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的性格中有韧性、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爽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有点像上海人。不过，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说起来，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
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次为“个板马”），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真是怪事！
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骂人，只不过表示一种语气，甚至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
比方说，武汉人称赞一本书或一场球赛好看、一场游戏或一件事情好玩，就会兴高采烈地说：“个婊子养的，好过瘾呀！”夸奖别人长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会说：“个婊子养的，好清爽呀！”
池莉小说《不谈爱情》中吉玲的姐姐们就是这样相互称呼的。每到这时，吉玲妈就会不紧不慢满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妈我没当过婊子。”想想也是，武汉人这样说话，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
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
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 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他们觉得很不过瘾。
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了。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
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
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a，和ni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不同的是，武汉话的“您家”还可以用于第三人称，比如“他您家”，相当于“他老人家”。
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
北京人讲究礼数，开口闭口，每句话后面都得跟个“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点衣裳别着了凉您哪！”武汉人也一样：“劳为（有劳、偏劳、多谢）您家！好走您家！明儿再来您家！”你说礼性大不大。
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一用于称呼，一用于后缀，不会混乱。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只要使用“您家”，不管是用于称呼，还是用于后缀，都是“敬语体”。这一点和北京话大体上一样。但如果长辈对晚辈说话也用起“您家”来了，则可能会有挖苦讽刺之意。
当然，北京人在“损人”时也会使用“您”这个字。比如买东西嫌贵，卖主白眼一翻：“您哪，自个儿留着慢慢花吧！”这种用法武汉也有：“不买就算了呐！您家们味儿几大呐！”但不难听出，北京人的话里透着股子蔑视，武汉人的话里则是气哼哼的了。
所以，武汉人虽然也会“损人”（准确地说是“挖苦”），却更喜欢痛痛快快地骂人。骂人多过瘾呀不用“您家”长“您家”短的，一句“婊子养的”，就什么意思都清楚了。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做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音（ｚě）。
“啫”这 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之处又大不相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 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绝无“好”意，最多只有“娇嗲”的意思。
比如一个有资格撒娇的儿童一般限于女孩十分娇嗲可爱，武汉人也会赞赏地说：“这伢好啫呀！”而极尽撒娇之能事，则叫“啫得滂醒”。
但更多的用法，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尤其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做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
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看来，武汉人之所谓“啫”，大概略似于台湾人所谓“作秀”。所以武汉人也把“啫”和很“作秀”的人叫作“庄秀梅”，也是有“作 秀”的意思。
不过，“作秀”作的都是“秀”，“啫”作的却不一定是“秀”，甚至根本“不是东西”；“作秀”虽然假，却或者有观赏性，或者能糊弄人，“啫”却既无观赏性，也不能糊弄人，只能让人恶心。所以，说一个人“啫里啫气”，绝非好评。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
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不好说话、爱挑毛病、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也叫“半调子”。
在武汉话里，“他个‘板马’蛮夹生”、“他个‘板马’蛮差火”，或“莫差火”、“你个婊子养的夹生么事”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夹生饭不能吃，半调子不好听。一个人，如果不好说话，不好相处，不够意思，就会被认为是差 火、夹生，他在武汉人中间也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呢？
第一要“仗义”，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梗朋友”，则能得到他们的拼死相助。武汉人所谓“梗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
“梗”这个字，有人认为应该写作“耿”，即忠心耿耿的意思。我却认为应该写作“梗”。因为武汉话中的“ｇěｎｇ”，首先有“完整”之意。比方说一个东西要保持完整，不能掰开、折断、切 碎，武汉人就会说：“莫掰，要ｇěｎｇ的”。查遍同音字，也只有表示植物之根、枝、茎的“梗”字约略近之。植物的根、枝、茎在被折断掰断之前，当然是“梗的”。
所以，梗，在武汉话中，又有“地道”之意。比如某个人不折不扣地是个糊涂虫，武汉人就会说：“这个老几‘活梗地’是个‘糊溏’。”所谓“活梗地”，也就是地地道道地、不折不扣地。“铁哥们”当然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朋友，也是没有半点含糊、一点也不夹生的朋友，同时还是可以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的朋友，因此是“梗朋友”。
