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鸥，笔名凌之，女，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多家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另外多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画说之五
作者：刘海鸥
1953年我从幼儿园毕业。那年正好规定七周岁入学，我离七岁还差四个月，妈妈带我跑了许多小学都不收，终于在私立培元小学报上了名。
培元小学在王府大街救世军楼的旁边。我心中很紧张，怎么学校挨着坏人？我问妈妈救世军是好人还是坏蛋，妈妈说除了解放军所有的军队都是坏人。同学中有住在救世军楼里的，后来我进去看过，里面住满了寻常百姓，而且都很穷。
这是我们入学时小学的平面图。由我的小学同学麦继平绘制。
上学前妈妈带我去买衣服。妈妈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很少给我们买新衣。我早就看中了人民市场有一件天蓝色的连衣纱裙，穿上一定像小仙女一样。我拉着妈妈去看，妈妈觉得价钱太贵，没买。在她看来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根本没必要穿那么好的衣服。
入学还要经过口试，我和小朋友们坐在阅览室等待，坐没坐相，翘起椅子腿，哪知那是折叠椅，一翘腿椅子就收起来，我摔了一个大马趴。六年级服务的大姐姐忍住笑把我扶起来，我心想：“这下完了，这个学校肯定不会要我了。”
口试时老师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说：“我家有四个姐妹，还有一个二哥，不是妈妈生的。”老师问：“那是谁生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在窗外偷听，出来后跟我说：“你根本不应该提二哥。”我又想，老师一定不要我了。
我考上了培元小学！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1953年摄于东华门“紫房子”照相馆
每天早上我坐三轮包车上学。车夫叫老李。老李为人老实忠厚，木讷，忠于职守，说话谨慎文雅。有一次我问他毛主席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小时候分不清男女，只靠头发长短来分类，遇到半长不短的头发，就归不了类了。比如毛主席的头发就让我难以分辨。老李说：“你说呢。”我说：“半男不女。”老李马上小声说：“这话可不敢乱说啊。”
开学第一天，我蛮横地让两个玩压压板的同学下来，我要上去玩。她们不肯，我的胡同野性爆发，骂了她们最难听的话。两个同学吓得跑去向老师告状。当然我妈妈也知道了，问我：“你骂同学什么了？”我撒谎道“他妈的。”我现在都奇怪，那么小怎么还会区分脏话的轻重档次呢？
上学没几个星期爸妈把克阳刘元扔在托儿所，到学校给我和海燕请个假，就带我们出去旅游了。先去南京姨家，火车在长江边停了好几个钟头，等待轮船把火车一节节运过长江。火车坐轮渡的现象直到1966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才结束。
妈妈在南京生病了，姨姨说认识一个大夫医术很好，不过他是一个一贯道徒。我听了吓坏了，那时配合取缔反动会道门正上映电影《一贯害人道》，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恐怖片，虽然我看不懂太多，但我知道一贯道是害人的大坏蛋。我恳求妈妈和姨姨不要让他来看病，没用，一贯道医生还是来了。和电影里的不一样，他是个穿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的西医。他给妈妈诊病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生怕他害死妈妈。
乘电梯
我们还去了上海。在上海去逛一家大百货商场。乘（梯式）电梯上楼时，到了顶端，都不知道要迈腿上平地，一家人像叠罗汉一样摔成一堆。看来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乘电梯。
