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文

光明日报·小波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挨打的文章，为此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文章发了几乎一整版。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很多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我估计是上海的某个宣传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是当时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正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王小波。我在一个我们两人都分别认识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心里就有了这个人。虽然是“水怪”，还长着“绿毛”，初看之下有心理不适，但是小说中显现出来的小波的美好灵魂，对我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严格来说，《绿水毛怪》这本手抄本小说是我和小波的“媒人”。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讲述了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儿作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幻想者，他们的幻想碰到了冷酷、腐朽、污浊的现实，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只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作品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神经质的特点，有些地方感情过于强烈，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书中所写的涅朵奇卡与卡加郡主的爱情给人印象极为深刻，记得有二人接吻把嘴唇吻肿的情节。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
　　小波在《绿毛水怪》中以男主人公的第一视角写道：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我与《绿毛水怪》产生强烈共鸣，自此对小波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记得我当时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投契。
　　我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跟我们共同的朋友去他家，找他爸请教学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已经留了个心，要看看这个王小波是何方神圣。一看之下，觉得他长得真是够难看的，心中暗暗有点儿失望。后来，刚谈恋爱时，有一次我提出来分手，就是因为觉得他长得难看，尤其跟我的初恋相比，那差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那次把小波气了个半死，写来一封非常刻毒的信，气急败坏。记得信的开头列了一大堆酒名，说：“你从这信纸上一定能闻到二锅头、五粮液、竹叶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把我给气乐了，他说：“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心结打开了，我们又接着好下去了。小波在一封信中还找了后账，他说：建议以后男女谈恋爱都戴墨镜前往（取其防止长相成为障碍之意）。
　　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点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来的路上搞丢了。他把书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我心想，这人可真行。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那时候刚跟初恋情人分手不久，就如实相告。他接下去一句话几乎吓我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他这句话既透着点儿无赖气息，又显示出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和无比的纯真，令我立即对他刮目相看。
　　小波这个人，浪漫到骨子里，所以他才能对所有世俗所谓的“条件”不屑一顾，直截了当凭感觉追求我。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眼光看，一切“条件”都对他相当不利，我们俩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我大学毕业（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是上了大学吧），他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一个全都是老大妈和残疾人的街道工厂当工人；我的父母已经“解放”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当时已经因为发表了一篇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的关于民主法制的文章而小有名气，而他还没发表过任何东西，默默无闻。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早晚会脱颖而出。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己会成为几流的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当时他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他听了如释重负。
　　后来，小波发起情书攻势，在我到南方出差的时候，用一个大本子给我写了很多未发出去的信，就是后来收入情书集中的“最初的呼唤”。由于他在人民大学念书，我在国务院研究室上班，一周只能见一次，所以他想出主意，把对我的思念写在一个五线谱本子上，而我的回信就写在空白处。这件轶事后来竟成了恋爱经典——有次我在电视上无意中看到一个相声，那相声演员说：“过去有个作家把情书写在了五线谱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我们很快陷入热恋。记得那时我家住城西，常去颐和园。昆明湖西岸有一个隐蔽的去处，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岛上草木葱茏，绿荫蔽天。我们在小山坡上尽情游戏，流连忘返。这个小岛被我们命名为“快乐岛”。可惜后来岛上建了高级住宅，被封闭起来，不再允许游人进入。
　　小波去世后，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

