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佩红／文

男医生

　　我刚出生时，肯定只熟悉我母亲，她子宫里羊水的温度，乳汁的味道，身体的气息，注视的温暧。除此之外，所有人对我都陌生。我只会以某人探视的频率、说话的亲切度和抱我的次数来辨识其他亲人，譬如，我父亲，我祖母。一个婴儿对这个世界，在潜意识里该怀有多大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我母亲仿佛知道这些。她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我，安慰我。在我满周岁时，她医院里的同事跑来看我——据说，那天我喝足了奶，正美美地睡着，脸上红扑扑的——我被这些人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黑压压一片人头，马上大哭。母亲说，“你哭起来真是没完，好不容易哄住了，旁边有个男医生却说，看这水眼睛，将来会迷倒多少人！我马上把你抱开了。”
　　一直到我很大了，母亲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这件事。有时，她的语气中带了一点嗔怪，有时却像沉浸在幽深的往事中，仿佛她正向那个男医生走去。那个男医生穿了件白大褂，却没有五官，没有身高，只有被转述的这一句话，孤零零地在空中飘荡。男医生是多么奇怪。
　　母亲必认为男医生的话里含了不好的意思，所以把我抱开。母亲所认为的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她历来是一个柔弱的女人，观念传统，一个贤妻良母。
　　也许这是母亲对我的一种暗示？要我知道我小时候是可爱的，我用不着在陌生人面前自卑或者害怕，要碰到不好的人我可以躲开？男医生后面于是有一个大黑洞出现，那是危险的，但可以规避。
　　现在我疑心那个男医生的话是冲着我母亲说的。我母亲活着时眼睛很美，当她老了，默默地看着我时，我总觉得这眼睛里的忧伤会杀了我，也杀了她自己。在她年轻的时候，穿着一件白大褂在医院里走来走去时，她身边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不只是忧伤吧。我却不可能知道了。
　　我曾问母亲，那个男医生是怎样的人。母亲说那人医术很好，但看到女人就走不动了，就会胡说一气。
　　在母亲中年时写的自传中，写到我出生前后她所在的医院里发生的一件事。医院院长是个医术高明的医师，已有家室，又和一个年轻护士恋爱，这事被一个管账的先生知道了，这人硬要护士离开医院，护士遂服安眠药自杀了。管账人因这事被押送法院。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大家发现这管账人还有账目不清、公私不分的问题，就从法院把他“请”回来再批斗。至于院长，母亲认为他的医术和医德都令人佩服，可是，除了他的个人生活“不够好”之外，他也曾刁难母亲的辞职，嘴上同意，却迟迟不给她开离职证明，三番两次约好了又走掉，害得她来来回回地找他，最后在医院附近一个汽车站的小行李房里找到他，他才慢吞吞写下了这个证明。
　　母亲不擅文字表达，对医院里的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许并不很清楚，这件事写得含糊不清。但她写下它必有自己的理由。这个和女人纠缠不清的院长，就是那个喜欢胡说一气的男医生吗？这是个永远的谜。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女人死去了，她死的动机不明；另一个女人要离开医院，却历尽曲折，那为难她的人动机不明；一个男人逼迫一个女人离开医院，同样是动机不明；而另一个男人虽然能尽心尽力医治病人，却难以医治自己。
　　也许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人心，人性，秘密的欲望或黑暗的角落，也许永远杂草丛生。男医生后面，不再是一个黑洞了，而是一片茫茫夜色。
　　多年后母亲死去，可以说就死在这片夜色中，虽然那里早没有什么男医生了，甚至，没有任何陌生人。
　　我就在这夜色中走着，希望可以看到曙光。

楼下的姐姐

       我在楼梯上滑滑梯。这是我幼年发明的一种游戏。拎起一条腿，骑马样地跨上楼梯扶手，整个身子伏在上面，两手不停地向前推，小小的身子就可以往下滑动。它比公园里的滑梯更危险，但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它充满了刺激。
