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鲁迅曾避难于内山书店。

鲁迅日记1932年2月1日至2月5日，连续五天“失记”。

这五天前后的日记，具体情形如下：

上述日记，均属日后补写。据鲁迅1932年3月19日的日记，鲁迅全家于当日结束寄居回寓，“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2月1日至2月5日这五天，鲁迅全家十口人挤在内山书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据许广平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是在黑暗中度过的：

之所以去内山书店，据许广平回忆，与当时的险恶局势和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邀请有关：

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身处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内山书店“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鲁迅在补写日记时，连续五天“失记”，确实不免使人疑惑，以至于批评者质疑道：

在稍后2月16日的日记中，鲁迅补写了自己前去“邀妓”的事情，这使得批评者更加难以接受。据日记记载：

批评者据此质疑道：

鲁迅日记中的五个“失记” 

上述质疑看似有理，其实只是一种主观揣测。要解读鲁迅日记为何连续五天“失记”，仍须依赖史料。

鲁迅写日记，是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其目的，按鲁迅自己的说法：

按许广平的理解：

对鲁迅补写日记的记忆力，许广平也有赞赏：

正如许广平所言，“一二八事变”后，鲁迅于3月19日补写了“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这近50天日记，一天都没有遗漏。除了2月1日至2月5日在内山书店那五天“失记”外，其余每天都有记载，即便当日无事可记，鲁迅也会在日记条目下记下当日的天气，如2月27日条目下，虽无内容，却有一个“晴”字；3月5日条目下，则止有一个“昙”字；3月6日条目下则是“星期。昙”。或许是考虑到补写的日记，难免有应记的事情被遗漏，这些只记载了天气状况的日记没有注明“无事”字样。但在有条件按时写日记而无事可记时，鲁迅总是直接注明“无事”字样的，如事变前的1月7日条目下，所记是“昙，冷。无事”，回寓后的3月23日和3月25日，所记是“晴，无事”，4月2日是“晴。无事。夜小雨”。

如此，就不难明瞭，2月1日到2月5日的5个“失记”，在鲁迅日记中确乎是个异数，是极特殊的状况，并非当日无事可记，而是不愿意记。

这种“不愿意”，在鲁迅当日给一些朋友的书信中，也有体现。

2月22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感谢他在事变期间对自己的关心，其中写道：

2月29日，鲁迅又给李秉中写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境遇：

在这两封书信中，鲁迅绝口不提自己2月1日到5日在内山书店避难的那段经历，而止从2月6日说起，这与日记中的五个“失记”是相呼应的。

显然，有某些缘故使得鲁迅不愿意提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不过，这种不愿意，并非缘于批评者所谓的面对日军侵略很“平静”，恰恰相反，它缘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味道”。

关于这五天，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内山书店在当日，既是鲁迅全家的避难所，也是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这种尴尬的错位，正是鲁迅不愿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给自己看的日记以“失记”搪塞，与许广平相通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乃是主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绝口不提这五天的行踪，也有避免引起误解的考虑在其中。

至于某些学者的质疑——“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却是没有道理的，2月6日，鲁迅全家从充当日军据点的内山书店搬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但鲁迅已不再忌讳在日记及书信中谈及，可见“待遇”如何不是鲁迅提不提这段事的缘由，避难所身份的错位尴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不是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鲁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讳提及。

鲁迅当日在内山书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虽未见鲁迅直接谈及，但书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忆，却很能揭示鲁迅当日的耿耿于怀。杉本勇乘回忆道：

杉本勇乘的这段回忆，在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证。鲁迅记道：“勇乘师赠海婴玩具电车、气枪各一。”鲁迅后来也曾承认“对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

由这种耿耿于怀，不难看出，批评者虽认为鲁迅目睹日军之侵略“那么平静”，但事实上鲁迅的内心其实是“无法平静”，因为无法平静，才有了连续五天的“失记”，以及无法继续忍受而于五天后搬往英租界。

至于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鲁迅日记说得相当简略：

批评者说：“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种揣测，其实是不了解鲁迅日记原稿是没有标点的，所谓“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不过是后人校对出版时所补加的标点罢了。至于鲁迅去青莲阁，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已是一个搞不清的问题。

鲁迅去青莲阁，其实只是饮茶。

青莲阁是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茶楼。鲁迅当时避难所居的内山书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马路，距离四马路上青莲阁非常近。过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困顿生活，连续跑了几天书店收回一些稿费的鲁迅，在15日、16日连续两天带家人去同宝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饭后就近去这一座有名气的茶楼饮茗，也不算奇怪。何况鲁迅也确有饮茗的习惯，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园、广平至别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1929年4月5日，“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

青莲阁本身并不经营娼妓。其二楼为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兼售西点、花卉、虫鸟。但妓女们在青莲阁揽客，是当时的常事，据丰子恺说，“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鲁迅在青莲阁喝茶时碰上揽客的妓女，邀其“略来坐，与以一元”，在当时是寻常事。据艾芜讲，“我们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里，吃一杯茶，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这种风习称为打茶围。”艾芜“一二八”期间也曾在四马路附近有过一次被妓女缠上，不得不花上一块钱打个茶围的经历，他提供的价位，应该属实。“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与鲁迅日记“略来坐，与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

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邀妓”。日记原文并无标点。

以上，乃是鲁迅“连续五天失记”的来龙去脉。

其实，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真实态度，还有其他的史料可以参考。

批评者称，“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种表述并不确切。鲁迅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次谈及这场侵略战争，并非只有“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

