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珊，生于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运城插队。1972年入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毕业去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后回北医进修病理一年，返藏后为该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爱人内调回北京，进武警总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转业到宣武医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题
西藏十年行医路
（节选二）
作者：林珊
初到拉萨，墨镜是发的劳保
第二天一早，我们与带队老师一一告别，启程前往山南，而一路同行的还有8名分到山南专区各单位的大学生，及4名去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插队的清华、北大毕业生。让人想不到的是，有6名是刚刚从北京赶到拉萨的中学生，他们被集体分配到山南乃东县插队落户，也与我们同车前往，这一下又壮大了我们进军山南专区的人马。
山南专区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素有“西藏粮仓”之称，其行政机关所在地，在地图上称为“泽当”，藏语的意思是“猴子玩耍的地方” 。进藏参观罗布林卡时，就有一副巨型壁画，讲述了泽当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有一个山洞，西藏民族就是由这个山洞的猴群，经历千百年的艰辛磨难，一步步走下山，一步步由猴进化成人，形成了今天的藏民族。而这座神山，被视为藏民族的发祥地。在山南，我们曾到神山去朝拜过，虽然山洞并不太大，但经幡泥塑，供奉的非常多，出自民间制作的小菩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一切都说明泽当、山南在西藏的重要地位。
又坐上大巴车向山南出发了，上车后我们才发现这是一辆多处没有玻璃窗的破车子。尽管我们挺吃惊，但西藏条件差，我们好像没太在意，可谁知道，二百多公里的“扬灰”路，我们可谓“尽朝灰”。开始大家都忍着，也不知道从拉萨到山南有多远。车一走五六个小时，还是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把我和老胡带来的所有口罩都拿出来，给每人分发了一个。谁也没有谢绝，这下才解决了大家的“痛苦”。
汽车先是沿拉萨河向南走，后来转弯沿雅鲁藏布江向东行。我们的目的地——泽当，就在雅鲁藏布江南岸。快进泽当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雅鲁藏布江边那一排排刚刚吐绿的白杨树，迎风而立，欣欣向荣。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排排防护林，正是山南专区各单位职工，年年植树造林的成果，同时，也是我们每次进入泽当时最醒目、最亲切的标志。
刚进入泽当路口，车子停在簇簇迎春花前，但我们没有机会欣赏这春的使者。伴随着热闹的鼓乐声，专区的领导和藏族同胞们已经把我们的车团团围住。尽管我们个个都是“灰头土脸”，谁也顾不上拍打身上厚厚的灰土，就一个个忙着下车，双手迎接藏族群众献上的哈达。这时敬上的青稞酒、酥油茶又纷纷递了上来，弄得我们一个个手忙脚乱，还不知先接哪个好，就已经几杯青稞酒下肚了。尽管酒水冰凉，但喝进去后，很快就全身发热了。还没有缓过神儿来，紧接着又是几碗热腾腾的酥油茶，这一冷、一热、一油，结果可想而知，跑肚拉稀好几天，但这份热情却是那么的宝贵。
我们一行，同样住专区招待所，但与拉萨自治区招待所相比，条件就简陋多了，也就相当于当时内地一个公社的设施。几排平房，几张铁床，没有取暖设备。初春的山南，早晚还是挺冷的，但可喜的是一到白天，艳阳高照，又十分暖和。