　　我从三楼往下滑，当中拐两个弯，一直滑到底楼。下午的楼道很安静。我的衣服前襟和整条裤子都成了抹布，楼梯扶手上的灰全擦在上面。
　　我跳下来。底楼暗得厉害，四扇门有三扇是一年到头不见开的，里面好像不住人。还有一扇是公用厨房的门，常年大开。也因了厨房的缘故，我才有理由在那里跑上跑下。楼道是我寂寞的乐园。
　　但是，吱呀一声，那从来不开的门里有一扇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十多岁大的女孩。在我眼里她很高，我站在第一格楼梯上还要仰头看她。她的下巴也抬得很高，眼睛往下瞧我，头微微偏过去，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势。她非常漂亮，鼻梁挺括，眼窝深陷，头发微鬈，加上皮肤略黑，极像一个印度女垓。
　　她像是出来察看动静的。她像一个小管家。
　　看清是我，她鼻子里哼了一下，向我说了一些话。我所记得的是这些，“难看死了，你难看死了，额骨头这么高，头发这么稀，还要梳小辫子，两根老鼠尾巴……”
　　她的声音不大，却好像含着被打搅后深深的恼怒，一下把我吓住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话，说这么气人的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那么呆呆地站着，看她。
　　她继续说：“眼睛瞪这么大干什么？回去照照镜子，大眼睛有啥了不起！”
　　不争气的我，嘴巴开始抽动，眼泪流了出来。这样子一定更难看。可她没再说下去。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门又关上了。我呆立在原地。
　　从此我滑楼梯总是滑到二楼为止。底楼是她的地盘，我就是走过也总是一蹿而过——这倒真像小老鼠了。我在二楼旳楼梯拐角处踮起脚，朝底下几扇房门的气窗里望。扁扁的气窗玻璃后面，透着让人心寒的光亮，间或闪过天井和黑色铁门的影子。但是，看不见人。我留心着大人们关于底楼人家的议论，从中知道女孩的爸爸是一个“私方代理人”。
　　这是一个奇怪的称号，不像“资本家”那样容易让人懂，而大人们说这个词时，眼里也有种特别的眼神闪过。直到上中学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介于资本家和高级职员之间、或者就等同于资本家的阶层。我有个同学的表格上，就填着这个家庭出身。这同学说，他爸爸是个高级工程师，上海解放时资本家逃到香港，临走把工厂托给他爸爸代管，他爸爸就成了这倒霉的“私方代理人”。
　　我似乎从没见过底楼女孩的爸爸和其他家人。我只记得她。她又出现了，大大方方地站在二楼我祖母的房间里，我父母要我叫她姐姐。“这是楼下的姐姐，”他们说。
　　“姐姐，”我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叫她。我以为她又要来找我的麻烦。她却温和地笑了，叫了我一声“妺妺”，好像她从来就这么待我。我没有揭穿她是因为她笑起来太好看了——“好看”对于我从来就有一种力量。我们都长大了一点。在灯光下，她的笑里有一种奇异的爽朗。
　　接着，她一家人不见了。底楼的房间统统打开，里面空无一人，家具全部搬光，只剩淡黄色的拼花打蜡地板。那是两个朝南的大房间，和一个较小的朝北房间，跟二楼的布局应该差不了多少，但其中一间有天井，天井里种了几株广玉兰，它们的闪着金属光泽的枝叶，一直伸到了黑铁门外。天井通往大弄堂底的高墙，高墙隔开了外面的世界。
　　底楼没空出几天，就有一大批漆成果绿色的小木椅搬进来。然后是几张同样颜色的矮方桌。然后是一架风琴。然后，底楼房间的每个天花板上，都安装了一种可手工拉动的大帘子（这种“手动风扇”在夏天的午后常常被一个阿姨拉动，在它下面，是躺在席子上熟睡的一个班的小朋友）。我每天都下楼去看，走进去看。没人拦我，没人骂我，工人们忙着把墙壁粉刷成浅绿色。我不知道楼下的姐姐一家人去了哪里。
　　几乎同时，大弄堂底的高墙上也开了一个门，后面弄堂和小菜场的人可以随便进出。锣鼓不停地敲响，从远到近，惊心动魄。从外面涌进来的人高喊：“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高墙上刷着巨大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标语。
