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雁／文

　　2012年是我们七八级研究生毕业三十周年。想起当年被社会上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已经很完善的规模化考试有很大的不同。从恢复高考以后的三十年，考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地电脑化、统一化、标准化。但是每个人个体化的经历背后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就把我在1978年考研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学俄语的人教英语 

　　1977年，我工农兵学员俄语专业毕业以后，本着“哪来回哪”的原则我又回到了甘肃省陇西县，被分配在北门外的城关中学当老师。这是一所刚从“戴帽子中学”升格上来的完全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教学人员尚不齐备，校长看了看我报到单上写的专业，说“什么俄语英语，反正都是外语，你就教英语吧”。我惊愕得不知该怎么回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学俄语的人怎么能教英语呢？教导主任在一旁解释说，学校初中刚刚开设了英语课，师资一时还不齐备，你就先教着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课本，好在是从头开始，整个一学期都处在“This is……”，“What is……”的简单句式，词汇量也不大，我头天晚上现学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应付。于是就开始了我的外语教学生涯，我一共带初一的五个平行班，因为是同义重复，没有什么难度，但就是一周二十个课时的工作量，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英语是教改中刚刚增加的新科目，学生没有基础，兴趣也不大，况且通过应试选拔人才的渠道早已堵塞，“读书无用论”弥漫着整个社会，这些刚刚十二至十三岁的孩子又正是淘气的时候，每个班上都几个难管的“剌头”学生，维持课堂纪律着实让人费力。 
　　1977年正是变革的前夜，在省会兰州已经明显感觉到“文革”事态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政治气候在邓小平的复出与打倒之间来回折腾，但社会主体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西北一隅的小县城，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这里的“文革”空气依然很浓厚，那些以管制方式训导社会的干部仍充斥在各个岗位，一副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的霸道劲头，在他们眼里恨不能所有的人都是“四类分子”和“黑五类”。我报到晚了两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资名单已送往地区为由，说今年这两个月没有我的工资，接着又把我填写的“家庭成分”这一栏里的“干部”，统统改为“地主”，说我们这里只有“地主、贫农”这样的成分，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你当然也是“地主”。我问他：“照这样下去，地主不会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蛮横地答道：“你少给我整这些道理，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其实我父亲革命资历远超过当地的“县太爷”，只是当年在西北局党校教国际共运史时不同意“九评”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流放陇西，说起来后来我学苏联史还和这“家学”有关。但是父亲蒙难后就不能填“革干”了，填“干部”也不被允许，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就成了“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尽歧视。从“文革”前下放到陇西，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十三年了，当时已有些平反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去，父母也期盼着能重返工作岗位。 

　　重新招生对社会的震动 

　　在学校里，虽然我与一帮年轻女教师关系都不错，但真正能与我交谈沟通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老大学生L老师，他英语非常棒，“文革”前就曾有译作发表，听我们对外的英语广播一点都不在话下。L老师是四川人，属于那种书呆子痴迷型的人物，只要是和英语有关的话题他都极为兴奋，而其他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则少得可怜。因为在这小县城里没有选择，他娶了某一级带“长”制家的千金，确切地说，是该千金“娶”了他，他倒插门进了女方家。他经常带着伤痕来上课，听同学们说，他老婆是骄横的“河东狮子吼式”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窝囊、没出息，三天两头的吵闹，不给饭吃。有一次我改作业很晚回家，看见他仍在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老婆出门了，把面柜子锁起来了。我就叫他到我们家吃饭。我妈妈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欢米食，就把一个月两斤米的定量拿出来，蒸了点米饭。做饭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书拿出来给他看。饭做好了，我又翻出来一些涪陵榨菜让他下饭。没想到，L老师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一辈子，有米饭和榨菜吃，有英语书看，此生足矣。我想，L老师什么样的水平，就在这里教教“A、B、C”，让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这时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积压了十年中学毕业生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分外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县城了到处遇到的都是借课本的往届的老学生。一时间“洛阳纸贵”，中学课本成为稀缺物，我就曾经为在外地的同学张罗着四处借课本、寄复习资料忙碌了一阵子。很多人都在为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放弃了“自我修炼、自我提升”的机会而懊悔，我听到不止有一个人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数理化书籍都烧掉，还以为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过去被批斗的老师家里门庭若市，学校的纪律一下子好了起来。招生制度导致的整个社会风向改变带来的“蝴蝶效应”，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深切体会到。 
　　如果说，“重起高考”成为一桩“全民大事”有点夸张的话，它至少是上千万的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中的“大事”，它不知牵动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准备在工作之余加紧备考。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在校三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正经上课的时间连百分之五十都无法保障。更何况中苏边界的紧张关系趋缓以后，正常的交流又没有恢复，俄语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学早都不开设俄语课程。等于说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门半吊子语言工具以外，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我真想再进一次学校，重学一门运用学科，我试着在县教育局探了探口风，看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再报考一次大学，答复是“不行”，机会本来就有限，像我这样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回馈报答社会，又要惦记着分享资源是不应许的。不知道这是被讯问人是个人的理解还是文件规定。反正我知道学校里也绝不会答应我再次报考本科生的请求，于是就死了这份心。要不是怯火L老师的老婆，我打算跟L老师学英语。 

