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人生幸福的标准,看他是否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杨星
讲述 / 杨星 撰稿 / 团团 编辑 / 木木
杨星,杭州人,都市快报前总编辑、社长,一个美丽、优雅、智慧的女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99年她创办《都市快报》的时候,儿子杨杨10岁。杨总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点以后才能下班,没有时间陪儿子、管作业。杨杨成了一名“学渣”。
如今,杨杨已经长大成人,是一名小有成绩的音乐人、产品设计师。
2019年12月18日,我们同一时间把杨星和杨杨邀请到“丑故事”。妈妈和儿子在不同的房间,分享了一个不同视角的成长和爱的故事。
新年伊始,“丑故事”首先隆重推出妈妈分享的故事。
杨杨在大家眼中是个“差生”。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在一个45人的班级里面,他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倒数第二名,发挥好一点时倒数第三,第四。
有一次,杨杨放学回来说,他今天的考试成绩比另一个同学好,那个同学知道后,边哭边喊:“我怎么可能比张一杨还差!”
总之,很多人都知道,都市快报总编辑的儿子是个“学渣”。
小时候杨杨长得像妈妈
幼儿园时,杨杨就是一个不被阿姨们喜欢的孩子,大家都说他“精神涣散”。杨杨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也没对某样东西有过强烈的兴趣。
他一直散漫拖沓,一副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样子。
像专注、进取心这种东西在他身上鲜有体现。只记得有一次,我看他玩魔术道具,难得“痴迷”,一个人坐在地上玩了一整天。
小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学校老师说,上课时,杨杨经常开小差,小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学校的功课是环环相扣的,一次课没跟上,后面就很难听懂。时间越长,他落下的功课也就越多。
大约这时候开始素食
1999年,都市快报创办,杨杨10岁。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很忙。每天签完报纸清样付印,经常是凌晨两点以后。
我没有办法像有些妈妈那样,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也不可能每天辅导他的功课。
一开始,我也很焦虑,很在意。
1982年,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杭州搪瓷厂组织宣传科工作。
2004年在韩国
这家单位销量最高的产品是“龙凤描金高脚痰盂”,这东西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还是结婚必备品,很紧俏。
我第一天报到,科长就给了一张内部购买次品的优惠券。
在搪瓷厂上班,每周一休息,男朋友星期天休息,我们经常一周见不上面。活多得干不完,大家经常上大夜班。
工人三班倒空出来的时间,需要我们科室的人顶上赶单。
制作外贸的搪瓷烧锅,先在钢板模子外镀一层搪瓷,再由我们手工将每一个锅口沿上的搪瓷涂料擦洗干净,接着送去烧成。
夜班时,我坐在流水线的小凳子上,一个接一个地擦痰盂。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份专业对口的文字工作;星期天能休息。
通过介绍,我获得了一个去杭州电视台工作的机会,他们很欢迎我加入。我没有去跟厂里商量,领导不会同意的。
好不容易来了个大学生,他们不会愿意放我走。
1984年,我看到了杭州日报面向社会招聘新闻记者的消息,这是经过杭州市委特别批准的。
我去报考,很幸运,被录取了。
在杭报文艺副刊部
这年2月,我正式进入杭州日报,在文艺副刊部工作。进入副刊8个月后,我被提拔为部主任。
我只做了不到一年的新闻工作,面对老资格的前辈们,我压力很大。
我对领导位子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更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当记者,把基础打扎实,多写好报道。
于是,我跑到总编辑那里说:“我不干了,我要辞职。”
喜欢美术,从小经常带杨杨去美术馆
其实,我并不清楚一个部主任“辞职”意味着什么。后果来了:所有人都觉得是杨星犯错误了,能力不行。
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没有人相信我是自己辞职的,都觉得是我出了问题,才被罢免,还有人说我是花瓶。
我很愤慨,这辈子最怕被人当花瓶。
也有人说,我是要准备生孩子了。
一年后,我怀孕了。1989年3月2日,我32岁,生下儿子张一杨。我向单位请了一年的假,回家照顾孩子。
“平生第一次,母与子”
我从一个别人眼中的女强人、工作狂,变成了全职妈妈、家庭主妇。
在少女时期,我就很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已婚已育的妇女”,觉得“妇女”都很庸俗丑陋。