　　大食堂办起来了——我家曾去买那里的饭菜回来吃。街道托儿所就开在空出来的底楼——我们这排楼的底楼全派了这个用场。从此每天一大早，就有“两只小鸡唧唧唧、三只小鸭嘎嘎嘎”的歌声和风琴声响起。弄堂里又办了一所民办小学，小学生们在这里跑步，做广播操，哨子声瞿瞿地乱响，小孩子尖叫着，推来搡去。我在昔日的乐园（楼道）窗口上往下看，看到几个笑得很张狂的女孩子，嘴咧得很大，我心里忽有一个声音响起：难看死了，你难看死了……
　　啊，谁的声音？
　　过了几年。有一个晚上，很晚了，家里人正准备睡下，忽然楼梯在响，腾腾腾跑上来一个姑娘，穿军装，戴军帽。她走进我家的尖顶阁楼，笑着叫我“妹妹”，又问候我的爸妈，而我们全愣在原地，以为有人走错了房间。
　　“你们不认得我了？”姑娘清脆地笑着，伸出一根食指指向下面。一根娇嗲的食指。“我是——从前住在楼下的——”
　　我们都叫起来，手点着她。当然是她。黝黑的皮肤，黑黑的深陷的眼睛，压在军帽下的只露出少量的鬈头发。头发变成了两根粗大的辫子，垂在她单薄的肩上。
　　她高考落榜了。她不愿在上海当“社会青年”。她报名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队伍第二天就要开拔。她是到老房子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的。
　　她跟我家里的人说着话。我站在角落里看她。穿了军装的她多了一种“飒爽英姿”的时代感，却也是好看的，因她脸上有自然、真实的光彩，像是被将要开始的新生活照亮。的确，她兴奋难抑，神情中充满向往，这种情绪感染了我们全家人。这种状态，也是我在电影里、画报上、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的。
　　她走后我父母出奇地沉默，既没有号召我们向她学习，也没有对这件事作评论。半晌，我母亲才说了一句话：“新疆，新疆真是远啊……”而父亲并没有用他一贯的革命方式，用那句大家都能想到的“好儿女志在四方”来反驳她。他们的手放在我的头上，辫子上，很久都不拿开。
　　第二天上学时，我看到一辆又一辆大卡车在马路上开过，上面站满军装军帽的女青年。她们都在笑，脸上都像镀了一层光似的发亮。她们的理想之光。她们大都脸色红润，身腰粗壮。她们高唱《我们新疆好地方》，把这首旋律悠扬的歌唱得像一首进行曲。我在里面寻找一个漂亮的、单薄的姑娘，她的下巴应该是略略抬起的，她的笑里应该有一种傲气或者锐气，警觉的，不愿被打扰的。可是我没有找到。卡车飞快地开走了。

造反派头目

       在这个题目下，站着一个最特殊的陌生人。这个人使我没法展开叙述，这个人的脸，表情，站立的位置，场景，背景，时代。
　　记忆是一种特别的管道，它常常不那么有逻辑。它可以直通最难忘的事物。
　　这个人的脸微胖，白里泛黄，像一个浮肿的黄疸病人。这使他薄削的鼻子不显得高，反而平。
　　这张脸上有一种控制起来的凶狠，而这种控制，是为了更有效地释放，使凶狠变得更可怕。
　　凶狠藏在他的两只不算小的、眼皮下搭的眼睛里；凸显在他的往下拉的嘴角上，撅起的下巴上；延续到他的粗而短的脖子上。
　　不知这个人是练过表情，才使这张平庸至极的脸产生了这么大的威慑力，还是因为他比一般人，特别是比我父亲高的缘故，在他面前，我父亲就像一只突然泄气的皮球一样，更矮了，并且还在矮下去。
　　1968年夏天，这个人，连同一大批陌生人，出现在我家里。这人穿了件黄兮兮的衣服，仿佛有着汗渍。他身后有许多人在忙碌。纸片和杂物给扔得到处都是。毎个抽屉都是打开的，摊在地上。床底下的箱子，乱七八糟的书和衣服，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墙上打出了一个大窟窿，像一个黑咕隆咚的眼睛，几个人打着手电筒朝里探，嘴里说，看有没有枪支弹药，有没有变天账。
　　我父亲站在狼藉的屋子中央，这个人站在他的旁边。这个人看见了我。
　　我好像走了半个世纪才走到我家三楼的房间。我从弄堂里、楼梯上、走廊里那么多的陌生人中间走上去。以我那时的年纪，我该叫这些人叔叔伯伯。他们看着我走上去，窃窃私语“这家人的女儿来了”。他们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铁棒。这个人显然是他们的首领，因为他站在中央，并且死死地盯着我。
　　我手里拿着扑克牌。半个钟头前我还在同学家和她们打四十分，希望可以忘掉外面的“红色恐怖”，以及我父母不安的表情。但这一天我好像有预感，没在同学家久留。
　　如果我晚一点回家，可能就不会碰见这个人，但也会错过与我父亲的最后一面。