　　机会降临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同等学力者都可以报考，像我这样工农兵学员也能报考，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我就决定了“我要报考研究生”！“不管怎样也要一试”，“大不了一搏”。我自认为多少还是有点基础的。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的文学作品。“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七十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 
　　下来马上转入行动——选专业。1978年的时候研究生设置的专业很单调，抛去理工科不说，文科里面没有我所喜欢的苏俄文学，看来看去，还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苏俄历史专业比较靠谱。一来兰大是我的母校，由我们俄语专业的老师来出外语题，我自信还有几分把握。二来，兰州离陇西不远，真要有什么不解的问题，西去兰州也还比较方便。第三，文史不分家，我很小就对外国文学、世界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专业方向目的性明确。接踵而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紧迫，剩下也就是百天之余了。我几乎没有时间复习。教导主任早就打招呼了，凡是以考学为理由的事假一律不准，借故托病的病假也不准，这样就把我请假的念头打消了。我们学校所有想考学的人都是奔着“本科”去的，只有我一人是“考研”的。我们校长不知是为了打击我的自信心，还是根本就不看好我，跟我说，“考研究生，像你这样的，复习五年还差不多”。我想他也许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工农兵学员”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表示不屑。我心里憋着口气，这次非要考上不行。 

　　百天冲刺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节课，再加上要改近三百份作业，只好挤压休息时间了。为了节省来回路途的时间，我吃住都在学校。我自己制定了个“计划表”，规定每天必须看多少页书，真到进入状态，才发现越学越没底，越补越缺，越深入越糊涂，我的那点“业余爱好”几乎和这个专业毫不搭界，对两门基础课——中国史和世界史——所涉猎的内容我几乎是个门外汉。连着一个月的夜战，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每天闹钟要上十几下才能闹醒我，有时闹钟吵得不行，我睡糊涂了，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或抱在怀里继续睡。不得已为了警示自已，第二天再多上几下，结果闹钟不停地响，邻居的老师们都提意见，早上起来问我，你的闹钟是给我们上的还是给你上的？搞得比上课铃声还要响。 
　　体力的问题还是内在可以克服的，关键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问题、不惑之解不知道该向何人请教。父亲在理论方面是高手，但对于世界史还是比较隔膜，尤其是他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了很多年，也早已不摸书本了。我决定上兰州找老师请教。我星期六下了课，从县城赶到火车站，再坐夜车到兰州，车程七个小时正好可以坐在车上打个盹，这样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了。当天再坐夜车回去，两边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误星期一上课。也仗着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这样连轴转竟然也扛下来了。 
　　可有一次买不到晚上十一点多钟从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六点钟到陇西，坐第一趟班车回去，恰好赶上上课的点。只好买了晚上八点钟火车，凌晨三四点下了火车，火车站所在的文锋镇到县城有二十里路，我本来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顺着公路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节省四角钱的车费，路上还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心里还有些胆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坏人，稍迟疑了几分钟，又自已给自己打气壮胆说“走！”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急忙上路了，偶尔有赶早的司机开过去以后还惊奇地喊叫说：“嗨，是个女的！”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机让我搭顺路车，我也绝不搭车。就是有一段水洼绕不过去，只好硬瞠了过去。搞得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湿透了。走到县城天刚蒙蒙亮，我没有回家，直径去了学校，早上八点钟，第一节课打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到讲台上了。也许由于一夜的高度紧张，到了学校感觉安全了，我反而迷糊起来，整整两节课我讲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 
　　就这样几下兰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要考试的科目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考场虚惊 