国务院研究室·成名

　　1978年我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单位设在中南海里面。我对中南海的警卫佩服至极：他们从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证件了，全凭目测。每天进出那里的人那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儿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
　　这个工作岗位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我们只是权力的喉舌，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我们与权力的关系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当时我从王小波那里第一次听到“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由于缺少阅历，我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心里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并不明白政治的险恶。而他们家是深受政治斗争之苦的，所以知道其中的利害。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心里并无遗憾。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首发，然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文章，也许应当算是我的“成名作”吧。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在2008年，我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论坛暨评选活动”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30名社会人物第一名，很大原因就是有人还记得当年的那篇文章吧。当然，跟我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无关系——在1999年，我也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个人物之一。现在想来，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这就应了福柯所说的“作者消亡”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一种话语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这个作者说出来，也会由别的作者说出来。
　　那段时间的一件大事是参加了理论务虚会，那是一个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会议。因为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中国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夜，这个会议是一个信号：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这个会议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从此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发声，自由地呼吸了。这个会议集中了全国所有最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全都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那个级别的，还有一批中老年理论工作者。我在会上是会务组成员，负责编写会议简报。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那是当时重要会议的举办地。
　　就在那段时间，出现了街头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群情激昂。我们下班后也常常骑车去那里看看。记得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顾城的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当然还有声名远播的《论言论自由》，皇皇巨著，振聋发聩。作者有一种极好的文风，一扫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文章的八股气，条分缕析，直白清新，使人感觉到逻辑的坚实和思想的力量。从那里，我知道了民办刊物《今天》，后来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
　　我还去玉渊潭公园聆听过北岛等朦胧诗人的诗歌朗诵会。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前排坐后排站。记得那次北岛去了，他身材瘦长，穿着朴素。那个时代，没有人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人看重穿着，那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飞扬的时代。北岛的真名叫赵振开，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是他的诗歌早已口口相传、脍炙人口了：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还有食指的《相信未来》，那也是文革后期在朋友圈子中流传甚广的诗歌：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诗从朋友手中传来，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写过一遍的。这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心声，它说出了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它的所思所想也变成了我们的所思所想。
　　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那个群情激昂的时代，心中充满愉悦。也许正因为我们一直处于缺氧状态，所以当我们能够自由呼吸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正因为我们一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当我们能够发声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我们看清了事实，发现了真理，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像国家也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我们全都像当时的国家一样，意气风发，一切都不在话下，借用毛泽东的诗词来形容大家当时的心气，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话将人的豪情壮志表达得淋漓尽致，激动人心。而在那个时候，那种激越不是一个人的豪迈心情，而是全民族的，所有人的。
　　那段时间的生活只有“如火如荼”一词可以精确概括。一方面社会氛围在高压的十年间已经达到了极限，可谓万马齐喑、积重难返；另一方面，我们这些“老三届”正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每个人都雄心勃勃要建功立业，大展宏图。这股力量迸发出来简直就像火山爆发，声势浩大，摧枯拉朽，整个社会都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人心沸腾，人心思变。
　　文革中有很多小圈子，大家频繁聚会，探讨国家前途、社会发展道路，人类理想的实现，也传看好书，共同讨论。由于书少人多，每本这样的好书都会引发排队，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一两天。我记得这样看到的书有奥威尔的《1984》，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等，那种阅读经历真是激动人心，就像在伊甸园里偷吃智慧之树上的苹果一样。当初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有了羞耻之心，我们偷看禁书也得到了最初的启蒙教育，“振聋发聩”这类词都不足以形容。因为那时读书不仅有瞎子睁眼、聋子复聪的感觉，还像是一脚踏进了海盗藏宝洞，只觉得眼前奇珍异宝，目不暇接，恨不得长出一百双手，席卷而去；又像一个饿极了、渴急了的人，突然面对一桌山珍海味，恨不得长出一百张嘴，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样纵情饕餮。

社会学·入门

　　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先声。
　　除此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兴致勃勃地听着讲习班的课程，我对社会调查的内心冲动在那个时候迸发出来。突发奇想之下，我私自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是一个文化趣味的调查，里面都是一个个的陈述句，例如：京剧比交响乐好得多，芭蕾舞比地方戏好得多之类。下面按照问卷设计的经典做法列了多重选择：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我在单位开了一纸介绍信，就跑到附近的街道居委会去发问卷。那时的人都很质朴，一看到介绍信就办事，觉得好像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似的。等到问卷收回来，我一看就乐了：大家都填得很认真，有的人不大熟悉多重选择题这种答题方式，在问卷的空白处批道：这种说法太绝对了。我根本没打算用调查结果做什么文章或调查报告，只是过一把社会调查的瘾而已。可惜到后来，人们很快告别了社会调查的童真阶段，到2000年前后，问卷调查的成本就已飙升至每卷一百元，现在，随着通货膨胀，恐怕更加水涨船高了。
　　那年，我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原书是日文，为此，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致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重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点儿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心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我最终放弃了历史学，走向社会学。

1979年，我和社会学夏季讲学班的同学们

结婚·“女共党”

　　经过两年的热恋，我和小波结婚了。当时，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于工作年头长，他是带薪大学生，有工作单位可以开出结婚证明书来，这就和单纯的以学校为单位的学生不同了。我们钻了这个空子。记得怕人家深问，横生枝节，我们登记时找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当时正好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结婚登记。她打个马虎眼，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个年头，根本不兴搞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饭，两家一共去了十个人，兄弟姐妹都没去全，也没有什么仪式，就像普通的亲戚聚会吃饭一样。后来我听爸爸说，他们家给了500块钱，我心里暗暗纳闷，为什么是他们家给钱，不是我们家给钱？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社会学，我才悟到，这钱的性质是彩礼啊。