　　这个人一把拿过我的牌，在手上噗噗地洗了一遍，像在检查里面有没有藏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一副没有壳的扑克牌，怎么藏得住东西？那么，他是在显示他的权威了，他可以随便就夺走你的东西。
　　抬起头来，下巴扬得很高，盯住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吗，你爸爸，是一个隐藏很深的老反革命！
　　他的声音不高，但极有威力，说的是一种上海普通话。我可以肯定他是个上海人。上海人一贯是这样的，在某种非同寻常的场合，要宣布某种非个人的意思时，便用这样的方式说话。
　　他问我有什么要揭发的——揭发我那反革命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
　　不过他没空跟我说更多的话，也不管我是不是惊呆了。他要忙的事还多得很。在没有抄出任何“罪证”的情况下，他高声宣布，要把我父亲这个反革命带回去隔离审查，直到他完全彻底地交待一切罪行为止。
　　父亲被他们带走，再也没有回来。三天后这个人出现在居委会办公室，拍着桌子对我们高声宣布：“你们的反革命狗父亲，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死了！”
　　他像在宣布一只狗、一只猫死亡的消息，而他的表情和举动，又分明是要吓住我们，因我祖母已撕心裂肺地哭叫起来，我母亲也捂着嘴发着抖在哭，我和哥哥们则呆在那里，像是傻了。
　　这个人的声调里特别强调了那个“狗”字。他脸上现出比动物更狰狞的表情。这张脸就这样定格于我的记忆。
　　多少次，我想起它，就忍不住想伸出手掴它的耳光。在心里，在想象中，我已无数次这样做了。但那仿佛是一张橡皮脸，不会说痛，不会羞愧和脸红，不会更改，是我永远的噩梦。
　　多少年来我想着这个人，其强烈程度不亚于对所爱者的思念，尽管性质完全相反。他曾是我父亲的同事吗？为了丁点儿的妒忌，个人纠葛，就在文革时趁机报复？我父亲曾告诉我母亲，他单位里有个同事总是向他借钱，借了又不还，而且工作总出错，被我父亲批评过。文革初起时也有人找我父亲的麻烦，因我父亲的“先进”称号早已惹恼了一些人。他是其中的哪一个呢？
　　我不妨把他想得更“崇高”些。他根本不是公报私仇。他确实感到有必要清理阶级队伍。他不能忍受一个解放前有“历史问题”的人在中国人民银行里工作，而且窃取了市级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他觉得有问题的人就该被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他确信阶级斗争就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与人奋斗也真的是其乐无穷，他从中享受到权力的快乐，践踏他人尊严的快乐，掌控他人命运的快乐，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快乐。
　　也可能他是身不由己。他必须响应号召，投身这场运动。而这运动所产生的巨大的“磁场”，很快把他弄晕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有这么大的能量，大到能把人整死！
　　或者，他是个极聪明的人，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他知道自己也有不少“问题”，不主动出击的话，火就会烧到自己头上。他对这人斗人的世界看得比谁都清楚，他的恐惧并不比别人小。但只要他做了造反派的头目，以打击别人树起了自己的威风，谁还敢动他不成？他越是扩大他的战果，把他揪出来的人说得越可怕，他自己也就越安全。当他手下的人在他带领下高呼革命口号时，他心里在怎样得意或侥幸地笑着啊！
　　他打过我父亲吗？想到此我便觉得不能忍受。我父亲在审查期间曾被人又斗又打，并在万人批斗大会的当晚，或者说次日凌晨，从被关的楼上跳下身亡。这个陌生人用自己的手击打别人的脸、肉身，需要多大的仇恨，多大的力量，他的手可发过抖？
　　当然，他可能是个大头目，用不着自己动手，他手下的喽啰们都很管用。也许他只用目光——他那可怕眼神的威慑力——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代表自己，代表的是一个阶级，一种势力，一片红色海洋，谁要跟他作对，谁就会被淹死。