和武汉人交“梗朋友”，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武汉人对朋友的要求并不高。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对脾气、够意思。说不易，则因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梗的”。在武汉人看来，交朋友就得“一根灯草点灯——没（读如“冒”）得二心”，不能“码倒搞”（做假）、“诈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
“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比“过河拆桥”内容更丰富。
“抽跳”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为讲义气，让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却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来；二是你答应给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准备上时，你却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补救也来不及。
显然，无论哪一种，都是差火、夹生、半调子，简直不是东西。严格说来，“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卖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耻，连“婊子养的”都不如了。1月23日，武汉市民佩戴口罩，在超市购买生活用品等物资。中新社记者 邹浩 摄
不错，不吹牛、不扯谎、不抽跳、不反水，这些要求是不高，只能算作是交朋友的起码道德要求。而且，不但武汉人会这样要求，其他地方人也会这样要求。所以，能做到这些，还不能算是“梗”。
所谓“梗”，就是完整地、全部地、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朋友，包括隐私。这就不容易了。但武汉所谓“梗朋友”是有这个要 求的。至少，当你的“梗朋友”有事来找你帮忙时，你必须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连“哽”都不打一个。
打不打“哽”，是看一个朋友“梗不梗”的试金石。所谓“打哽”，原本指说话卡壳。一个人，如果有所犹豫，说话就不会流畅。所以，打不打“哽”，也就是犹豫不犹豫。不犹豫就不打哽，也就不“梗”。
反之，则是“梗”。一个小女孩“哽”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哽”，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 是“不够意思”的意思。如果朋友来找你帮忙，你居然还“哽不过”，那就不但是“不够意思”，而且是“差火”到了极点，简直就是“婊子养的”。
不“打哽”，也就是“爽朗”，武汉话叫“唰喇”。对于一个武汉人来说，“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但意味着一个人够不够意思和有没有意思，而且甚至决定着一个人会不会被人看得起。
比如你对一个武汉人介绍另一个人说“那个人一点都不‘唰喇’”，这个武汉人的眼里马上就会露出鄙夷蔑视的目光。
“唰喇”的本义是“快”。比如要求动作快一点，武汉人就会说“搞‘唰喇’点”。要求决定快一点，也会说“搞‘唰喇’点。如果如此催促还不“唰喇，那就是 “打哽”了。显然，这里说的“快”，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快捷”，而是不要拖泥带水、犹犹豫豫，是心理上的快而非物理上的快。所以“唰喇”就是“爽朗”、 “爽快”。
武汉人读作“唰喇”，不知是爽朗、爽快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书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带风，出手很快，也唰喇。不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看，我怀疑那是拔刀子的声音。
快则爽，叫“爽快”；爽则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也就是说，如果要用一两个字概括武汉人的性格，那就是“爽朗”。
爽朗之于武汉人，犹如精明之于上海人。精明是上海人的族徽，爽朗则是武汉人的旗帜。
上海人崇拜精明，因此有一系列鄙夷不精明者的词汇，如戆大、洋盘、阿木林、猪头三、脱藤落攀、搞七廿三等。 武汉人崇尚爽朗，也有一系列批判不爽朗者的词汇，如夹生、差火、半调子、哽不过等都是。此外还有“扳俏”。
所谓“扳俏”，也就是北方人说的“拿把”，亦即没来头和没道理地摆谱拿架子。别人给他四两颜色，他就当真开个染房。朋友有事来找他，也要打官腔，或者扭捏拿把不肯痛痛快快答应。这时，武汉人就会既愤怒又轻蔑地说：“老子把他当个人，他倒跟老子扳起俏来了。”
扳俏不可取，嘀哆也要不得。所谓“嘀哆”，也就是唠叨、啰嗦、粘乎、婆婆妈妈、拉拉扯扯，有时也包括瞻前顾后、想法太多等等，总之是不爽快。比如你做一件事情半天拿不定主意，武汉人就会说：“莫‘嘀哆’，搞‘唰喇’点。”
又比如到有关部门去办事，办事人员又看材料又看证明还要盘问半天，武汉人也会评论 说：“这个人蛮‘嘀哆’。”显然，这里的“嘀哆”，已不是“唠叨”了。不过，就批判谴责的程度而言，“嘀哆”要较“差火”为轻。嘀哆是性格问题，差火是道德问题；嘀哆让人不耐烦，差火则简直不是人。
属于不爽朗的还有尖、沤气、憔气等。沤气和憔气都是生气，但不是一般的生气，而是憋在心里生闷气。因此会沤出病来，使人憔悴；而“憔气古怪”则指心胸狭窄、想不开、小心眼儿、爱耍小脾气等毛病。这也都是不够爽朗的意思。
“尖”则是小气。武汉人要嘲笑一个人小气，就会说：“这个人尖死”。外地人往往弄不清武汉话里的这个“尖”字，以为是“奸”，其实不然。武汉人把“奸滑”叫作“拐”，“尖”则是小气、吝啬。因为爽朗者都大方，不爽朗则小气。小而至于“尖”，可见小气到什么程度。
除为人“唰喇”外，做事到位也很重要。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而做事“不到位”，也很容易把事情弄“夹生”。这样一来，弄不好就会把人得罪到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的严重。
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于是武汉人做事就会“铆起搞”。比如“铆起写”、“铆起讲”、“铆起吃”等等。
有人把“铆起”写成“卯起”，是不确的。方方说“铆起”的意思是“使劲”、“不停”、“没完”（《有趣的武汉话》），也没说全。
“铆起”最重要的意思，是死死咬住、不依不饶，就像被铆钉铆住一样，因此是“铆起”而不是“卯起”。如果仅仅只是“不停”，则叫“紧”。比如，“你紧搞么事”“紧搞”只是不停地搞，“铆起搞”则还有一股韧劲，其程度较“紧搞”为重。
武汉人的“铆起”也不同于成都人的“雄起”。“雄起”即勃起、坚挺，“铆起”则有坚持不懈、坚韧不拔之意。“雄起”乃勃然奋起，“铆起”乃力求到位。这也是两地人性格不同所致：成都人，故须“雄起”；武汉人燥，故须“铆起”。比方说：“醒倒媒。”
从某种意义上讲，“醒倒媒”也是“铆起搞”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铆起搞”。
醒，也许应该写作“擤”。方方说，“醒”有“痞”的意思。其实，“醒”这个字在武汉话中意思非常复杂微妙。比如“滂醒”是“厉害”（如“啫得滂醒”就是“啫得厉害”），“醒黄”则是“扯淡”（如“闹醒黄”就是“胡日鬼”）。“醒 里醒气”虽然就是“痞里痞气”，却不是一般的“痞”，而是那种涎着脸、赖着皮、纠缠不休又嬉皮笑脸的“痞”，有点擤鼻涕的味道。