开始的学习、情况介绍、联欢会也忙了几天。让人难忘的是我们在专区举办的联欢会上，看到了山南专区文化队的表演，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真正的藏族歌舞，热情奔放，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格，让人耳目一新。照老胡的说法，“热烈得像青稞酒，浓郁得像酥油茶”。 这些演员，后来很多都成了我们俩的朋友。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联欢会上，朝鲜族姑娘小金，带我们几个女生上台表演了“红太阳照边疆”的朝鲜族舞蹈；去乃东插队的中学生小吴，表演的芭蕾舞“沂蒙颂”；而我和老胡的“二重唱”也颇受欢迎。这也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在专区、在医院，只要有联欢会，我俩必上台，每次都多次返场，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联欢会之后，很快我们就送走了到乃东县插队落户的6名北京中学生。乃东县离泽当很近，也就半小时路程，这些小朋友后来和我们很熟，尤其当他们分回泽当以后，来往就更多了。
中学生一走，就是4名去列麦插队的大学生。听说列麦公社是西藏“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在那里插队落户的还有两名江苏的退伍军人：小倪和小李。他们也是在全国有名气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成了朋友。
剩下我们留在专区的10名大学生，很快各就各位，有人去了农牧局、水利队，有人去了农机厂、汽车大修厂，还有人分到“沃卡”电站，有人分到中学和专区办公室。而我们两口子到山南专区人民医院报到，从此真正开始了十年西藏的从医工作与生活。
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门口
北京医学院，在全国称得上是医学院校的最高学府，但毕业生分到西藏的却是寥寥无几。山南地区人民医院，各地来的大夫都有，但北医来的，我们算是第一批，因此医院里很重视。欢迎大会后，特地腾出一间办公室，让我们安了“家”。
为了尽快上班，不到一天，我们就把“新家”布置出来了，虽然并不华丽，但很有新意。在西藏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每位到我们家来“参观”的同事都赞不绝口，都说北京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一张木质的双人床，一张三屉桌，两把靠背椅，是医院分配给我们的家具。而我们自己也只有两只大方木箱。吃饭用的锅碗瓢勺、高压锅、煤气炉，在百货商场基本上全能配齐。
我取出在北京买的两块白色尼龙窗纱，在床前拉了一道帘子，把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一分为二，里面是卧室，床上是里外三新的床单、被子、枕头。桌子在靠门边上的窗子前面，铺上台布，放上台灯，两把靠背椅分放两边，这就是我们读书学习兼吃饭的地方。两只木箱摞在一起，上面同样铺上台布，放上一只闹钟，一对大红竹节状的花瓶，插上我们北京新房里的绢花和拉萨买的孔雀羽毛，立刻就有了“新房”的氛围。
这天来的人真不少，有帮忙的，也有看热闹的。借此机会，我们认识了不少人，还有幸认识两位北京老乡。一个是内科主任牟大夫，一个是中医科的张大夫。因为老胡一下就被牟大夫相中，选到了内科。十年来，牟大夫成了他最好的老师和朋友，而张大夫很快就内调了，但他的中医知识也在工作中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医院分科时，我一心想进妇产科。在学校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说我麻利，身体又好，将来一定是个好妇产科大夫，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一科，在山西插队期间，我就利用回家休息的时候，专门到东四妇产医院学习接生。大学妇产科实习阶段，有些男生不爱去产房，常常把机会让给我，让我替他们值夜班，我的实际锻炼机会增加了不少。可现实是：山南医院妇产科，藏汉族大夫共有5位，实力在各科中已经很强了，所以，妇产科不缺人，我就被外科刘主任挑走了。
外科当时只有三名大夫，一个藏族、两个汉族。主任刘大夫，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后来转业到地方，有机会学习了医学，他在外科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手术技巧，相比之下，都是最好的。另外一个汉族大夫，长得人高马大，一头卷发，藏语说得呱呱叫，不知道的全都认为他是藏族人，其实他老家是甘肃的。他聪明能干，虽然只是中专毕业，但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进修回来，业务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何况他本身头脑灵活，体力又强，一看就是典型的外科大夫，他有个非常形象的外号——“牦牛”。
