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农历最吉祥的龙年。那一年，我刚刚满八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天，下午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照在我家的西院墙上，照着西院墙上几个白灰刷成的硕大的宋体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那时我家既不活泼，也不团结。身为队长的父亲要把自家的土肥送到集体的田里，母亲不同意，于是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吵不过嘴头子利索的母亲，有些恼羞成怒地冲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冲过去护住母亲，并大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会以“毛主席语录”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来保护自己，压服对方。因为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那就等于是“抗旨”。只要能说出一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是在两军对阵中抢占了“政治制高点”。由于“毛主席语录”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小孩们耳濡目染也会背许多段。我常常在挨父亲打的时候，便会无师自通地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似是而非的语录口号，而父亲也多半会因受到这一“最高指示”的制约，忍气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样以一段“毛主席语录”来给自己撑腰。
　　但那天却不一样，父亲不予理会，照准我的屁股就是一脚。那一脚正好踢在我足球一样圆滚滚的屁股上。我当即嚎啕大哭，父母之间的战斗也戛然而止。我在得到父亲给我买一本小人书的承诺后，抽抽啼啼地上学去了。
　　学校和村子里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标语。我一直弄不清楚刘少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天有人说村外边来了个刘少奇式的人物。我跑过去看，差点吓坏了，原来刘少奇就是很脏、很臭、很恶心的叫花子呀！
　　这天下午的第一节是语文课，教我们的宋老师抑扬顿挫地说：“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宋老师自己摇头晃脑地读罢，当我们正鹦鹉学舌地照读“暮色苍茫看劲松……”时，学校的大喇叭突然奏起了哀乐（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那种悲戚戚的乐曲叫哀乐）然后，播音员用沉重而低回的声音报一个人的职务，报了老半天，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等等，还有职务之类很长很长的一段文字，我听了老半天，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大人物究竞是谁，反正是一大堆各种主席的头衔。
　　宋老师也停止了讲课和大家一样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到了最后，才知道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了。课堂上立即哭声大作，眼泪横飞。我因为屁股疼痛的缘故，借了这么个缘由更是号啕不已。宋老师一面抹眼泪，一面用嘉许的眼神看着我。以后，宋老师一直对我有特殊的照顾，我想可能与我这次的表现不无关系。
　　这几天，我们停止上课，手握纸糊的三角旗跟随大人排成长龙去公社大会堂开追悼会。庄严肃穆的会场主席台两边用崭新的苇席扎了两个很大的牌柱，上面插满了松柏树枝，还点缀着许多小白花。会场中央挂起的一块黑色帷幕，中间镶着毛主席的遗像。上方是一排黑色的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一块一拶多宽的黑袖标。人们低垂着脑袋，站在原地，成立正姿势，对着毛主席的遗像默哀，长久地默哀。默哀完毕，大人们失声痛哭起来，脏兮兮的手绢在空中挥舞。一个白发皓首的老教师哭得晕倒在地上。我被眼前的气氛所感染，很想哭，但不幸的是没有眼泪。默哀时，地上安静得能听得见针掉落的声音，一个不走运的家伙居然打了一个霹雳般的喷嚏，这被视为对伟人的大不敬，随后被一个健壮的体育老师拧着耳朵拎出了会堂，好像还扇了两个耳刮子。
　　听信奉迷信术数的老人讲，一九七六年有十三个月，即多一个闰八月，这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年代。俗话说，“闰八月凶多吉少”“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一连几天，气氛沉重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老辈子人说，过去遇有皇上驾崩，鸣锣告示，天下缟素，数年不得穿红挂绿。可实际上，当时的我们哪里有鲜艳的衣裳，我们穿的衣服都落了补丁，而且不是呆蓝，就是死灰。
　　父亲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这几天里一直郁郁寡欢。当他发现院子里的那只老母鸡，悠闲地踱着步子，下蛋后依然得意地咯叫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父亲气愤不已，从厨房拎了把刀，于是那只母鸡稀里糊涂挨了宰。当天晚上，全家人围着桌子，吃起了鸡肉。父亲杀鸡吃肉的情况，不知怎么被公社里知道了。于是有人叱责道，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还有心思吃鸡肉。不久，我父亲稀里糊涂丢了队长的职务。
　　一九七六年到二〇〇六年，三十年的风声啸然而去，三十年的尘埃，在岁月的深处落定。
　　多年之后，当我读到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洛的文章时，我蓦然想起了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那一切。
　　苏珊·桑塔洛这样写道：“毛就这样去了，人们依然匆匆忙忙地在纽约的地铁口进进出出，有人在读报，有人去买汉堡包，没有人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