倒，在武汉话中是一个常用的助词。说的时候，要读轻声。它的意思，相当于“什么什么样地”，如“诈倒裹”、“码倒搞”等等。
码，有做假、装门面等意思。比如一个人其实货色不多，便只好把全部货色都码起来充大。所以，“码倒搞”就是假模假式、虚张声势地搞。“诈倒裹”，则是自吹自擂、狐假虎威地“裹”。
裹，在武汉话里有纠缠、理论、撕掳、掺和等多种意思。比如纠缠不清就叫“裹不清白”。诈倒裹，也就是冒充什么什么的来掺和。
由此可知，“醒倒媒”就是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来纠缠。媒，应写作“迷”。武汉人读“迷”如“媒”。比如舞迷就叫“舞媒子”，戏迷就叫“戏媒子”。迷，可以是迷恋，也可以是迷惑。“醒倒 迷”中的“迷”，当然是迷惑。因其最终是要达到某种目的，也可以谐其音写作“媒”。方方写作“醒倒媚”，似可商榷。因为“媚”非目的而是手段，其意已含在 “醒”字之中；目的是拉扯、纠缠，故应写作“迷”或“媒”。
崇尚“唰喇”的武汉人最受不了“醒倒媒”。不理他吧，纠缠不休；发脾气吧，拳头又不打笑脸。最后只好依了他拉倒。当然也有先打招呼的：“莫在这里‘醒倒媒’，（东西）不得把（给）你的。”但如果坚持“醒倒媒”下去，则仍有可能达到目的。
所以方方说“醒倒媒”是武汉人的一种公关方式，这是不错的。武汉人脾气硬，不怕狠，却对牛皮糖似的“醒倒媒”无可奈何。其实，“醒倒媒”恰恰是武汉人性格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武汉人的性格不但包括为人爽朗、仗义、大方，还包括做事到位。要到位，就得“铆起搞”，包括“铆起醒倒媒”。所以，武汉人还不能不吃这一套。 总之，武汉人的性格中有韧性、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爽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
有个笑话说，一个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为什么是武汉？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 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武汉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 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而不是北京。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 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皓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 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 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 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 说起来，武汉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作过大贡献有过大功劳的。可现在它似乎不那么风光。 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 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 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 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怂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武汉人性格的内核。 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 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 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 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 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淡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天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 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 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斗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 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 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背地里搞小动作。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处处周到。如果你了解武汉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 武汉人也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 武汉人“玩水”的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 武汉人尤其喜欢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 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热干面是武汉人“过早”的最爱（图片来源：武汉晚报） 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装模作样。 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 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码头文化”也造就了武汉城市文化粗放的一面（谢国安摄）（图片来源：武汉晚报） 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 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 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 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 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 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 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衢，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非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 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