爸爸妈妈真是无聊，摔完大马趴，又趁我不注意藏到一个大柱子后面，看我的反应。我茫然地四下张望，不哭也不喊，正要转身钻入人群去寻找，爸妈赶紧出来。这回他们可知道我的性格了：遇事不慌不忙，主意大着呢。
下一站是杭州，妈妈的故乡，在西湖玩了个够后，还买了大小网篮、西湖绸伞、张小泉剪刀，还有一只文明杖，满载而归。
回到学校，同学争先恐后告诉我：“刘海鸥，王老师说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就不让你上学了。”我没给王老师留下批评的借口，期中考试轻而易举拿了双百。
吃香蕉
我还是那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守纪律。上课玩玩具说话，甚至吃东西。一天上课吃香蕉，有同学把我检举了。王老师没收了香蕉，一挥手香蕉就进了垃圾桶，而我面对垃圾桶罚站到下课，闻着桶里散发的香蕉味，心中无限惋惜。
午睡时间
夏天中午同学们都要在教室里睡午觉。我中午从来不睡觉，每次等老师一走我就要给大家讲故事。后来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把妈妈盆景假山上的小人小房小动物带到学校表演故事。中午同学们都围过来听我讲故事。我讲得正高兴，王老师突然进来了，毫不容情一把将所有的小玩意全部收走，当垃圾扔了。
不过王老师再批评我，也掩饰不住对我的喜爱，一年级期末竟然发给我一枚优良奖章。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德不配位”。可是谁叫我学习好呢。我简直爱死了王老师。
学校里最厉害的老师是武老师，她大概是半个领导吧，因为全校的学生她都管。她好像总是看我不顺眼，在校园里看见我，总要把我叫住批评一番。这天，我又被她抓住了：“刘海鸥，看你那个邋遢样，自己去照照镜子！”学校通往大院的过道有个“整容镜”，学生们经过都要整理衣冠才进入教室。
三年级时我已经开始看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那天我捧着《新儿女英雄传》（还是章回小说呢）边走边读撞见了武老师，又被她叫住：“刘海鸥，看什么呢，见了老师不行礼？”我把书抬起来给她看，心想她也许会夸奖我吧。她不屑地说：“看得懂吗？装样子的吧。”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过大队日，全校师生围坐在大院。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虽然不是少先队员也都参加。除了先举行队日仪式：出旗、唱队歌、报告人数外，其实就是文艺联欢会，各班同学同学表演文艺节目，歌舞剧《瓦尔瓦拉和五个女儿》《在果园里》，新疆舞、小话剧……比枯燥的学习好玩多了。有一次是五年级的张筠英讲她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献花的经过。
后来我们也成了大队日表演节目的主力军，我们班演出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演贪婪的老太婆，麦继平演渔夫，高忆陵演小金鱼，特成功。
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是过“撒饭节”。大多数同学自己带午饭，校工帮助加热。中午一下课，同学们一窝蜂涌去取饭盒。校工大爷认识所有同学的饭盒，一个不错地分发，一边说：“留神，烫。”偶然一个孩子的饭盒打翻在地，引起一片起哄欢呼：“撒饭节！撒饭节！”撒了饭的人因祸得福，班上的同学你给一口饭我给一勺菜，吃的比自家带的还好。我真羡慕撒饭的同学，可惜我一次也没撒过饭。
这些是一到六年级我们书包里的用具，有些东西比如算盘墨盒不需要天天带，有课时才带，书包总是轻轻松松的。
1955年爸爸买了一个四合院，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五十年代中期的“四合院时代”是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时期，我们四个孩子的生活像盛开的花朵，一朵比一朵鲜艳，而家园就是滋润我们的沃土。
四合院
三间正北房是客厅、孩子的书房和卧室；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有两小间偏房，妈妈住；西屋三间，爸爸住；东屋两间保姆住。妈妈住北偏房。
南屋住着原房主袁家，本来他们打算很快搬走，但是不久家里连遭不幸，就留了下来。