她们成天孩子长孩子短,为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连外形也不注意了。我很害怕生孩子,觉得那是灾难。
小生命还是降临了。杨杨一岁不到,很依赖我,没有我时刻照顾,他就活不下去。
如此弱小的婴儿,吃喝拉撒都是天大的事。孩子吃多吃少,我都会忧心。
现在看这些照片,感觉很幸福
后来我发现,很多女人都是在这个阶段迷失的,她们以为孩子永远都是弱小的婴儿,一直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从而放弃了别的追求。
妈妈身体不太好,只能帮我稍微看看孩子。我一天要烧五顿饭,除了杨杨吃的,还有我和妈妈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家务。
全职妈妈
我几乎不能出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先生晚上回来,说起社会上发生的事,我根本搭不上话。
亲戚来串门,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热热闹闹的,但我却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环境。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了,没什么价值。
照顾孩子,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我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放在杨杨身上。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一个没完没了、永远不会结束的任务。
这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
我抱着杨杨时,常常会期盼:“他要是能自己睡一会儿多好,这样我就能做点别的事了。”
一度,我快要抑郁了,内心的价值观几乎崩塌。幸好,一年后我恢复上班。一切慢慢好转。
很多妈妈都觉得上班比养孩子轻松,我挺理解她们的。
杨杨刚上幼儿园,一天,我在家陪他玩耍。杨杨坐在床上,突然喊了一声:“杨星!”
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小生命
我愣住了,他的小脸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像是有什么想跟我说。没一会儿,他又玩自己的去了。
在我的意识里,杨杨一直是个小婴儿,他只会喊我“妈妈”。
当他叫我名字的时候,一种距离感扑面而来,非常强烈,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打了一下。
这个细微的瞬间,让我猛地意识到,他是个独立的存在,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他的意识在不断变化,成长。
还有一次,我想逗逗杨杨,就一边朝他爬过去一边说:“大老虎来咯……”
他居然回了我一句:“幼稚!”
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察觉到,自己对待他的方式需要改变了。
他有自己的“功课”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远离父母的过程。
终有一天,杨杨也会离我而去,开始自己的人生。
我明白,我也只能陪他走过一段生命。在我陪他的这段时间里,他有自己的“功课”,我也有我的“功课”,我们相依为命又互相独立。
杨杨学习成绩出现问题,我一开始也是很不淡定的。
杨杨玩心重,喜欢打游戏。我把家里的游戏机、玩具都收起来了,不给他“创造条件”。可他还是经常跑到同学家里去玩“魂斗罗”。
三种眼神
我不可能天天管着他的功课,更不可能辞掉总编辑的工作一天到晚陪他。再说,全职妈妈的滋味我已经尝过了。
我找了一位大学生家教,辅导杨杨功课。谁知后来家里阿姨悄悄告诉我,上课时,杨杨和家教老师经常一起打游戏。
有一次,我在杨杨房间检查他的作业,他答应我会完成的,却没有做到。
我非常恼火,打了他的手心。他边哭边说下次一定改。
可没过多久,还是回到老样子。
温和少年
打骂不能解决问题,试过一次发现无效,就不能继续那样做。
我开始冷静地思考“分数”这件事。分数,特别是中学六年的分数很重要,没有分数,就考不上大学。可是对相当一部分孩子来说,一旦上了大学,分数就再也没用了,进入社会所需要的能力全部要另外学。
如果为了孩子的“分数”把整个家搞得鸡飞狗跳,甚至搞出抑郁来,那代价就太大了。
相比分数,我更看重素质。我觉得杨杨的素质没问题。
有一天,我问自己,如果杨杨的成绩一直这样差下去,会怎么样?
除了成绩,杨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温和,善良,有责任心,喜欢与人亲近。可以确认,他只是成绩不好。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不管怎样,初中是肯定有得读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成绩太差是上不了高中的,但是可以读职高,提前学习谋生的技能。
上了高中,学习成绩还是很差,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大学,又会怎么样?要活下去就得找工作啊。我想他去应聘环卫工人,去扫大街,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我问自己,儿子去扫大街,我能接受吗?
