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为了显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也不客气，说：“我们对太阳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毛泽东的要求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对于核武器这样的尖端技术他不能给中国，又不好拒绝。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搪塞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又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没有回应赫鲁晓夫，其他中国领导人也不说话。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又建议中国领导人把人民生活保障放在首要位置，言下之意就是要让中国领导人别考虑发展核武器。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是很好么？”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赫鲁晓夫连声叫好。

接着，中苏两国领导人又进行了3次会谈，就若干问题达成协议。10月12日，中苏两国会谈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苏方代表米高扬签署了《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出席了签字仪式。会谈公报把中苏会谈的成果公诸于世：双方会谈是在真诚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时签订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苏联军队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和蒙古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合运输的联合公报。除此之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以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中国工业企业以及扩大原有协定规定140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苏联补充供应设备总值在4亿卢布以上）的议定书。此外，苏联还赠送中国拖拉机198辆，汽车40辆，摩托车24辆，机动犁100辆，播种机120台，耕耘和粗耕机100台，耙1600个，净谷机16台，割草机16台，无线电台16个，拥有100个号码的电话总机1部，各种修理机床14台，电焊设备两套，流动电影放映设备1部，并派若干专家前来协助工作。

10月1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东北参观了大连、鞍山、长春和哈尔滨。10月16日，乘专车从哈尔滨回国。

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期间，中苏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宣言、公报和协定，体现了中苏两国在对外战略上密切协调、步调一致，苏联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大力援助中国，并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有损中国主权和权益的协定和条款，赢得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好感，也使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二

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后，中苏友好合作项目全面开展，双边关系进入了高潮。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和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但是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稳定的考虑出发，仍然给予赫鲁晓夫支持，协助赫鲁晓夫平息了秘密报告在东欧引起的风波。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委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但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为首”，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由秘密报告所形成的难关。但此后赫鲁晓夫在其对华政策中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渐膨胀起来。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资7000万，中国出资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苏联出经费意味着电台建成后所有权将归苏联所有，这等于是要中国同意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4月24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6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毛泽东也许还不至于大光其火。但紧接着苏方又提出了“联合舰队”的问题。虽然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对主权问题极其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斯大林那一套东西又来了，于是他大发雷霆，采取了坚决抵制的做法。

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函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当时苏联军方正在设想借用中国沿太平洋的海岸线，使载有核弹头的苏联核潜艇能够比较地靠近美国。得到周恩来这封信后，赫鲁晓夫想出了一个既不用向中国转让核潜艇制造技术又能满足中苏两国军方愿望的合作方案，立即要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中共中央。

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在会谈中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

尤金说完后，毛泽东立即抓住联合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立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在天亮时发出。

第二天中午，余怒未消的毛泽东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谈话，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40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8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1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

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抖陈历史旧账，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最后说：“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政治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都不行。”

尤金回到使馆后立即向赫鲁晓夫发去长篇密码电报。赫鲁晓夫在接到尤金的报告后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取消了访问美国的计划，秘密飞到北京向毛泽东作解释工作。

7月31日，赫鲁晓夫的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毛泽东亲自带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前往机场迎接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乘坐的“图一104”专机降落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迎出去。这次迎接没搞任何欢迎仪式，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只是同赫鲁晓夫握手致意，简短的寒暄之后便乘车到迎宾馆。在稍事休息后，赫鲁晓夫就赶往中南海和毛泽东举行会谈。

宾主坐定之后，毛泽东便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

赫鲁晓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关于长波电台，赫鲁晓夫说这是苏联国防部的意见，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至于联合舰队，赫鲁晓夫一口咬定是尤金传达错了，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

正当赫鲁晓夫述说目前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指挥联络时，毛泽东突然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质问赫鲁晓夫：“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很不自然地回答：“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再次质问：“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极力地争辩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紧接着鲁晓夫又转守为攻，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毛泽东坚持认为苏联的建议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说：“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吗？搞了一个旅大，搞了两块半殖民地——东北和新疆。只要苏联坚持搞海军‘合作社’，中国就不干。你们坚持1万年，我们就1万年不干。”赫鲁晓夫重申，苏联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记下来！”