1980年，我和小波结婚，在北京宿舍楼下

　　小波的一帮同学朋友还到我家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毕竟在校生结婚是规定所不允许的。他们中有一大帮人是开学之前在去教育部请愿时认识的，这些人都有一个现在听去很可笑的头衔，叫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荒诞的：第一重可笑之处是，这些子女是可教育好的，暗含着他们的父母是不可教育好的，可是一些公民怎么就会成了不可教育好的人了？第二重可笑之处是，怎么知道这些子女是可教育好的？还不知道能不能教育好就将之命名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岂不武断？第三重可笑之处是，谁教育？谁受教育？怎样算教育好了？怎样算没有教育好？标准是什么？
　　小波是因为父亲尚未平反，他的好友刘晓阳是因为母亲文革自杀，尚未平反，其他人也都有类似情况。按照上个世纪60年代的标准，都是不能录取为大学生的。后来开始拨乱反正了，这帮人就跑到教育部去请愿。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争取到了被录取入学的权利。
　　这帮朋友来时，有一位骑着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抓着一个一人多高的金属立式衣架，是朋友们凑钱给我们买的结婚贺礼。我下厨做了些菜（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的厨艺不怎么样），多数是买的熟肉和现成的凉拌菜，十来个人围了一桌子。饭后大家嗑着瓜子聊天。记得小波一位同学当时说了句话，我还觉得有点儿不受听——有人问起他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对象，他说：怎么也得比嫂子强啊。那同学长得的确比小波好看，也是蛮有才的，可那也不能这么说话呀。它使我不快的原因有两重：他比我的小波强，他爱人比我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心中，小波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我俩的爱情更是完美的，所谓完美就是到头了，哪能还有比这个还强的？幸亏我不是小心眼儿，不然就跟他认真生气了。
　　当时这帮人的思想倾向以及小波在班里的形象，还有一个侧面的印证：他的同学听说他的老婆是个“女共党”，全都大惊失色，难以置信。这说明，小波在同学心目中完全是个离经叛道者，竟然娶了个如假包换的共产党员，真是匪夷所思。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俩竟是互为“良心”的呢？谈恋爱时，我对小波说过，心中隐隐觉得他是我的“良心”，因为他们家早早落了难（“三反”运动时，他的父亲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当时他父母的朋友都纷纷躲开了，不但不再造访，在街上碰到还假装不认识（这是小波写《寻找无双》这篇小说的心理动因）。他小小年纪就体验到世态炎凉。而我的父母仕途比较顺遂，没有像他的家庭那样遭受到社会的不公，这一经历使我心痛。
　　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竟然说，他也觉得我是他的“良心”。这又从何说起呢？原来，我代表了对社会的正面看法，对于共产党领导穷人推翻富人统治、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肯定。尽管他的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毕竟也是个老革命，是当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跟我父母如出一辙，对中国革命当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后来出现了腐败，但是不能否认，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社会的各种弊病和他家特殊的悲惨遭遇都无法遮蔽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会把我当作他的“良心”，对于我是共产党员也不会真正介意。尽管后来有的人入党仅仅是为了当官，甚至为了搞贪污腐败，但是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入党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的，是善良的好人。小波深知我属于后者，所以才会跟我搞到一起的。
　　说起小波考大学的经历，还真有些一波三折。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当时小波家三兄弟都在工厂当工人：大哥小平在京郊煤矿挖煤，弟弟晨光在卷烟厂做烟卷，小波在一个全都是残疾人和老大妈的街道工厂当工人。小波在三兄弟里行二，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一位主人公叫王二，尽管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却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恐怕有点儿作者自况之意。大学停办时间过久，对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都有点儿将信将疑，所以那一年只有小弟晨光去应考，小波和小平根本就没去。万万没想到，三兄弟中资质最差、哥哥们从来不带他玩儿的小弟一考即中，高高兴兴背着书包进学堂去了，这下小波、小平才醒过闷来：原来真的能上大学啦？！俩人一通复习，结果小平在1978年一举考上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当然选择了读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数理逻辑大师沈有鼎的博士生。小波在我的撺掇下先去考了提前招生的中央戏剧学院，后来才去上了人民大学。考戏剧学院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他是先考过了一试，复试时才被刷下来的。未过复试的原因小波没有细说，但影影绰绰记得是复试老师问他最喜欢谁的戏剧，小波说的是萧伯纳，没说中国的戏剧家。后来遇到史航——他是戏剧学院毕业的——据他说，在戏剧学院，萧伯纳是个禁忌，特别受排斥，原因不明。小波嘴里吐出萧伯纳的名字的一刻，他的被拒就板上钉钉了，不需要其他理由了。后来小波在杂文中调侃郭鲁茅巴，恐怕就是故意宣泄一下他考戏剧学院受的腌臜气。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当初小波上了戏剧学院，一定会被那些文学理论烦死，中国没准儿就会因此痛失一位独树一帜的小说家啦。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在小波上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海淀区的人民大学校园住宿，我在中南海上班，也是住办公室，一星期才能见上一面。正值热恋，相思之苦该有多么厉害可想而知。就在那几年中，我们互相写了不少信，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就在那段时间，倒也因此留下了不少书信，成了无心插柳的一个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