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是我丈夫，他喜欢拍照。最早的时候我们没有照相机，要拍照须向人借，借来的照相机往往不顺手，等顺手了，胶卷也拍到头了，那时候，胶卷也是很宝贵的。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傻瓜照相机，我很喜欢，因为成功率极高，只要阳光普照的大好天气，穿一件鲜艳的衣裙很标准地一笑，就很过得去。可他不喜欢，觉得这样的照相机拍了和没拍差不多。再后来，才有了这架随他心意的照相机，可是从此我就不愿意让他照相了，理由有两条。第一，我受不了他的长时间的折磨，他的动作反应很慢，又因为珍惜胶卷，每一次按下快门都很郑重，等他一切准备好，太阳已经西移，我脸上的表情也已经疲劳；第二，他太不照顾我的形象，我总是希望被照得好看一些，而他却将“好看”当作次一等的要求，并且他似乎不太明白什么是“好看”，什么是“不好看”，这是最令我恼火的。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他只能去拍树啊，花啊，山水，农舍里的老人什么的。

      我不在乎有没有他给我照相，给我照相的人很多，我还常常拿这些拍照经历去向他显摆，其实就是贬低他的意思。我曾经照过真正的明星照，那是英国服装杂志“ELLE”邀请的摄影家来为我照的。那是个年轻的女人，一个东欧人，名叫唐娜，她带来了专业的化妆师，一个年轻人，提了一个皮箱，就地一打开，瓶瓶罐罐一大堆，还有一个灯光师，也是个女孩子。唐娜先到我的衣柜里看了一下，指定我穿什么，然后与化妆师商量了我的造型，接下来那年轻人便在我脸上精雕细作起来，一切就绪之后还须试片。唐娜用一次成相的机器先拍了十来张，最后她说OK，表示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满意了。这时候，她走到我的身前，跪在地上，与我的眼睛平视，她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严肃，她说：现在，让我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必须互相了解。她说她的理想是全世界的妇女都和平、平等、自由、幸福，为了这个，她将努力地工作。她还说中国的妇女也和所有的妇女一样，承受着重荷，她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些。她的严肃感动了我，她的真诚也感动了我。然后，我们开始工作。她用她的表情提示我，将我带入了一种创造的境界。最后工作完毕，唐娜，我，化妆师，灯光师便胡乱地热烈地拥抱了一阵。这样参与性的拍照是一种，还有一种则是我什么都不需干的。那是一个美国的摄影家，名叫约翰·帕尔玛，一个大胡子，专拍肖像。他来到我家，看看我的样子，又看看我的衣服，然后让我和朋友聊天，他自己到阳台上去观察地形了。等他什么都弄好，再叫我去，我只须站在那里，随便做什么。他对我的要求极少，几乎不要我做什么。他给我拍的照片是我最喜欢的，是最最真实的我，他把我的形象拍得挺不错，虽然脸上有一道很显眼的皱纹，他把我的一件毛巾衫上的绒头拍得很有暖意，而且他把我乱糟糟的阳台拍得极富诗意，带有“五四”的味道。而将我拍得最好看的摄影师我以为是当初《文化艺术报》的摄影师金定根，他也是使我们被拍者受罪最少的一个。我觉得他是很懂得“好看”与“不好看”的肖像摄影师，他几乎一眼看过去便可了解对方的优缺点，然后扬长避短。我去过他家的那个小小的摄影棚，那天我很疲惫，也没好好地修饰，可依然照得颇有光彩。比较这些，我丈夫李章将我折磨得最久，可是照片最不令我满意，他毫无顾忌地把我最看不得的部分照出来，一点不听我对自己形象的意见。由于拍照拍得多，我也略微知道一些，自己什么角度好，什么样的光线对我有益，而他一概不听。所以我就更不乐意被他照相，他硬要给我照时，我便撅着嘴，虎着脸，老大不乐意，出来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自从他参加了一个摄影家协会的学习班之后，我觉得给他照相时仅剩的一点的家常乐趣也没了，凡是上公园的那种风景照他一律没兴趣拍，我要修饰自己形象，换两件衣服，摆一种大众化的姿态，被他称作俗气。他把摄影完全当作一种创作，张张都要出作品，无视像我这种群众性的要求，弄到后来，我们几乎完全不拍照了。

      然后，就到了这年春天，我们趁了他出差之便，去南通作一次踏春之游。次日早晨，事情都办完了，应酬也完了，天气极好，情绪也很好，我主动要求他给我拍照。这次拍照可说从头至尾在吵架，我要这样拍，他非要那样拍。照相机在他手里，他说不拍就不拍了，可腿长在我身上，我说不拍也拍不了。他说我摆出的样子简直没法看，我说他错过了我最好的瞬间，可是那天天气毕竟很好，这种出游的机会在我们也算难得，再加上他是真想给我拍一张照，一张可以去做封面的照。有时候他给我拍的照片，画面不平衡，我问：这儿空出一块干什么？他就说：写杂志名啊，比如“现代家庭”，比如“黄金时代”。可见此想望有多深。这次南通的照片可说是我们拍照历史中的一次转折，照片的效果不错，有那么一两张可说很难得。通过这次拍照，他比较能够接受我的某一些意见，比如要抓住人状态好的时候，气色与精神都有光彩。而且应当在各种情况下都试一试，因为拍照的偶然因素很多，有一些是始料未及的。而我也谅解了他的缓慢动作，因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反应敏捷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效果更好一些。总之，这一次照相是我和李章的一个和解。我渐渐觉得让他照相的几点好处，一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可能拍照，二是与他毕竟熟悉，做什么表情都很放肆，还有第三，那就是他拍照确实有进步，他稍微懂得了女人的“好看”与“不好看”。偶尔地，他也给我来两张那种或凭栏或托腮的乡俗照片，满足一下我的大众心理。

      他在摄影班里可以学习技术，可审美观念的重建却还得靠自己。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去摄影班上课，和同学讨论，星期天去作旅行拍照。这样的活动，他从不带我去，也不让我与他的同学认识，交作品则避免交我的肖像照，他怕人家认出我，“王安忆的丈夫”几乎成了他的名字。摄影班的同学都只知道李章，他对他们说，老婆是作家协会的打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