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后半辈子的生活都和这几个潦草的批字有关。

俞平伯是昆曲爱好者，也是昆曲的推进者。这个一辈子痴迷昆曲的学者，实际只正式上过一次舞台演昆曲。他当时扮的是丑角彩鹤，画个白鼻子。

 

俞平伯上台后咳嗽一声，接着大声说了这么几句台词：“好跌啊，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

 

据说俞平伯音调念得铿锵，声音出奇地大。看着台上认认真真演戏的老人，回味着“天下第一跌”，在场人无不动容。

 

俞平伯一辈子出奇地顺利，如果没有那次批他的《红楼梦研究》和以后的历次风波。

 

俞平伯人生的第一跌就是1954年对他《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据文怀沙回忆，1951年他父亲去世和其他原因，俞平伯没钱了。

 

俞平伯找文怀沙借钱，文怀沙正在帮棠棣书店编一套古典文学丛书，建议他把27年前出版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版一次。这样文怀沙可以帮他预支稿费。

 

俞平伯此时可能真没钱了，开始在旧作上删改，还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就这样弄成了一本13万字的书稿。

 

这本书稿，俞平伯预支了两百万（新币两百元）稿费，去处理他的家务事了。

 

棠棣出版社的徐氏兄弟并不看好这本书，当时只印了五百本。没想到，销路好的出乎意外，重印了六次。

 

据说这本书当时的伟人很喜欢，为此他被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看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时候还给他带来了好运。

 

这种好运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胡适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需要批判了。

 

批胡适当时需要一个突破口，像当时不期而至的好运一样，恶运的来临也莫名其妙。就当时胡适的影响，找个突破口不难，偏偏选中了俞平伯。这个书呆子，因为这本《红楼梦研究》成了突破口。

 

林默涵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

 

如果第一次的好运还和他的研究有关的话，这一次的恶运，根据林默涵的讲话实际已经和《红楼梦》没有关系了。

 

《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成了个幌子，后面的胡适才是批判的目标。

 

倒霉的是俞平伯成了这中间的载体。

 

这么复杂的关系，相信书呆子俞平伯是弄不明白的。实际上，这之间的关系，谁都弄不明白。

 

俞平伯的“天下第一跌”，于此已经注定。

 

为了了解这段公案，我还特地阅读了李希凡的回忆录《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

 

从李希凡的回忆录看，李希凡和蓝翎在撰写那篇后来惹了大事的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也没有特殊的政治目的。

 

只是两个有志向的青年学子提出的学术思考，没有功利性，没有政治目的。

 

他们当时也没想到，这成了有些人利用的武器，成了打向俞平伯，转而批胡适的重要武器。

 

但学术总是逃脱不了政治的，李希凡在文革中把毛主席谈《红楼梦》的信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至少，这应该和学术是没有关系。

 

其实，当时选择俞平伯卷入政治，这应该算是找错了人。俞平伯从年轻时起就不喜欢政治，对于人情世故他单纯的就如一张白纸，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搅入政治呢？

 

俞平伯曾经讲过一件小事。

 

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约他去见一下胡适。

 

当时胡适住在黄龙洞，过去有点距离。

 

俞平伯觉得走不动那么远的路，他要坐轿过去。可俞平伯觉得瞿秋白不是常人，是党员，是无产者。他断定瞿秋白不会坐轿，所以对瞿秋白说，我们各自过去。

 

没想到，俞平伯下了轿回头一看，瞿秋白也是坐着轿子来的。

 

俞平伯连说，好笑，好笑。

 

这样的俞平伯，自然和政治无缘。可政治就如空气无处不在，俞平伯就这样被政治了。

 

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是不同的，直接影响到他在社会中的地位。

 

俞平伯本来是交友满天下的，开始被批判的俞平伯感到了人情势利，写下了“交游寥落似晨星”这样的残句，谁都被政治高压笼罩着。

 

不管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但有一点是学界公认的，俞平伯是有真学问的。

 

 

对于他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其规模、范围、深度都超越了俞平伯能控制的程度。为了表明自己认识的进步，他写了检查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

 

这个莫名被政治了一下的书呆子，开始对昆曲更痴迷了。

 

1956年，北京成立昆曲研习社，俞平伯被选为社委员会主任。

 

尽管，俞平伯尝到了政治的滋味，只是他始终不习惯官场的一套。

 

有次他们演出完，总理上台和演职员合影，在这些人里居然没找到他。后来发现他上台了，以为是来合影的，没想到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

 

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评价呢？是清高？还是无视领导？是值得提倡？还是需要批评？

 

本来，对此的评判并不难，现在似乎还真不好说。

 

1964年，现代戏火了。北京昆曲研习社在请示王昆仑以后，宣布解散。

 

这也是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一个标志。

 

文革时他的老君堂被抄。当时俞老太太还在，家中有寿材，他们逼俞平伯哭妈。

 

在牛棚学习班，有人逗俞平伯唱个歌。没想到他真在食堂唱起了一首革命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他唱得很认真，走调的嗓子把一位女同志笑倒在地。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打节拍，对曹道衡他们年轻人说：“你们看，这是工尺谱……”。

 

这让我想到后来听曹道衡的文学史课，也给我们听过工尺谱，原来师承是这样来的。

 

俞平伯以后虽然再没对《红楼梦》有过研究，但《红楼梦》却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梦魇。

 

韦柰在回忆外公俞平伯的文章中写道：去世前半个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986年，给俞平伯开过一个65周年的学术活动纪念会议，不知什么原因，会是开了，但特别低调。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去世，也没有媒体报道，低调得难以想象。

 

俞平伯前半生的人生有过辉煌，曾是北大红楼卯字号一只温顺的兔子，也是一直让我向而往之的兔子；后半生的人生就此沉寂，这应该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一个温润如玉的俞平伯，为了一本《红楼梦》在急风骤雨中飘零，等雨霁风停，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暮年。

 

或许，这就是那一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