强巴丹增是外科唯一的藏族大夫，听说他的文化知识是从小当喇嘛在寺庙里学的，民主改革后有机会从医，他的外科知识以及技术水平，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刻苦学习获得的。他十分好学，肯钻研，对工作极其负责任，手术特别仔细。他那瘦高的身影，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病房、最后一个离开病房。我分到外科，在3位大夫身上，都能学习到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此也决心“忍痛割爱”，放弃妇产科，全身心地投入到外科工作中去。
刚开始上班，安排我们跟藏族医生一起坐门诊。用一周的时间学习基本的藏语，熟悉情况。妇产科的尼玛老师，把最基本的藏语，如吃、喝、拉、撒、睡，及问病史的简单藏语交给我们，我们用汉语拼音写在本子上。有病人时，听老师说，没病人时抓紧时间背。有机会就主动学着说，学着问，门诊量大，听得多了，说得多了，一两天就运用自如了。院里几个藏族小青年，没事就教我们几句“怪话”，到哪都一样，好话记不住，“怪话”“邪门歪道”的话学一次就会，有这么一段问病史的话：
就是这段话，教给援藏队一个年轻的放射科男大夫，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大夫刚说完，在放射科做检查的一个藏族伯姆(姑娘) 马上把藏袍一脱，一丝不挂站在那儿，年轻的汉族大夫哪见过这“阵式”，忙说：“你快穿上，快穿上！”可藏族姑娘听不懂，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黑黑的放射科里，男大夫吓坏了，忙跑到门外求助藏族医生，才解了围。
其实我们自己闹的笑话更有意思。藏语中我们山南的“谢谢”是“突气”，而放屁是“都气”，这常被我们搞混，闹得人哭笑不得。开始碍着面子，没人敢告诉我们，可我们天天都要说“谢谢”，终于有一位好心的藏族同志悄悄纠正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但还不止这件事，成了大家的“笑柄”，还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我要“甲地夏”(鸡肉) ，结果说成“恰地差”(“月经”的意思) 。几个“马季拉”(大师傅) 笑弯了腰，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我问清原委，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真是闹了个大红脸。
到医院工作了几天，对医院的基本情况算是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我们山南人民医院，是1959年民主改革后建立的。到现在，已经发展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眼科、口腔科以及中医、藏医和传染科，并相应配有放射科，化验室及器械消毒室，和中、西、藏药房。内、外、妇、儿及传染病房共计150张床位，相当于内地一个县医院的建制。因为医院坐落在进入泽当的路口上，坐北朝南十分醒目，所以南来北往的车马人流到泽当找医院十分方便。
医院从正门进去后，分东西两大区域，西边基本属于生活区，除最前面一排有医院的行政办公室和会计室外，主要就是医务人员的宿舍、食堂、菜地、猪圈等。汽车班有救护车，卡车，小车，连同维修，住宿，另有一个小院。
东边是医院的医疗区域：从前往后，分别为门诊的两层小楼，后面平房一排一排中间由一条大道贯通相连，依次为外科、妇产科、手术室。再进入第二道院落，是内、儿科病房，床位相当于外妇科总合。最后面一块空地之后，靠医院后墙一排病房是传染科。
医院不小，树木非常多，出乎我们的想象。参天的白杨，列队成行，为医院每个区域形成了天然界限。另外桃树，松树和美丽的曲柳遍布医院，随处可见。没进藏时，想到西藏就想到不毛之地，到了西藏才知道：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树，就有人。以后我们进出西藏全乘飞机，飞机从成都起飞，飞越横断山脉进入西藏，在西藏的上空向下望去，有绿树的地方就有村庄，就是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鲜明。