刚开始我们并不喜欢新家，因为胡同里的孩子们很欺生，只要我们在胡同里一露面，孩子们就成群结伙地叫骂“阔家主”“臭小姐”“荷兰猪”，往我们身上吐唾沫，粗暴地推搡，有时甚至搬出大门杠来拦路挑衅。
一二十年后，那些曾经打骂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突然发现不知从哪天起，见了面，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称“姐”称“您”，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只好关在自己的院子里，避免出去。独门独院自有其乐趣，北屋摆了一个大办公桌，玻璃面，前后四角都有抽屉，我们姐妹四人两人占一边，一个人四个抽屉装自己的私有财产。这张桌子承担着我们全部文化生活——做功课，看书，画画，做手工，写日记，听广播……
一进大门洞就是一架葡萄。葡萄串大，色白，粒圆，甜，汁多。家里有一架梯子成了我们摘葡萄用的专用工具，夏天，我们姐妹简直就是在梯子上度过的，上不了梯子的就在地下打转，扬言要撤梯子。整个暑假四个小猴子似的绕着葡萄架，上上下下，吵吵闹闹地过去了。
吃水果那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个苹果全家人吃，由爸爸按年龄大小分配。
院子里养了十几只活蹦乱跳的小鸡，我们看着它们长大了，生蛋了，趴窝了，小鸡破壳出世了，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生命的产生，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除了一只讨厌的野猫闪电般从房上窜下来拖走了几只可怜的小东西，多数小鸡都长大了。
有几只公鸡长大后把院子看成自己的领地，对我们翻脸不认人，见了小孩子就追，就啄，闹得我们出门时只能飞跑穿过院子，或者撑开一把伞，当作盾牌，后退着走到大门口。
那些年学生很时兴与外国小朋友通信，我有一个法国的笔友，叫亨利·奥登。我给亨利写的信总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篇，讲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整个一篇政治宣传材料。亨利的信很简单，几个字，说到哪度假去了，想要一些中国邮票等等。他送给我一个洋娃娃，一条白纱小手绢。我送给他一把工艺品小宝剑，还有很多中国邮票。
家里有大量的过期杂志画报，暑假里我们把里面的漂亮的插图剪下来，分类贴在大本子上，制成了一本本精美的画册。同学们来我家争相欣赏，其中有一本电影演员的玉照及他们所演的电影最受大家欢迎。爸爸提名《影星荟萃》。几十年后，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还问起这本画册。
每个月妈妈给我们一块钱买书，一个星期天我们喜滋滋地到王府井的儿童书店挑了几本小人书，两本字书。付钱时海燕发现钱不见了，当场大哭。书没买成，海燕一路哭着回家。我觉得很沮丧，但是也觉得海燕这样哭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最大的财富是小人书，最多时达到一千多本。这么多书还是不够，每个周末晚上我们还要到书铺去租小人书。两毛钱租十本，回到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看一晚上。
我们生活还有很多内容，我们收集邮票，攒铜钱，养蚕，收集橘皮卖钱。最最主要的部分是看电影、话剧。我家附近有四个电影院，蟾宫、工人俱乐部、东四剧场和明星影院，和人艺话剧院。稍远一点还有还要跑到大华、红星或儿童影院、青艺话剧院、儿艺话剧院。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电影或话剧，周末或假期有时一天要看两场。
夏天我们去什刹海游泳。冬天去北海滑冰。我更喜欢滑冰，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约上几个好朋友去北海滑冰，在冰场上肯定还会遇见一些同学。我们互相学习滑花样，一起玩追人，或手拉手一大排拦截别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玩得疯极了。