认真思考的结果是:我对杨杨没有什么望子成龙的要求,如果他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好。
我也没有必要把世俗眼光中的“成功”强加到杨杨身上。名声、地位、权力、金钱,这些并不一定能让杨杨幸福地度过一生。
他可以放心地依赖我
于是,我很认真地告诉自己:即使去扫大街,我也可以接受,不会过不去。如果杨杨自己喜欢扫大街的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没什么不好。
如果他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这个生活状态,他可以努力改变。社会上有很多机会,他可以去学习,做喜欢的事,过他想要的人生。
想清楚了以后,我和杨杨做了一次沟通。
我说:杨杨,你可以选择努力把成绩提高上去,也可以选择不努力。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但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需要你自己承担。
努力的后果是考个好大学,不努力的后果是考不上大学,可能要去扫大街。
我不知道那时候杨杨有没有听懂。我是想清楚了,也放轻松了,不再为杨杨成绩不好而焦虑。
想要学习了
杨杨轻松而顺利地上了初中。继续不读书。初三的一天,杨杨放学回来,面色沉重。
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老师说,如果模拟考在分数线以下,就不用填高中了,直接填职高,以后也不用考大学了……”
我看到了杨杨眼神里的慌乱和无助,这时候,离中考只有一个多月了。
“你觉得现在怎么办?你需要妈妈帮你做什么?请家教,上辅导课?如果你需要,我就帮助你,如果你不需要,我也不反对。”
杨杨点点头,低声说:“要。”
此刻的杨杨,是发自内心想要学习的,他知道这时候不努力,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一家三口
我马上联系辅导老师。马上要中考了,很多优秀的老师都不希望带成绩差的孩子,怕影响自己的业绩。
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位外语老师,我第一时间带着杨杨过去。
见面时,外语老师问杨杨,模拟考英语多少分,杨杨说90多分。英语总分是120分,90多分不算好。
老师看着他,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说:“90几分的学生也来找我教?”
补课期间,杨杨很用功,但他基础落下太多了,想赶上去不容易。中考,杨杨还是差了几分。
最后他进了杭七中的“择校班”,他是班里的最后一名。
醒过来了
班里的同学大都是不要读书的人,男生经常在教室里煮鸡蛋吃,女生经常在教室里打扮自己。
杨杨醒过来了,开始拼命学习。
高二的时候,他和班里同学组成“自救小分队”,别的同学在嬉笑打闹,他在喧闹的环境里埋头学习。
每次先生去开家长会,回来都说杨杨又进步了。虽然在老师眼里,20几名还是中下游,但我们觉得,每一次进步都值得鼓励,这是杨杨努力换来的。
每一次进步都值得鼓励
找艺考老师,去浙大补习,我只负责交学费,其他都是杨杨自己去了解、去争取的。
他回家时,经常会跟我们说,这次考试什么地方进步了,哪里他还是不太懂。
有段时间,他在素描方面遇到了困难,对透视关系的理解不够,很难掌握。他经常回来跟我说他的苦恼。
杨杨说,他们班里90%的学生都进入了叛逆期,不跟家长沟通。
杨杨觉得自己从来没“叛逆”过,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他觉得我们之间的母子关系是“梦幻”的。
杨杨上小学后,先生在电视台上班,经常外出拍片,一去就是几个月。我便带着杨杨在报社上班,在他脖子上挂一个工牌,随他在报社大楼里玩。
每到饭点,杨杨就会窜进一个办公室,跟着记者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他和这帮叔叔阿姨们混得很熟,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自由地长大
我每天凌晨两点下班,杨杨跟着我和记者们一块儿去吃夜宵,这是他每天最期待的事。
饭桌上,大家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大人的话题也不会刻意避着杨杨。
可以说,杨杨就是在这幢报社大楼里自由地长大的。
他很善良,也很快乐,喜欢与人相处,也喜欢听各种各样的见闻,学习不同工种的知识。他的行为从不被约束,思想也是自由的。
高中三年,他就睡在我办公室里。他放学来我办公室写作业,出去打球。晚上他就在这里睡。办公室离他的学校比较近。
我想,什么是家?家人在一起就是家了。
地点不那么重要。杨杨在,我在,有时先生也过来,我们更多的团聚是在办公室里,这样也挺好的,大家都兴高采烈。
在我们家,最重要的是情感交流。我、杨杨、先生,三个人在一起时,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交流。
心离得很近
我努力不成为先生和儿子的压力。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心就离得很近,没有隔阂。
儿子提出任何问题,我和先生都会第一时间回应。我希望他能够放心地依赖我、信任我。
如果一直忽略孩子发出的声音,渐渐地,孩子就不跟父母交流了。
工作时的样子
杨杨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当真,会很负责地回答,从不玩笑对待,绝不哄骗孩子。
孩子的每一次提问,都是给父母一个“教育”的机会。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锻炼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引发他自己的思考。
在我们家,任何事情都可以交流,可以商量,杨杨有自己的意志,我们很尊重他。
从小,我告诉杨杨,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在这个阶段无心学习,那么这件事的结果,你要自己负责。父母该做该说的,都已经做足说尽,最后是否要好好学习,你可以自己决定。
2019年在希腊
许多家长,害怕孩子承担不好的结果,逼迫孩子,打骂孩子,威逼利诱孩子。但是孩子这次听你的了,勉强去做了,将来遇到问题,还有自己承担的勇气吗?你还能继续管着他吗?