我们是两口子一起进藏，好歹有个“家”，这个家后来很自然的成了所有同来山南同学的“家”。人之常情，谁都有看病拿药的时候。朋友们来了，必然会到我家坐坐，吃了饭再走。何况大家都是单身汉，南来北往的同学，自然也会选择我家做个落脚点。否则，街上连个饭馆都没有，总得找地方解决肚子的“问题”，我俩又是极热情好客，好热闹的人，总是能想办法做出点好吃的招待大家。专区并不大，也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大专院校那么大的地方，要想改善生活，就到医院找我们，照大家的话说：闻着香味就来了！
我们到山南，正是春天，播种的季节。这里条件差，尤其蔬菜少，院里各科室都有自己的菜地，种一些土豆、圆白菜、萝卜之类的，每年家家能分上一些，其他想吃点小菜，就要靠自己种。有人在门前开块小菜地，更多是在窗下弄个半米高的小温室。可我们住在办公室，是一个方砖铺成的平台上，没法建温室。但对面有个小树林，林间空地还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周末，几个同来的大学生，相约一起，主动过来帮我们开荒种地，种上一些菠菜、小白菜，至少大家来聚餐时，也能见到一些绿叶子。更有想得周全的水利队小王，他和老胡是一对酒友，还带了些韭菜苗，准备以后割韭菜包饺子呢。
从此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山南大学生们的“核心”，即便后来大家各自成家，但这个地位始终没变。十年来，大家都身处异乡——艰苦的边疆，这种朋友间无私的亲情，温暖着每一个人，而这种感情，回到内地很难再有这种体会。
山南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也是西藏主要的粮食生产地。除了林芝以外，这里的自然环境在西藏也算是最好的。就拿泽当来讲，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美的地方，那就是雅鲁藏布江边。出了医院往北走一两里地就会看到一个自然村，出村不远就进入防护林区，一排排笔直参天的白杨树，是1950~60年代种下的，如今已成气候，为泽当阻挡北边吹来的风沙，净化环境、美化环境，而且更是我们泽当人夏天采蘑菇的好地方。
防护林带很宽，纵深也有一两里地，但到了江边，却到处都是西藏特有的“曲柳”。说起来我在内地也见过曲柳，但没见过这么高大粗壮的，也许是得到了雅鲁藏布江水的滋养，树干粗得我们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每根柳枝都曲曲弯弯，使本来就茂密的树冠更加茂盛。我们这群刚分来的大学生，常在周末，带着吃的、喝的，带着刚兴起的“砖头”录音机，坐在树荫下开“party”，小伙子们有的放自制的“屁帘儿”风筝，有些跟着老胡拿着气枪打野鸭子，只要他们能打上一两只，就够我们晚上一顿美餐了。
刚来时不知深浅，不知道西藏的紫外线有多厉害，仅一次游泳，就让我们全领教了。开始我们个个号称能游泳，这个拿过奖、那个打破过校运动会记录，还有人说能游万米，我就实实在在横渡过北京的昆明湖。所以到江边“横渡”雅鲁藏布江，我们个个雄心勃勃。可一进江水我们就傻了，几次比赛，不要说没有一个游过去的，就连游出百米的人都没几个。更“悲惨”的是，我们这些“健将”“冠军”，各个都被西藏的太阳晒出了水泡，背上有、腿上有、胳膊上还有，一个个狼狈至极。一次就够了，以后再没有人敢提议去游泳了。
其实游不过雅鲁藏布江，原因很简单：一是缺氧，每每游出三五十米，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体力不支；二是雅鲁藏布江水，是冰山雪水融化而来，水温极低，冰冷刺骨，常常没游多远就因为腿抽筋而败下阵来；三是水流急，水面打着旋奔流而下，不了解深浅的人真是望而生畏。所以后来再到江边，我们中想下水的人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唱歌、跳舞、打扑克，雨后则是采蘑菇，每次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刚刚进藏，可以说天天都有新鲜事，每天都有新感觉。因为西藏边疆少数民族，国家在医疗制度上给予了最优惠的政策：全民医疗，全由国家包管，藏族群众看病吃药不用花一分钱。因此藏族群众对“阿姆吉拉” (医生)特别的尊重，我们刚走上这个岗位就深有体会，有些藏族群众叫我“度母”，即“仙女”的意思，这是对我们医生极大的赞誉。
专区医院的工作量与内地相比，要少很多。西藏本身人口就有限，120多万平方公里，不到200万人口，因此白天门诊量也是有数的。群众看病一般都上午来，下午门诊病人就少多了。西藏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更主要的是当时的交通不便，边远地区的病人往往赶到晚上甚至半夜才能到，而送来的就是急诊。