　　父亲是这样死的吗，穿过空气，死在海里？他是那么的普通，且被隔离和孤立着，又有什么来与之抗衡？要换了我，那时，我也会是一样吧。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父亲的平反追悼大会上寻找过这张脸。没有找到。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变成了怎样一个人。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是否睡得安稳，有没有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些被他批斗过、威吓过、迫害过的人，会不会像我在电视中看到的一个美国越战老兵那样，总在扪心自问“我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并为之自责和痛悔？
　　他后来怎样其实已不关我的事。我只记得，在那次追悼大会上及后来，我看到的人脸大多慈祥，不过我会警惕的。

革命女教师

       我，我的在江西插队的小表姐，我们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姨妈带着我们去。姨妈家在北京，人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劳动，回北京探亲时路过上海。如果有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京沪铁路旁眺望一列飞驰而过的火车，也许会看到一个车窗上同时有三张晒得红通通的向外张望的脸挤着，那就是我们三个人。
　　姨妈是我们家族里唯一成功的叛逃者，一个痛恨婆婆妈妈瓶瓶罐罐琐琐碎碎的女人。这性格也许先天含有革命因素，所以，在解放前，她还念着高中，就和几个同学一起离家出走，投奔解放区去了。顺理成章地，她成了一个革命干部，难得回这个老家一次。要来的话，她也总是带着惊奇的、不放心的神情看我们（我和小表姐）。在她眼里我们大概是两个既没知识也没理想的“知识青年”，所以该见见更多的世面，接受更多的革命教育。看着我和小表姐趴在车窗上对窗外景色说个不停的样子，她摇头自语道：“都二十几的人了！……二十几岁，我在做什么？”
　　她陷入了回忆，我们却欢天喜地。火车飞奔，目的地既不是上海，也不是我们插队的地方，而是北京！我们真是一身轻松。
　　我那时已对写作有了兴趣，为这次旅行我特地准备了一个深红色软漆面的本子，上面有白色线条勾出的大轮船和大吊车，也许是革命样板戏《海港》里的景致。在本子的第一页第一行，我写下的第一句话是：“那一天一开始就显得美好而令人振奋。”
　　这“美好而令人振奋”的状态，也许是一个准备接受革命教育的人必要的状态。我准备好了吗？不管怎样，我已用文字营造了它。
　　我记下火车怎样在“逐渐变幻的曙光、彩霞和初升的太阳下”穿行，远方“朦胧的山影”怎样“渐渐清晰”，“寒霜初降的北方大地”怎样“在火车的轰鸣中显出它粗犷豪迈的面貌”。引号內都是原词，大词、开阔壮丽的词——这会让我忘了自己。自己，在那时是一个极不好的词，是和“狭隘”、“自私”连在一起的，是“斗私批修”里头一个要批判的东西。
　　本子里记下的还有：
　　一、火车播音员朗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时的响亮（那其实是在提醒乘客，火车正经过泰山）。
　　二、火车开过黄河大桥时窗外的汹涌，车厢大喇叭里殷承宗钢琴独奏《黄河诵》的激动人心（那猛烈敲击的琴键声多么响啊。姨妈说，到冬天可没这波涛了，河水一结冰就有飞机来把冰炸碎，不然春天会洪水泛滥）。
　　三、（略）
　　我们下火车，乘车经过天安门。夜色中的天安门安静而又神秘，我在本子上详细描绘了城楼的楼柱，雕花栏杆，金色琉璃瓦，毛主席巨幅像，巨大的国徽。那时我真看清了吗？
　　我们住进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姨妈家，它就在姨妈工作的机关大院里，门口有军人守卫。但院子里提着铁壳热水瓶上班的干部，黄昏时吵吵闹闹的孩子们，给这个国家机关带来一种奇怪的家常气氛。大门口整天有许多人排队上访，外地来的，愁苦着脸。这些却没在我的笔记中出现。我只描绘了附近电报大楼每隔一小时敲响的钟声，那“回荡天际”的“悠扬清朗”——那也是远的，接近于我所理解的豪情。