相比盯着孩子做作业、比成绩,我更看重他的价值观和健康独立的人格,以及面对困难的勇气。
杨杨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有自己的禀赋,我相信终有一天,他的创造力会在恰当的时机得以显现。
应试教育并非完全不好,但有些孩子可能真的不适合。
有开阔眼界的机会,我会提供给他
在养育过程中,一方面,我和先生给了杨杨充分的空间,让他为自己做决定;另一方面,我们很注重对他的素质的培养。
我们向他推荐各种小说,让他试着看看,看不懂也没关系。后来发现他竟然喜欢卡夫卡。他的作文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老师不鼓励,我们赞扬他。
有一次,同事送我吉他体验课的券。我问儿子去不去。他说不喜欢,不去。我说,你去看看吧,如果真的不喜欢,下次可以不去。
儿子年纪小,视野有局限。有开阔眼界的机会,我会提供给他。但决定还是他自己做。
结果儿子去听了,从此喜欢上了吉他。他现在还是“鬼否”乐队的吉他手。非常有意思的一支乐队。
一有空我就带他去逛西湖,边逛边告诉他每一处景点背后的故事。杨杨从小就看了很多美展,去上海,在杭州。
很多时候他也看不懂,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都起作用了。进了大学后,杨杨回来说,有的同学除了艺考的那六个石膏像,别的东西都不知道。
从小接触版画
杨杨的爷爷是中国版画届的权威,是他心中很厉害的“大画家”。
杨杨喜欢美术,也乐意画画。我鼓励他去畅想自己的未来,说出自己的梦想。
杨杨告诉我,他想做一名艺术家。他进杭七中,目标就是考进中国美术学院。
以杨杨的成绩,考中国美院就像一个“白日梦”。但梦想是一颗种子,会在不知不觉中发芽。
2012年,杨杨参加高考。这一年,杭七中考上美院的人数相比往年并不多,但杨杨这个“公认的差生”居然考上了。
中国美院陶艺系,招生45人,他是第43名,一点儿分数也没“浪费”。
从天天被否定的“差生心态”,到慢慢建立起学习和专业上的自信,杨杨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了。
越来越自信了
进入大学后,杨杨的创造力、审美独特性开始发挥作用,他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越来越自信了。
毕业设计展,他得了铜奖。考上陶艺系研究生后,他休学一年,去日本和美国游历、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别国的文化生态,开拓了眼界和思维。
研究生,他读了四年。毕业时,杨杨的作品得了金奖,还获得优秀论文。他做出来的东西让同学和老师惊讶。他越来越能够做自己想要的设计了。
在日本游历
如今,他和朋友合作,创建了名叫“质造”的品牌,他负责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包括整合和管理供应链。
杨杨把很多创意与想法都融进了陶制品的设计制作中。艺术与商业的巧妙结合,在他的努力下,一点点实现了。“质造”品牌成长势头不错。
生活美学设计师
杨杨告诉我,他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这是他想要的人生。就像我在都市快报打拼时的状态,那是我想要的人生。
妈妈和儿子,都是彼此最重要、最信任的人,又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母子关系真的很“梦幻”。
因为杨杨,我学会更包容,对世界有更多的善意。能成为杨杨的妈妈,我很快乐,很满足。
以你为荣
作为一个妈妈,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我会给自己打90分,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
衡量人生幸福的标准,看他是否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我对杨杨说过很多次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一直坚信不疑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