由于时差的关系，西藏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在山南早上8点太阳才升起，晚上8~9点太阳才落山，所以夏天是早上8:30上班，冬天是早上9点上班。中午可以休息，夏天下午3:30上班，冬天为3点上班。晚上，夏天7点下班，而冬天6:30下班。
我分到外科工作后，因医生少，工作量也不轻。有意思的是外科急诊手术，除外伤外，最多的是“肠梗阻”的病人。尤其是在土豆收获的季节，因为吃土豆太多，诱发“肠梗阻”的病人多得出奇。照刘主任的话说：常常是门诊有、急诊室有、病房里有、手术台上有、太平间里还有。这么多“肠梗阻”病人在几天内发病，在内地是很少见的。刘主任自己的理论是：他发现藏族人的肠系膜比较长，在新土豆收获的季节，人们暴食后，加快肠蠕动，诱发肠扭转、肠梗阻。另外我自己见到几例肠梗阻，是因为肠道绦虫引起的，术中能从肠道里取出一脸盆像带节的面条一样的绦虫。而大部分“肠梗阻”的病人，通过胃肠减压，就能缓解，而非手术治疗。
另外，外科常见的还有“包囊虫”手术，这在内地很少见的手术，我们几乎每周都有。这些患包囊虫的多是牧民，通过狗、羊，感染了虫卵，寄生在人的肝上、大网膜上、肠系膜上，像这类手术，尽管我是刚毕业的新大夫，但实践操作的机会多了，很快也能自己主刀了。
西藏是胃癌高发区，在外科手术中，胃的手术很多，“胃大部切除”等手术，在内地刚毕业的大夫难得上手的机会，而我在西藏这类手术机会就多得多了。由于实践的锻炼，对于年轻大夫来讲，无疑是成长快、进步也快。
1976年，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讲，是个多事之秋，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抚平的伤痕。年初，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四人帮”打击对周总理的一切悼念活动，让我们忧国忧民之心如同灌满了铅，是何等的沉重啊。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使刚刚看到一点曙光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压抑的政治空气让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觉得透不过气来。当年清明节期间“四五运动”的余波，尽管在远离北京的西藏也难幸免，让人有压抑感。年中，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又与世长辞，悲痛之后，更加重了每个人心中的迷茫。我们远离北京，本以为西藏会是一片净土，极“左”的东西会少一些，但谁知道，“四人帮”的阴风怪雨，在西藏更有过之。
西藏没有夏天，穿短袖衫谁也抵抗不住强烈的紫外线。7~8月，我们都是一件薄毛衣。记得那年8月，院里一些女同事看我穿了件开身红色尼龙衫，大家都说好看。确实，自从我来医院，我一直领导院内服装的“新潮流”。一是我本身爱美，会打扮，既不俗又不张扬，深受知识女性的欣赏。二是北京的供应在当时的年代，是第一流的，何况物资匮乏的西藏。所以每当我穿件好看的衣裳，总会有人千方百计的托我帮他们买，实在买不到的，有时会从我身上扒走，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别人还说：谁让你有那么多漂亮衣服呢！
这次也不例外，又有二十几个同事在我这儿“登记”买尼龙衫。有自己要的，有给妻子买的，有给孩子买的。我忙给妈妈写信，请她帮忙在军区大院的商店买(北京军区大院属于特供，在外面还真买不到) 。说实话，我妈帮我买这买那可不是一回两回了，老人家出力还得出邮资，我们从来一是一，二是二，不加一分钱。妈妈也知道我傻热情，只好为我辛劳，而我也弄个人缘好，大家高兴。
事情偏偏就这么巧，9月9日上午，那二十几件色彩鲜艳的尼龙衫寄到了。午饭前，大家互相转告，到我家把各自的衣服取回去，一到下午，很多人就穿上身了，五颜六色十分夺目。看到大家一个个高高兴兴，喜气洋洋的，我也替大家高兴。
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天下午，刚上班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向全国人民发布了毛泽东逝世这让人万分悲痛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所有人一下子陷入到了极度悲痛之中。