　　红漆面本子在旅行结束后写满了。故宫建筑的宏伟，珍宝的奇美，皇家花园的气派，和对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气愤（这气愤也不来自自身，而来自一种时代的习惯，这习惯使我能躲在其中，自以为找到了对生活的认识）。香山红叶，鬼见愁峰，双清别墅，玉华山庄……（其实我只是惊奇和快乐）。八达岭在我笔下成了“一条僵卧的长蛇”，在那里我看见一个小脚老太太，一颠一颠地走上长城。幸亏记了这一笔，不然，现在我真要怀疑我是否去过长城。多么虚夸的言辞。写在最后的，是一位女教师，她和姨妈住同一个大院，一天晚上，姨妈带我们去拜访她。
　　这是北京之行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姨妈安排的压轴戏。女教师在中学里教政治课，但却住在国家机关的大院里，真是奇怪。她住的是较简陋的平房，屋里灯很暗，屋子中央有一个火炉，一管白铁皮烟囱把烟引向外面，可不怎么热，到底比不上暖气。她一个人住。
　　关于她的模样，本子里这么记载：“干部式的短发，微胖，近视眼镜松松垮垮地架在鼻梁上，嵌在松驰眼皮中的小眼睛热情，可亲，但更严肃。这面貌给我印象太深，以至我顾不上竭力维持的那种文字上的革命审美，在下面的记叙中再次提到她满是肉褶的胖脸，并称她为“一个不拘小节的肥胖妇人”。
　　这里隐藏了我的恐惧——我将变成这样吗？
　　见我们来，女教师很高兴，马上朝我们一人手里塞了个桔子。桔子暖乎乎的，好像带着她的体温。
　　她让我们别拘束，说这地方常有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来，最高纪录是一天二十九人次。她坐在床沿上，把一条腿横扳在另一条腿之上，像坐在大炕上一样，摆好了教育的架势。
　　“你们在祖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你在安徽，她在江西，这很好，很好，”她点着头，像一个大首长在说话。
　　从她的话中我得知，江西和安徽算不了什么，她的学生走得更远，山西、延安、黑龙江、内蒙……她和我姨妈六十年代一起去山东农村劳动，住在一个老乡家（她管农民叫老乡），乡亲们要给她们做细粮，她们不肯，心甘情愿地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吃苦，因为那是为革命吃苦，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上甘岭英雄相比，这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她说：“我一想起他们，心里就涌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无上的幸福。”她就像舞台上的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那样在说话。
　　一直是她在说。她在中南海警卫团当过文化教员，她是解放前辅仁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她曾远远看见毛主席在草地上散步。当她遇见周总理时，没顾上说别的，只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体为什么不会腐烂？说这件事时她一脸幸福，“那时候，我真是个傻孩子！”
　　我望着她的胖脸，想找出一点从前那“傻孩子”的影子。那应该是年轻的，瘦的，有一点可爱的。是吗？我的思路岔开去。
　　她滔滔不绝，眼里放光，越来越像一个陷于激情不能自拔的青春期女生。可她说话为什么总像朗诵啊？我姨妈从来都不这样说话的。
　　“……我常常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想，当自己还是刚刚脱离资产阶级家庭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党就让我参加了土改运动，在斗争中教育我，培养我，后来又让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有一次我上一个学生家访问，可巧那位学生的父亲就是我以前教过的中南海警卫员，大家都乐了，说我教了两代人……想想这些，我真不能平静！在党的关怀党的教育下，自己真有点得天独厚啊！……”
　　我却想，这么一个有资历的革命者，怎么到中学里教书了呢？
　　她喝了一口茶，像要抑制自己的兴奋激动，“这是一股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像党教育自己一样去教育孩子们，使他们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些孩子也真是好样的……”
