大人讲话，小孩一律不许进去，所以内容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有些材料不但将他们的对话和盘托出，还绘声绘色地说贺家小孩海峰在旁边插嘴，这些都是杜撰。送走彭老总后姑姑很激动很兴奋，问我说：“小平，你知道来的是谁？”我说：“彭老总，中国十大元帅嘛，谁不知道？”那次彭老总来访，姑姑着实兴奋了好多天。

还有谢飞阿姨（刘少奇前妻）来了两次，长征路上有30个女同志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的，谢飞与姑姑在一个连队，同甘共苦，感情深厚。她第一次来姑姑还在家，相对自由；后一次大约是1983年左右，姑姑已住在华东医院。基于一些政治因素，当时探访姑姑全都需要报批手续，上海市委不批就不准见，连江西省委书记、姑姑的老战友刘俊秀也住华东医院，两人近在咫尺，却也未能获准去姑姑病房看望。谢飞阿姨来找我说，我在上海出差明天回京，只有今天下午半天时间，来不及申请，你有没有办法带我去见她？我说行，就是委屈你一点，千万不要说话。我带她到华东医院，楼梯旁边有一个地方拿牌子，我们从来不拿牌子，因为大家都很熟了。我主动和师傅打招呼，师傅将谢飞阿姨当作我的家人才让她与我一起进去看姑姑的。

后来，陈老总调离上海，他湖南路262号招待所的房子空了出来，1962年让给了姑姑住。可惜到了湖南路那边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姑姑基本上处于独居状态。市委列出一个准许出入人员的名单，我结婚时爱人叶启光的名字没有在名单上，就不能进去。我爸就发火了：“行了，都不进去，贺子珍就死在里面吧！”市委来赔礼道歉，说我们漏掉了，马上补上名字。我外婆很自觉，尽可能不太去湖南路招待所。因为这些限制，姑姑和老战友们联络甚少，可见彭老总和谢飞阿姨的到访令姑姑多么欣慰啊！

认定主席被江青害死

1957年时，人们推测姑姑的精神状况有点异常，就哄着她去医院做体检。磨难的确会对人的心智造成一定程度的创伤，这是没有办法的。出院后姑姑回家住了一阵子，然后在南昌住了些日子。1959年，姑姑和主席在庐山见了一面。回来以后，她的情绪大起大落，身体状况极差，人也极瘦。我爸知道后，把她接到福州，找了中医开药。姑姑抗拒吃药，爸爸费尽了心思，甚至把药倒成两杯，自己先喝其中一杯，才让姑姑放心喝下中药。娇娇把姑姑病情告诉了主席，主席当场落泪，给姑姑写信道：“保重身体，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看看社会主义。”

姑姑从未说过主席半句不是，反而总是责怪自己。当年姑姑出走苏联，主席连拍多封电报挽留，但姑姑走得决然，主客观有很多原因。她跟我说：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原因是长征路上一路怀孕、生孩子，实在苦不堪言，当时发现又怀孕了，非常难受，想要么去苏联先安顿一下把孩子生了再回来；另一层是当时年轻任性，没想过去了苏联主席这边会起这么大的变化。

姑姑从未见过江青。有一次，我、她、娇娇三个人在一起。她突然问娇娇，有没有江青的照片？给我看看！娇娇姐说我没有带，我以后给你看，她很聪明，以后自然就再没有以后了。其他场合姑姑一贯守口如瓶，绝口不提江青。

当年和小姑姑去北京被拦截后，姑姑心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她是进不了北京的，只是有一次她实在没忍住。1966年9月我要到北京串联，9月15日毛主席要接见第三批红卫兵。姑姑说我也和你一块去吧！我说你怎么去，市委不会同意的。姑姑说：“我到北京去住娇娇那里么，他当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筑人家都看过了，我还没看过，为什么我不能去北京？”我听了有些心酸，只能不断劝说，直到她不吭声了，事情才算作罢。

1975年，娇娇的爱人孔令华曾将冬梅送到上海，并对我们说，主席百年的时候，我们就管不上妈妈这边了，海峰、小平你们两个替我们照顾她。这于我当然是责无旁贷的。

次年，主席去世了。刚得知消息的两天，姑姑没有睡过觉，到了深夜2点，还跑来找我和海峰说话。我们困极了，让她回去睡觉，她不睡觉我们也要睡觉呀。她回去一阵子，又回来，翻来覆去地问：“没有听说主席有病呀，怎么突然就走掉了？是什么原因？”她思维就卡在这个坎儿上过不去。她后来又说，《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写哪个国家的王后把国王给害死。她的意思就是主席是被江青害死的，但是她没有亲口说江青。

姑姑坚韧刚毅，自制力强，一般是不哭的。但主席去世的第二天，华东医院乔主任来给她看病，乔主任进来就哭，姑姑被他感染也哭了，没有声音，用袖子抹了两下泪水。

两天后情绪稍微平复一些，姑姑就搬个藤椅坐在电视前看关于主席逝世的滚动新闻，一次不落，一看就是一天。

临终未能与至亲相见

“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气候变了，对我们家来说是轻松了许多。1979年姑姑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获准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由娇娇夫妇陪同。华东医院随行的护士回来问我，姑姑其他地方都没哭，到中南海主席的卧室就哇一声哭了，什么道理？我说你看她眼光在哪个角落，你到那个地方去找原因，别问她，她不可能说的。我们猜想，可能她看到了一样东西，要么是两个人共同用过的，要么是她送给主席、他临终还留身边的，情感无法抑制才爆发出来的。