很快，院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各科室只留值班医生外，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布置灵堂、做花圈、写挽联，连夜为毛主席守灵。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在藏族人民心中，更是帮他们摆脱农奴制枷锁，获得新生当家作主人的“大恩人”，在他们心中，毛主席就是 “神”，他们对这尊“神”充满了“崇拜”与“敬畏”，因而个个哭红了双眼，守在灵堂，久久不肯离去。
灵堂就设在我家隔壁的会议室里，我们两个和大家一样没日没夜，在悼念毛泽东的活动中，我带着女同志们做白花，布置灵堂，老胡代表全院给中央写了唁电。据后来邮电局翻电文的同志反映，医院的唁电是写得最好的。我们俩私下也议论，更令人担心的是“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动向，而这些也和一些“知己”们议论过。
老胡因为守灵、值班，这几天觉都没怎么睡，本来就是满脸大胡子的他，平时早上刮完下午胡子就又冒茬了。这几天哪里顾得上刮胡子，真有些蓬头垢面的样子。
全国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头天晚上，我给他理了发，第二天一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并换上整齐素雅的服装参加专区与全国同步的追悼大会，以表示我们对毛主席的尊敬，以表示我们对领袖的敬仰。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举动，这份心意，被有些人歪曲了。在追悼会后，全院上上下下闹得沸沸扬扬，院长亲自敲钟，召集全院职工大会，批判我们两个，主要内容是：我们两个对毛主席不“忠”。一是我在毛主席逝世期间“发新衣服”，二是老胡参加追悼会还“剃头刮胡子”，闹得我俩真“懵”了。我们从来不懂亲人去世不能剃头刮胡子，尤其像我们这种干部子弟，确实一些“老理儿”被家里父母早“革”掉了，更不懂了，何况我的新衣服发完后才知道主席逝世的消息。会上我们俩很不理解，解释多了又加上“态度不老实”的罪名。
这以后风波越闹越大，什么“山南的谣言来自医院，医院的谣言来自我们俩人” 。结合全国形势，专区公安局也出动了，找我们身边走动得近的人调查我们的言论，做笔录。很多好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们，让我们有所防备。更有意思的是，组织部又查了我们的档案，居然发现我档案中塞着一张我妈妈是“叛徒”的证明。为此组织部还找我谈话，让我如实交代。
这简直是“莫须有”的事，我告诉组织部的同志：我妈妈在1937年，她14岁就参加革命到延安，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1948年底和华北军区一同进北京，她一直在革命部队里做文艺工作，从没被捕入狱过，哪来的“叛徒”之说。
这一系列针对我们俩的举动，在明面上的，我们能知道，暗地里的又有什么动作我们无从了解，也不知后果如何。此时，好心的牟大夫私下提醒我们，让我们找找关系，帮忙说句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开始我们并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风风浪浪经的多了，自己问心无愧，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照样昂首挺胸干我们的本职工作。但牟大夫是过来人，多少比我们“世故”一些。他说多少“右派分子”，不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毁了一生吗？政治上给你一顶帽子就是一辈子的事。我们觉得有道理，商量了一下，决定直接去找地委第一把手吴书记，我们是他从自治区接来的，我们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
不出我们所料，吴书记在山南专区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他随18军进藏，水平高，能力强，这些我们早有耳闻。当我们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吴书记讲了，他才知道我发衣服是在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前，与前来汇报的人讲的完全不同，何况有收货单为证。至于老胡追悼会前剃头刮胡子，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医院里没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关于我母亲的“叛徒”一说，他鼓励我相信组织，相信党，早晚会搞清楚的。他让我们不要背包袱，据他的了解，群众对我们进藏后的工作是肯定的。他说这才是主流，并让我们回去安心工作。他语重心长的话，让我们感到亲切，心里的寒冰也渐渐融化了。