　　这样她转入了正题，并举出一些例子，如，一个出身演员家庭的女孩当了山村赤脚医生，每天往返于崎岖盘旋的山路间，风雨无阻，还写信给她说愿意为革命吃苦。她赞美这样的学生。反面例子也有，一个工程师的娇气的女儿，给分配在北京小胡同口的白铁修理铺里，思想上大闹别扭，推小车出去时死活不肯叫喊，碰上熟人就马上转弯，可转得太急，小车摔倒在地，“小棍儿折了，小白铁皮儿摔拧了，车里的炉子也灭了。”——女教师说这三句话时像唱着快乐的小调。
　　女孩子前来哭诉，女教师当即把她好好教育了一通：“各行各业都得有人干，革命的需要是你的第一志愿，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为人民服务就是高尚。”
　　在这样的话语前女孩子无话可说。我们也无话可说。我们用不着思考，接受教育就是了，我们已经从报纸社论中，从工宣队那里，生产队干部那里，不停地接受着教育。可我得承认，谁也没眼前的女教师教育得好，教育得生动和形象。
　　但弥漫在屋里的油烟味一次次冲进我的鼻孔。她独身，不吃荤，所以也不吃食堂的菜，自己做。她的小屋子里，除了床，就是一只书桌，一只书柜，一只衣柜，都是最普通简单的式样，是公家的，漆着不均匀的酱油色。（姨妈曾说，连人也是国家的，还要这家具干什么！）书桌上杂乱地放着书、文件，书橱里的书有的横着放，有的斜着放，石灰刷过的白墙上有深深浅浅的脏印子，一两幅水彩画被图钉按在墙上，红梅、青松，是她学生的习作。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革命者朴素的生活。而我的“自己”在疑惑，在“幸福”这两个字面前。那个推着白铁小车满胡同跑的女孩子，摔倒的情景正在我眼前出现，她在哭，就像是我在哭，我们谁没有这样哭过！可在我的本子上，这哭的印痕是找不到的，我隐藏这些东西是要让自己相信另一些东西吗？可它们是在的，在的……
　　我走神了。我看到女教师的嘴一直在动，镜片后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像要看到我心里去。她提到了医院，她说，她的小屋子就和医院差不多，她希望这里也是一个诊疗所，能对毎个来访的青年人都有所帮助。
　　这是她的结束语。在本子上，我用“意味深长”来概括她最后的话，因我找不到别的概括。
　　后来毎次碰到姨妈，她都会提起女教师。提起的时候，她有时会发出叹息，却不多说什么。想起这，现在，我不禁也要叹息了。

黑水中的女孩

       回上海后，有人告诉我，一个在我们附近村庄插队的上海女知青，死了。
　　这消息让我惊，虽然，我跟这个女知青只是见过面点过头，都没说过什么话，可毕竟有活生生的印象，和我们在报纸电视上听说某个不认识的人死完全是两回事。她的样子，立刻出现在我眼前。
　　她比我们这一批要小个几岁吧。她是和一大帮上海某个区的女孩子一起下来的，她们身体都很壮实，爱穿花衣服，和铁姑娘天生就有几分相似，一百斤的担子挑起来就走，走得还挺来劲，说话也是豪言壮语，全没有我们这批人刚来时的弱不禁风凄凄惨惨切切。队干部就总拿她们来教育我们，说我们下乡在先，接受再教育倒落在后头。不过在她们当中，她是比较柔弱的一个，细细的眉和眼，说话不那么大声，神情有点儿怯。
　　我们是全大队第一批下来的。后来每有知青来，我们都会跑去看。六队的女孩中有一个来自南市区，是个“黑里俏”（当地人语），眼睛黑亮得能电到人，笑起来酒窝深深的，让人不能不盯着看。还有个长手长脚的女孩，我们去的时候，她正穿着露肩的小背心和超短西裤，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洗衣服。快要下山的太阳斜斜地打在她身上，她颀长的身体像是镀了一层金，但她脚边却有鸡粪一摊摊，身后的山墙上满是大小窟窿，不禁让我们在惊讶后生出惋惜。
　　而她，这个几年后将死去的不起眼的女孩，那时还整天混在她那些大大咧咧的同伴们中间，既没引起过惊讶，也没人为她惋惜，她该多么的寂寞。当她们嘻嘻哈哈地互相推搡着，用当地话开一些粗鲁的玩笑时（我总是排除不了这样的想象），她会真的开心吗？
　　据说，有个人常去找她，锄地时紧挨着她的趟子，和她说笑。是她村里的一个年轻农民。不知道还有什么特殊的情节。然后，她就和他结婚了。她搬出集体户，住到那个有着一大群拖鼻涕的弟妹的年轻农民家里。她穿上当地媳妇都穿的大襟蓝棉袄，黄昏时挎一只竹篮去田边挑猪菜。我在去公社的路上碰见过她，她正和一伙媳妇大嫂打闹，头发蓬乱着，脸红红的，也许说了有趣的话。她转身望见我，笑容忽然硬在脸上，像被什么定住了。