比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静农，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对战事“有所记叙”，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纠结：

6月18日，鲁迅再次致信台静农，更具体地谈了自己对“一二八事变”的某些感慨：

这封信里对“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鲁迅的一贯思维，即批判中国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但这样的批评文章终究没有写成，到1936年，鲁迅回忆“一二八事件”，已在报端上说“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了，与给台静农信函中对民众之愚昧的怒其不争，立场已完全相反。

这样的变化，或许与时局演变有关。

此外，鲁迅还曾签名《告世界书》，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2年2月4日的《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第2号《烽火》，曾公开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署名者包括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

鲁迅的名字位列第二位。

2月4日，鲁迅全家避乱于内山书店。他的签名是怎样送达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联系不上他时擅自所署？后者当无可能，在日军铁蹄之下，这样一份声明攸关生死，断不能不征求当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笔者所见的有限资料，鲁迅的这次署名，当与郁达夫的探望有关。

1938-1939年间，郁达夫撰长文《回忆鲁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变”期间自己与鲁迅的一段交往：

这段回忆，有一个颇为微妙的地方：郁达夫说他见到鲁迅，是在“一个下午”，地点是“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这个“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认为是2月3日，陈其强《郁达夫年谱》认为是2月4日。按郁达夫2月3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鲁迅下落，两人相见时鲁迅已看到寻人启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的《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已经署名发表，如此算来，郁达夫见到鲁迅，只能是2月3日下午。问题是：按鲁迅日记，无论是2月3日还是4日，他所避难之处，是多伦路上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分店。郁达夫说他“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矛盾该如何解释？是郁达夫记错了，见到鲁迅的实际时间是2月5日之后？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日记对2月5日之后的友人往来，有详细记载，但直到2月25日，才首次出现“午后同三弟访达夫”的字样，29日，才有郁达夫回访，“并赠干鱼、风鸡、腊鸭”的记载。

对这个微妙之处，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郁达夫当时，是在多伦路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分店见到的鲁迅，在内山书店中，他获得了鲁迅对《告世界书》署名的许可。但为尊者讳，为鲁迅之名誉计，郁达夫隐去了鲁迅此时栖身于具有日军进攻中国据点性质的内山书店这一事实，而代之以四川路的与战事无关的内山分店——内山书店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其支援战争并受荷枪实弹的日军保护，在当时并非秘密，鲁迅避乱于日军保护区，同时又签署反日宣言，确乎是一件很难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事情。郁达夫在1939年将这一情节隐去，并不奇怪。 

鲁迅于2月3日晚向郁达夫表态同意签署声讨日本侵略行径的《告世界书》，2月4日《告世界书》正是刊登发表，2月6日全家离开内山书店搬至租界。这当中是有脉络可循的。

另一可以说明鲁迅对日军侵华基本态度的史料，来自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的记录。

野口米次郎1935年10月去印度讲学途径上海，经内山完造的牵线而见到鲁迅。鲁迅日记1935年10月21日记载：

六三园是虹口区的一家日本餐馆。

内山似乎经常促成类似日本文人与鲁迅的会见，而且这种会见往往会有日本记者在场，事后，在日本国内与中国的媒体上，也大都多有报道。如1935年5月19日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会见，也是如此，同席者就有日本新闻联合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这样的安排，大约与日本媒体当时致力于宣传中日亲善的政治任务有关，鲁迅与其师藤野先生的故事当日被日本媒体一再渲染，原因就在于此。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在鲁迅去世后，她曾被内山骗去参加过一次汪伪政权组织的文人聚会，记录此事的三段文字，在非手稿本的《鲁迅回忆录》中，是被删除了的。内山完造在中国开书店期间，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文化说客，他介绍给鲁迅认识的许多日本文人，如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都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积极参加者。该会的主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坦言该会的宗旨，是“（将）在大东亚战争之中担负着文化建设共同任务的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家会聚一堂，共担责任，畅所欲言”，是日本“思想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10月2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具体到野口米次郎，是一个狂热的“大东亚共荣”的宣传者。1938年，他曾写信给泰戈尔，认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应该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扬。野口颇感“委屈”地说道：

在泰戈尔复信表示他坚持认为野口的观念是一种“军国主义们的狂人”的观念之后，不死心的野口再次写信给泰戈尔，认为中国人“不诚实”，对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恶意宣传。野口的第二次去信似乎终于用他的荒谬逻辑激怒了泰戈尔，以至于泰戈尔在回信中决绝地说道：

野口米次郎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1935年与鲁迅的会谈中，也曾试图向鲁迅灌输这样的思想：

野口的记载，对“某个国家”含糊其辞。内山完造的回忆要直接得多，据内山说，野口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

鲁迅的反应，据米口的记载，是这样的：

而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回答是这样的：

鲁迅后来在1936年2月3日给增田涉的信函中说道：

鲁迅的原话是怎样的，如今已不得而知。所谓“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或许就包括“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这句在内——显然，在鲁迅看来，“请日本帮忙管理（中国的）军事政治”，其实质就是让日本人来屠杀中国人。而这样的认识，是野口这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热宣传者所不愿意传播的。

综上，“一.二八事变”中的鲁迅，在避难内山书店一事上，其内心确实非常纠结。但这种纠结该如何解读，不能脱离史料而一味诛心——由史料可以知晓的事实是，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极为愤怒，也曾冒着危险将这种愤怒诉诸报端（签署反日宣言）。以“连续五天失记”来责备鲁迅不爱国，是一种“翻案太过，反失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