但赫鲁晓夫仍不罢休，仍希望能在中国建设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于是他向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赫鲁晓夫不满地说：“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赫鲁晓夫进一步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摩尔曼斯克位于苏联与芬兰交界的北冰洋海域，当时中国海军根本没有能力使用这一基地。赫鲁晓夫举出这样的例子，不啻于是对中国的羞辱。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反击：“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看到建立共同舰队毫无希望，赫鲁晓夫就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之后，双方又在8月1日、2日、3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旁、颐年堂和勤政殿举行了几次会谈，会谈中避开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两个让双方不快的问题，主要讨论了国际形势、原子武器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要发表会谈消息和公报，赫鲁晓夫认为他此次是秘密访问，不宜对外发表消息和公报，但毛泽东劝说道，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3日，赫鲁晓夫公开离京回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却没有同车前往机场。送行时也没有欢送仪式，毛泽东也没有和赫鲁晓夫拥抱。同日中方发表的会谈公报虽然只强调了中苏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提到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歧异与争论，但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三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阴霾尚未散尽，之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又给中苏关系投下了严重的阴影，也注定了赫鲁晓夫此次中国之行的结局。

在1958年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中国20天后，中国政府为了打击美国和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决定炮击金门，美国立即调动其第七舰队和第六舰队一部分舰艇陈兵台湾海峡，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尽管在得到中国政府声明若与美国发生战争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之后，赫鲁晓夫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他对中国政府的举动很为不满。

1959年6月间，赫鲁晓夫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件，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资料和原子弹样品，这严重地刺激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7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刚从东欧7国访问归来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搞“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恰好在这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公开演讲，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立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赫鲁晓夫和彭德怀是里应外合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立即把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开始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际上反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他甚至还打算公开刊登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演讲，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众。但随后赫鲁晓夫却抢先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8月25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了入侵的印军。赫鲁晓夫为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他即将出访的美国表明苏联坚定奉行所谓的“三和”路线，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抛到脑后，并置中方的异议于不顾，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笼统地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偏袒印度，指责中国，将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在他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后，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报刊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并极力要求其他兄弟国家按照苏联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来处理对美关系。

9月30日，刚刚和美国总统举行了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名义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实际上是准备向中国领导人兜售“戴维营精神”，并试图劝告毛泽东按照他的外交理念行事。双方之间的严重争吵势所难免。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晚宴上讲话，在赞扬了中国建国10年来取得的成就之后，影射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毛泽东听后当即就表示了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而赫鲁晓夫似乎毫不在意毛泽东的感觉。

10月2日，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王稼祥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在释放美国犯罪分子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针锋相对，发生激烈的争吵。

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就信誓旦旦地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一定能让中国政府释放在华犯罪被捕的5名美国人。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按美国的说法，要求中国释放“被押的5名战俘”。周恩来立即指出，美国战俘中国早就释放了，现在在押的5个美国人中3名是犯法的美国侨民，两名是美国间谍，他们都不属于1955年8月1日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战俘之列。赫鲁晓夫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还是坚持应释放这5名美犯，并说：“你们扣美国飞机间谍干什么，要是我们早就放了，有必要与美国搞得那么紧张吗？”毛泽东说：“放是可以的，但现在就是不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

赫鲁晓夫见中方态度坚决，便表示他不是代表美国求情的，放不放是中国的事，并挖苦地说，如果中国有饭给他们吃，养着他们好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5名美国人无望后，赫鲁晓夫便开始抱怨中国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上不该和尼赫鲁打仗，说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并强调“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毛泽东和其他在场的中国领导人反复向他说明事件的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12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

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责备中国。毛泽东立即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12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陈毅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都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陈毅马上说：“你们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赫鲁晓夫作了一个不值得的表情，说：“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

或许是觉得理亏，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西藏问题上，并用带有教训口吻的证据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睡大觉了，你们为什么把达赖放跑了呢？”毛泽东接过话头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周恩来立即反驳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话锋一转，说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教训了他。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指出当时是赫鲁晓夫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当年陪同周恩来的出访的翻译李越然也当场证明，使得赫鲁晓夫非常难堪。只能再次转移话题，抱怨中国炮打金门、马祖没有和苏联商量，给苏联造成了“困难”。他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进而又责怪中国没有拿下金门、马祖，打了一个有始无终的仗。听到这里，陈毅再次顶撞了赫鲁晓夫：“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赫鲁晓夫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咆哮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陈毅立即回答说：“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在会谈中一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这时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此次会谈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一次争吵，最终双方不欢而散，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赫鲁晓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10月3日，毛泽东再次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

赫鲁晓夫在回国途中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回国后又影射毛泽东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之后还粗俗地把毛泽东比喻成“旧鞋套”。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定反击，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中苏两党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论战，相互之间口诛笔伐，两国最终分道扬镳，走上对抗的道路，给两国各自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