我们姐妹几个还去学弹钢琴。我从小就喜欢钢琴。可是我的钢琴老师十分傲慢，也没有耐心。我在她身边弹琴，十分紧张，总也弹不好，我渐渐失去了学琴的兴趣。又因大跃进的冲击，我们都停止了学琴，但想有钢琴想学钢琴的愿望，在我心中绞成一块心结。
爸爸还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乒乓球台。院子里有一个清代大缸养了一群鱼。每天放学后四姐妹的同学们都爱到我家来，打球，观鱼，看书。我们的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拨云母。拨云母是无线电厂外发给街道大妈的活儿，一片云母矿可以拨分成无数片，用来做无线电里的绝缘体。有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把云母带到学校来拨，同学们看见觉得有趣，一时间拨云母成风，我们四姐妹也拨得上了瘾。
妈妈制止我们拨云母，说不仅耽误学习，吸了云母尘灰会得肺矽病。有一次在我们的劝说下妈妈试了一下，立刻就上了瘾。和我们一起抢大妈们的饭碗。
周末父母带我们去逛公园或商场。秋天我们一定去西山（现在叫香山）游玩。那时到城外没有公共汽车，只有一种在西直门发车的柴油车，黑色的，比吉普大一点，开起来哐哐哧哧。两排椅子面对面可以坐十人左右。在西直门要去城外的人排成了大队，往往要等一个小时。
我们先去周家花园（樱桃沟）。那里古树参天，巨石嶙峋，溪水潺潺。我们顺游而上，到溪水尽头，岩壁上有一泉眼，泉水喷薄而出。接几瓶刚刚冒出来的清泉，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溪水里冰镇，然后妈妈去挖青苔带回去安放在她的假山上。我们在溪水里抓小鱼，用爸爸的大手绢一次就可以兜上来几条。
看看有没有小鱼
离开周家花园要经过卧佛寺，卧佛寺的山门古旧沧桑，门前有一个茶肆，露天放几张旧裂的木桌，几乎没有人光顾。店小二热心地跑腿，端来一些煮金丝小枣、煮花生豆之类的小吃。
从卧佛寺到碧云寺有一片旷野，有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溪横穿而过，我们常在水里玩耍。爸爸妈妈在旁边铺开野餐，野餐食物丰盛，有“浦五房”的卤肉、熏鱼，还有“义利”的面包果酱花生酱，肯定还有两暖瓶鸡汤。
最吸引孩子们的是路边农妇们卖的野食——刚下树的核桃，清香无比；早上摘下来的山葡萄有一种极为特别的香味，或者买一把莲蓬，一人举着一支，挖出绿色的莲子，莲子肉鲜甜，清脆；还有老玉米，都是当天掰下来的，比起城市里卖的，其鲜其香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爸爸妈妈带我和海燕访问齐白石家。白石老人打开锁着的柜子，拿出两块蛋糕招待我和姐姐，蛋糕放的时间久了，硬得像石头一样。我慢慢地用牙齿嗑，终于吃完了。
白石老人给我们作画，我们站在旁边看。他给爸妈画牵牛花，先用墨画了几片叶子，海燕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会画。”把爸妈吓坏了，幸亏老人没有理会，也许没听见，也许童言无忌根本不计较。
白石老人又给我们四姐妹一人画了一幅，海燕的是四只小鸡，上面写“他日相呼”，意思是你们现在为一点小事争执，将来长大了会互相帮持的。我的是一对大虾，克阳的是青蛙，元元的是鱼。爸爸妈妈还买了一张他的“鸳鸯戏水图”。
文革中“牵牛花”和我们的四张画卖给了荣宝斋，二十元一平方尺。“鸳鸯戏水”后来也卖掉了。如果知道白石画如今动辄上亿，怎样也要想法保留下来呀。（这些画的照片来自网络）
五十年后又见到它们了！我最近在雅昌艺术网站发现了它们，除了“牵牛花”没有找到，其它都在！一看见它们，无数记忆扑面而来，眼泪涌了出来。（这些画的照片来自网络）
一九五七年我们过了一个最快乐的新年，我们选了自己喜欢的花布，每人做了一件新罩衣；每人选了一件玩具做新年礼物。之后迅疾而来的“反右斗争”、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无尽无休的运动，我们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春节。
1958年大跃进中，我们因为有私房受到谴责。街道要求我们腾房做食堂或托儿所，我们让出了保姆阿巧住的东屋。东屋搬进一对夫妇，一下班两人就半裸着跳舞，阿巧每经过他们家都要吐唾沫表示轻蔑。妈妈不让我们孩子接近他们，怕学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