为此事，地委吴书记亲自到了医院，找到院领导一再强调：我们两个北医的大学毕业生到西藏工作，是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帮助，绝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扑风捉影，搞这种没水平的事。
吴书记的到来，帮我们躲过一劫，但为了对我们进行“再教育”，院里决定让我们进藏不到一年的大学生，参加下乡医疗队，地点是隆子县的列麦公社。而那里有一名“赤脚医生”，赤烈到我院来“上、管、改”，这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的事儿，但令人高兴的是牟大夫也是这批医疗队的成员。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公社，他在隆子县雪坡下公社，来往还是方便一些。对于刚毕业的我们，工作上有他支持帮助，有他做后盾，再好不过了。
因为下乡为期一年，院里把我们的住房从办公室调到最后面的平房。这倒没什么，只可惜我刚腌上的一缸鸡蛋，从最前排房子，两人提到最后一排，一路上“咣当、咣当”，最后变成一缸臭鸡蛋了。
因为我是有过两次短期下乡经验的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花了5元钱，买了两头毛驴。杀了以后只要4条腿和里肌肉，炼了两三罐头瓶油，驴皮卖给制药厂，收购价3元一张，熬阿胶用。结果两头驴不但没花钱，每头还赚了5角钱，这个买卖做得太值了。在西藏吃驴肉是得天独厚的，因为西藏的冬天饲料缺乏，很多小驴、老驴会被赶到山上自生自灭，而藏族群众是不吃“崩古夏”(驴肉) 的，但对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这可是天大的“口福”，因为有句俗话“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同学们送行，分一些走，剩下的，我用高压锅红烧出几锅，西藏的阳光充足，几天就能把肉晾成肉干，带到乡下是最好的营养美食了。
下乡巡诊，我有过两次经验：第一次是外科外号叫“牦牛”的任大夫带队，去贡嘎县治疗突发的痢疾疫情。与内地大医院不同，在西藏，下乡的大夫就是全科大夫，任大夫藏话好，又会开车，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同去的还有河南医疗队的内科老大夫李大夫。我们三人同行，任大夫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开车在路上，他突然停车说：“水箱满了。”下车就走，我忙问李大夫: “水箱满了他怎么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李大夫说: “傻丫头，他憋尿了，跑去撒尿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还挺不好意思的。
车继续开，在山路上，他把车开到沟里去了，我在急救车最后面坐着，一下“冲”到与驾驶室相隔的铁板上，一个人一下晕了过去，李大夫也摔得七荤八素的。等他俩缓过劲儿来，才忙着扶我，又掐“人中”，又是呼叫，把我弄醒，好在有惊无险，只是头皮破了个口子。外科处理任大夫是有经验的，三下五除二给我包扎上了，然后让我休息。他们找人拉车，继续前进。
疫情没有预料的那么重，我们和当地的赤脚医生一起挨家发药，就是用“三棵针”的根煮的药水，收效很好，整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了。但让我忘不了的是在巡诊时，群众的石板房都比较低矮，每每去老乡家，大个子任大夫都会哈腰进去。可我没经验，人又爱蹦爱跳，当我兴冲冲地跟着他往里跑时，一头撞在低矮的门框上，这“迎头痛击”让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后面的李大夫忙去扶我，任大夫见我惨状，又哈哈大笑，拍着脑门说: “怪我怪我，我该早点提醒你。” 我眼冒金花，哭不能哭，笑又笑不出来。这次教训算是给足我了，让我以后再进藏族群众的家门，一定会“低头哈腰”“恭恭敬敬”的了。