　　因为临考试前，我的课多且正好那两天又来例假，就让妈妈替我参加的考前告知会议，并去踩点认一下教室。因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多大岁数的人都有，所以妈妈坐在教室里并不显得怪诞，妈妈也没向人家解释是替女儿来的。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考试那天带来不小的麻烦。我记得大约是5月份考试，一共考两天四场，和现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外语停学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许带字典。考场设在陇西师范，同时期正好也有小学教师的师资考试，我梳着两个弯弯的毛刷子小辫儿，抱着刘泽荣俄语大字典，硬是叫人给支到师范考场，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走错了考场，赶忙找到我们的考场，监考的老师就是不相信，说前一天来的是个年纪大的人，怎么换成小孩了呢？还说我是“替考”的。让他看了我的“准考证”，又解释说，前一天来的人是我妈妈，并强调说：“只有年纪大帮年纪小的‘替考’，没有年纪小帮年纪大的人‘替考’。”这好一通费劲的解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做题了，才发给我考卷。虚惊一场，总算没把我拒之门外。 
　　因为我们每个人考题都是由报考学校自己命题寄到考生所在地，在当地考完以后密封寄往学校批改，这是当时比较人性化的设计，考虑到考生们的路途遥远和食宿的不便，那时由于考试人数较少，这样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易行。不像现在必须千里迢迢要到报考学校去考试。 
　　我由于找教室验证身份耽误了些时间，生怕考试时间不够用，心里直打鼓，手直发抖，连装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们的考场是一堆放旧课桌的地方临时清理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来晚了，只能坐在最后一个坑坑洼洼的旧课桌旁，桌子没有一块平整处，一写字笔就把纸戳破了，字写得难看极了，于是不停地写写移移，最后趴在桌子边沿方才解决了问题，下午我找了一张旧报纸垫在课桌上，感觉才好一些。 
　　反正我们十几个人，考的都是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监考的人闲得没事，好奇地一份份挨个看我们的考题，也许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题，一个经站在我旁边抻着脖子看我做题，边看边摇头说，“看不懂，做不了”，搞得我心烦得要命。考试下来的四门科目，外语的感觉比较好，说到底我刚毕业了一年，虽说这一年里再没有看过课本，但是比起老大学生已经放了很多年的外语来说，我还算“现蒸现卖”的，做起来比较顺畅，携带的刘泽荣俄语大辞典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富裕，翻字典更会耗去时间。我考得最差的是政治，考前父亲就告诉我应该复习什么，应该注重时事，可能那些天我忙的脑子短路了，父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打开信封一看，果真是父亲说的那种题型，但恰巧这成为我的一大盲点。是什么题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只能临场发挥了。考完政治我就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了。两门基础课考得马马虎虎，世界史因为向兰大历史系的老师请教和以前自学的基础，自我感觉还可以，中国史稍微差一点。不知道其他考生的水平，没有比较尺度，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完后我就大病了一场。我有一个习惯，在高度紧张、高负荷运转的时候，从来都不得病，一松弛下来后，积压已久的疲劳释放出来就会得病。考完试以后，我满嘴的大燎泡去上课，学生们都心疼我说，“老师，你不要领读了，我们自己念课文”。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学生蛮可爱的。也许是我的备考劲头对他们有所触动，也许是1977年后重起高考的示范效应，放假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显感觉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起来。分数出来以后与我原来预料的差不多，俄语：89.5分，世界史：70多分，中国史：60多分，政治40多分，确切的分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记得平均分数是64～65分，好像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在复试通知没有下来以前，兰大的老师已经告诉我，我达到了复试线。全县有十七人报考，有两个人接到复试通知，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复试还要刷人下来，我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离目标近了一步。 

　　“我考上了！” 

　　6月到兰大去复试，看见前来的复试的“准研究生们”，我还是吃惊地咋舌。几乎全都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最大的有五八级的大学生，想想人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的中班呢，差距不能说不大，这里面既有“文革”期间“红三司”的“理论家”，也有专门替领导起草文件的“笔杆子”，还有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老师。只有一个人资历比我差点，就是后来成为我小师兄、再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秦晖，但据当时兰大历史系最著名的史学权威赵俪生先生说，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历史狂”、“历史癖”，还没有复试，听那口气，赵先生已经打算收入麾下了。这样的阵势不能使我心里不忐忑。 
　　我是第一回经历“口试”这种模式，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学过历史的人，“文革”时期刚刚小学毕业即所谓“六九级初中生”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表达是否准确、是否标准。抽签打开一看，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应该说题签上的三道大题，有一道是“一战前的国际格局”，另一道是“有关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第三道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反正都没有超过我在插队的时候自学的安菲莫夫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内容，我隐约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进去面对三位考试的老师陈述自己的看法，在一轮提问后再补充回答。我虽然紧张的手心出汗，但并不慌张，因为我尽力了，就这么大的能力了，如果录取的人都比我水平高，我也心服口服了。事后参加口试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可以录取”。我考上了！同时我心里也很清楚，我这个所谓的“同等学历者”，距离真正的历史本科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多课需要补。 
　　那一年我考上研究生，哥哥和弟弟考上大学，我们一门三人同时“中举”（当时坊间里的说法），成为陇西县轰动一时的新闻。L老师不无羡慕地对我说，你可算如愿以偿了，我还要在这苦海里熬着。以后听说L老师被调到了县重点中学，再后来又听说，他回四川老家去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对我们俄语专业的女生是个很大的鼓舞，接下来两年我们俄语七三、七四级三个班的十四位女生中有四个人考上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