姑姑在北京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住了一年。一年后，姑姑要求回上海。我爸知道为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治疗过的针灸医师技术精湛，想介绍给姑姑（1977年姑姑从福建回来不到半年就中风瘫痪了）。但这个医生很有点性格，绝不去医院医治病人。另一个原因是姑姑自己在北京吃东西不习惯。

谁知上海市委不让姑姑住湖南路旧居。我妈和我在虹桥机场休息室等她，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张世珠也在，说要姑姑住华东医院，还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后来我们和我爸说，我爸拍胸脯说我负责！可是我爸当时不在，我妈不敢讲这话。姑姑的飞机一落地，张世珠和医生、护士立即上去围住姑姑，将她抬下飞机送去华东医院。第二天姑姑一醒就嚷嚷，我不要住华东医院，我要出去！华东医院便向中央告状，说我们贺家干扰治疗，鼓动病人出院。于是，我爸也不含糊，在福建打个报告给中央办公厅说，本来贺子珍就不愿意住那里，你们硬要她进去。中办不同意姑姑出院，我爸两年中多方奔走，联系其他医院做转院事宜，最后又被中办否定，甚为无奈。

姑姑在医院是过得不舒服的，华东医院将她喜欢的护士调走，又安排了一些眼线在她身边，其中有个徐姓护士在姑姑去世后拿出了所谓的遗言，以姑姑的干女儿自居。姑姑操永新普通话，徐某某操浦东普通话，两人语言无法沟通，如何能够交心？在这份遗言里，前三条都是关于她这个护士的，录音机之类当时比较贵重的东西都留给她，就第四条说将国库券留给李敏和外孙，也是奇谈。

姑姑晚年记性依然极好。杨子江和王行娟要写她的书，采访她，杨子江1948年采访过她，凭印象写了一份履历表，向姑姑求证。我跟海峰两个人做翻译，没想到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姑姑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还提笔写下入党介绍人的名字。

1984年4月，姑姑高烧不退，华东医院用了点青霉素，别无其他抢救措施。市委招待处祝副处长14日问我和海峰，姑姑喜欢穿什么羊毛衫，盖什么颜色的被子？我一听火冒三丈，人还没死呢，这么快考虑后事了？退一万步说，姑姑是女战士，又不是家庭妇女，她的遗体难道不盖党旗吗，盖什么被子？15日我爸从福建赶回来，提议医生用“安宫牛黄丸”，鼻饲打进去之后17日上午姑姑体温降下来，能和医生打招呼了。不知为何，17日下午起，医院不许我们亲属进病房。19日下午，姑姑弥留之际，我妈向院方提出我们亲属不进去但是得让李敏他们直系亲属进去，他们还是不同意，说会影响抢救。直到姑姑咽气，市委书记陈国栋进去看过离开后才放我们进去，遗憾的是姑姑临终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已无法得知了。

遗物仅有两个皮箱

当时我爸妈、娇娇一家都住在东湖招待所。有一天市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再三强调中央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我想到姑姑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冷落、不公，冲口说：“我们拥护丧事从简，但不同的人应该不同对待。姑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她隐姓埋名几十年，最后一次，要给她恢复名誉！”他们又问姑姑的悼词是否由家属来写？我说：“悼词怎么家属写？应该是组织写，家属过目。”组织部的人却说，悼词写不出来，因为没有她的档案。

市委和我们商量骨灰放在龙华烈士陵园，我们都不同意，提出两点理由：一、姑姑是属于中央管的干部，上海只是代管；二、她唯一的女儿在北京。有关负责人说，你们一定要放八宝山那也就是最后一厅。我爸爸说第几厅无所谓。在我们的坚持下，上海只好上报中央，最后北京回音来了，邓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八宝山第一厅；二、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姑姑去世后终于得到了她生前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追悼会定于4月25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前一天，娇娇打电话给毛远志，问他来不来参加追悼会，毛远志说没有收到讣告。我们这才发现为了控制参会人数和影响力，姑姑的讣告全都没发。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市委机要员连夜送讣告，外地就实在鞭长莫及了。追悼会当日，祝副处长和徐护士嚎啕大哭。悼词的内容果然没有重点，草草了事。

姑姑病房的遗物一开始是华东医院保管，后来就是市委保管，湖南路居所一概禁绝出入。市委运了两个水果篓子到东湖招待所交给娇娇，说贺子珍的东西都在那儿。其中皮箱有两个，姑姑从苏联回来就带了这两个皮箱，去世还是两个皮箱，这么多年可谓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此事做得太绝，上海是娇娇的伤心地，她二十年都没有回来。

“领袖家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2004年2月在上海举办（此前已经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举办，上海之后最后一站是韶山），我们陪娇娇到湖南路招待所看了一次。她一上楼，没敢先进姑姑的房子，先到她自己的房间以及主席去世时我和海峰住的房间，再回到走廊里，要下楼时才进入姑姑房间。二十年了，人心底最柔软的情感还是会被勾起。

关于姑姑的骨灰安置，2010年娇娇来看世博会，我给她提过建议。我说娇姐，现在放在八宝山没有什么问题，若干年以后呢，我们都走了呢？为长远计，我建议姑姑的骨灰还是放回井冈山吧，我爸的骨灰就在江西茅坪，江西人对我们贺家是没话说的。娇娇姐回答道，你讲得有道理，我考虑一下。

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他很疼我，但他调动去外地工作几十年而始终将我留在上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读懂了爸爸。姑姑的前半生，巾帼英雄，意气风发；后半生，忍辱负重，凄苦孤寂。爸爸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照顾她，给她家的氛围和一点暖意。而我，有幸陪着姑姑走完了这不甚愉快却还算从容的半生，与她结下这段深厚的半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