　　她未必知道我的名字，但肯定能认出，我是和她同一个大队的上海人。
　　她就那样挎着篮子，站在田埂上，望我，目光茫然。我已经听说为了结婚的事，她父母宣布和她脱离关系，她有两年没回上海。我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知青的痕迹。真正“打成一片”了。可为什么她那样地望着我？
　　我们离得不远，一条水沟的距离。却不可能再靠近。她的眼睛朝向我，又仿佛朝向我背后的某一棵树，至今我不能确定。她的嘴像当地农妇那样习惯地嘻开。我不认为她想说话。她会对我说什么呢？那一刻，她像在拼命地想什么，想回到什么中去。
　　我逃也似地走开了，没有和她打一个招呼。以后，在听得见狗叫的乡村暗夜里，我会突然想起她。婚姻那时对于我遥远而且神秘，几乎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是什么诱惑了她。我有时会想到床单、被子这些意味暧昧的东西，想到在它们之间的人体秘密的活动。这已是想象的极限了。婚姻，到底还有什么呢？我用在外国小说中读到的细节来补充，它们从脉脉含情的凝视开始，然后是甜蜜的接吻，是情话，缠绵……缓过一口气后，我想：说不定她比我们活得更开心，谁知道呢？
　　有关她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来。毕竟全大队就只有她一个“扎根”知青。她生了一个女儿。她学会了骂骂咧咧。
　　她不怎么勤快。她和丈夫经常拌嘴，打架——当地的农民娶亲后没有不打老婆的。我不认为这反常。她正过着她正常的生活，而我们呢，孤孤单单地生活着，爱情如天上的云彩飘渺无定，未来也不可测知。我总是因盼望奇迹而抬头望天，她却是扎根在地的人，忘记她也许理所当然。
　　文革结束后我考回上海读大学。又过了一年，全大队所有的知青都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了。很多人回来了。
　　不过那些健康美丽的知青女孩们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本来就没有什么深交，我只是跟着凑过热闹。那颀长苗条的女孩，天生一个模特儿样，有一段时间里，我总把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一个有饱满下巴的模特小姐疑作她。那眼睛电人的黑里俏，现在想来，目光里满是乖巧和强悍，该不会开公司当了女老板？
　　只有一个人永远留在了那里：她。她被所有的人忘了，包括那里的农民。他们忘了她也是一个上海知青，就在她跟前绘声绘色地说知青大回城的事。没人注意她脸上或心里起了什么变化。在那最后的一天，她回到她的稻草顶土坯墙的家里，往堆满破烂衣服的床上一倒，没有起来做饭。她累了。她早就不像做姑娘时那么爱收拾屋子了。她肚子里又有了三个月的胎儿。这事她跟丈夫说过，一直抱怨她生不出儿子的丈夫，听了却也没什么惊喜。他只会在床上压着她，要他所要。只会在要后飞快地睡着，把他脸上杂乱的胡子，额头上深长的皱纹，鼻子和嘴巴里难闻的烟酒气，一股脑儿展露出来。而她醒着，惊奇着：她竟跟这样个男人同床共眠这么些年！——那最初使她受到吸引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对她究竟说过怎样不凡的话，才使她不顾一切地投向他的怀抱？累极了的她，只能想这些小小的细节，像在黑夜里往回走。天黑下来了，她的女儿在拉她唤她，可她就是不想动。丈夫收工回到家，见锅没烧，火没点，小孩哭，一把拽她起来，顺手就是两耳光。她被打得一眼黑。天确是黑了，那冒着黑烟的油鼻子灯什么都照不见，只有丈夫凶凶的脸。她，像被什么支使着，弯下腰，拿起床下的一只瓶子，披散了头发冲出去。这像是她早就练习过的一幕，她已在心里预演过。她向着外面跑，一个水塘拦住了她。她立定，拧开瓶子，一口气，把瓶中的东西喝干。她扔掉瓶子，向着夜空用上海话喊了一声“阿爸”，一声“姆妈”，往前踏去。前面是空的，是水。等她的丈夫仓皇赶到，他看见的就是这黑漆漆的水塘。这是夜晚。这是我的想象和虚构。这是想象和虚构中最残酷的真实——她的确是服了有毒农药后投水自尽的，在夜晚。她那想死的决心和行动是双倍的！
　　她死时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永远是个女孩儿，在冰冷的黑水、杂乱的水草、农药的毒性中挣扎的，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