巡诊即将结束，明天一早将返回医院。在贡嘎下乡的最后一天，让我对西藏天然如画的大自然美景，第一次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这天晚上，风尘仆仆的我们到河边洗洗头，洗洗衣服。6~7月是西藏最好的季节，没有了冬季的严寒，也没有内地的酷暑，一件毛衣足够抵挡徐徐的晚风。我洗过头，坐在河边巨大的鹅卵石上，看着落日。石头经过一天的暴晒，还烫屁股，我只好用毛巾垫上才敢坐住。当一个人真正静下来，才能感受到一种身在仙境中的美，那幅天然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也忘不了。
太阳还没有落山，天还是那样蓝的透彻，几朵轻纱似的白云，飘飘渺渺，向远处巍峨的雪山飞去。落日熔金般的余晖，给雪山镀上一层金光，壮观辉煌。而这条蜿蜒的河水，正是源自那雪山中，向我们奔来，冲刷着河床中巨大的石头，溅起白色的浪花。看着遍地巨石的河滩，不难想象，这条河曾经是多么桀骜不驯，而那一块块巨大无比的卵石，也许被这条河冲刷了千万年，才到这里，再过千万年后，他们又会在何方？哗哗的河水，像是大自然的交响曲，给这片寂静的荒原，增添了生命的活力。置身在这样的世界，让人陶醉，久久不想离去。
第二次下乡，更有意思：我要去雅鲁藏布江北岸随访一个病人。医院告诉我去江边一个生产队找队长，尽管只有几里地，但当我一个人“跋山涉水”地赶到队长家时，还真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
生产队长是一个身材不高，结结实实的汉子，虽然才三四十岁，但脸上的皱纹让他显得苍老。知道我要来，提早给我煮了一锅鸡蛋，足有十几个。一见我进来，把我让到院子里靠墙向阳的卡垫上坐下，一杯黄腾腾的青稞酒立即就递了上来。我早已又渴又饿，顾不上客气，一大杯青稞酒就已进肚。青稞酒又凉又甜，真让人有种久旱的禾苗逢甘露的感觉，说实话，这是我进藏后喝的最好喝的一次请喝酒，队长见我豪爽，喝得痛快，可高兴了，乐呵呵的又给我倒上一杯。
我知道自己酒量还行，但还是先忙着吃了几个鸡蛋，垫垫肚子。西藏的鸡小蛋也小，我一口气吃了6个鸡蛋，才把队长给我的第二杯青稞酒也一口干了。藏族的习惯，一喝酒必是3杯，看来今天也非要“三碗不过河”了。队长第三杯酒很快就倒上了，见我爱喝又夸他的酒做的好，他高兴地说，他的青稞酒用的酒药不同，所以甜味重。而以往喝的青稞酒，常常带着点酸味，我深有同感。没有多久，我第三杯酒也下肚了，此时还真有点两腿发软，头晕乎乎的。队长让我坐在卡垫上休息，晒太阳，他指着太阳笑眯眯的说: “尼玛雅古都” ，即太阳特别好的意思。
他转身出了小院去抬牛皮筏子，我舒舒服服晒着太阳，可能打了个盹儿，队长“咚、咚、咚”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我忙跳起来迎了出去，只见队长举着牛皮筏大步走来，看不见他的脸，牛皮筏像半个鸡蛋壳一样，倒扣着遮住了他的上半身，他双手举着牛皮筏，走到近处我才看见他笑呵呵的脸。我要去帮忙，但见他健步如飞，可见这干牛皮绷在竹子上不会太沉。
见我出来了，他忙问我休息好没有，我们说好了好了。我是忙着出诊，怎敢在这儿“享受”。说着，跟在他身后满心疑惑的朝雅鲁藏布江走去。小小牛皮筏，放入宽阔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中，显得轻飘飘的，格外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借着酒劲儿，我还真有点不敢坐这样一个“小鸡蛋壳”，过这波涛滚滚的雅鲁藏布江呢。
夏天的雅鲁藏布江，水大流急，牛皮筏打着转，顺流向江对岸漂去。队长站在筏子边上，手中的长竹竿起着舵的作用，不让筏子离航道太远。我望着筏后一个个打起的漩涡，心里真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新奇和兴奋。尽管江风很大，但刚刚灌进去的3杯青稞酒起了作用，让人浑身热乎乎的，还真有那么点飘飘欲仙的感觉。看着岸边的树木、河滩慢慢向后退去，开阔的江面波澜壮阔。我们的牛皮筏随波逐流，显得格外渺小，渐渐地，仿佛天地间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在向天际飘去……
这次乘坐牛皮筏的尝试，终生难忘。后来几次下乡，江上都改用轮机船了，所以这唯一的一次“享受”更显得珍贵。
每次下乡回来，经我的口，绘声绘色的描述，总让老胡又是嫉妒，又是羡慕。这一次我们俩能一起下乡，而且为期一年，别人认为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可谁知道我们心里有多高兴。进西藏，我们曾希望两人能骑着马、唱着歌，奔驰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地上。而进藏快半年了，这种日子就要来了，所以怎么能不让我们兴奋呢。
胡廷瑞在下乡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