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易中天？

早在八九十年代，远在《百家讲坛》之前，易中天就是名重一时的学者、名作家了。他后来能走出学院，在民间也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但凡知道他的人，应该都不会感到突兀，反倒会觉得是水到渠成吧。

他还在武汉大学执教时，就是那里的“四大名嘴”之一，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系教师，是校长刘道玉特别看重的青年才俊，是校园的一道风景。名作家野夫1986年插班进武大，初来乍到，“每事问”，高年级的师兄就授以锦囊：“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他兴匆匆跑去，发现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300多个座位早无虚席，空地也布满了小凳，窗口上还挤满着红男绿女。 那课程，不是什么讲三国，而是 “《文心雕龙》美学研究”。他一直就有这种打通雅俗的大本领，舌灿莲花的好口才，当然还有博闻强记、性情硬爽、使人如坐春风欲罢不能的人格魅力。

他那时就是个很专业的学者，也很懂得赶潮流，眼光向来就比学院中的多数同行要敏锐，他的那支笔倘“下移”写起随笔来，至少在华中地区足以横扫千军，无人可挡其势。

本来，他的研习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却懂得趁着在“美学热”的余烟，紧锣密鼓地出版了《〈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和原专业 “离题八千里”的学术著作，以峙声名；同时，也在“不务正业”中写出了《读城记》、《大话方言》、《书生意气》等“学者散文”来，行销一时，早就是畅销书；《武汉三镇》、《盘点李泽厚》、《劝君免谈陈寅恪》等篇更是不胫而走，堪称名文。 至今我还都认为，《读城记》允称经典，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学者散文“之一，是唯一可以与余秋雨《文化苦旅》并列而无愧色的作品集。

可以说，他的才情和学识，青年时代起，就是独具一格的，风华也是足以掩映一时的，他这样身怀利器之人，爆得大名也是早晚之事——前几年我还经常侧闻他武大老同事昌切、郭齐勇、邓晓芒等私下对他的推诚敬佩之意，樊星教授当初本和易中天商量好写出有关武汉的系列连载文章的，不想《武汉三镇》一文甫出，就被武汉市政府认为“抹黑”紧急叫停，樊先生至今引为至大的人生遗憾呢！

易中天是个“有故事”之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心路至为坎坷，他讲三国，能够如此见微知著，未尝不是他用尽生命的辛苦憔悴所换来的观照。那里，埋藏着太多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不过就是如其所是让评述的人事对象呈现出来罢了。

看他讲课，就可知道他是一个深通中国式人情世故的人。但是，他半生却也因不明世故所受累，人生充满了反讽和复调。因为他后来的名利双收，很多人行“诛心大法”，想当然认为他是一个雅擅投机之道、深谙迎众取利之窍的人，就我个人观感而言，不仅觉得不免臆测过重、成见太深，甚至意见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有底线、有操守、正义感太强、书生意气过重、性格执拗不愿迎合，才使得他的前半生“累累若丧家之狗”，走的是鲁迅所说的“苍皇失措的愁一路”——不然，以他的才华横溢，以他对人情世故和群众心理的钻研体会之深，何至于日子一直过得比普通教授还要糟糕，50岁临退休了还要不得已举家“南逃”厦门，直到花甲之年才老树开花声名渐起？

人们大都只看到一个人台前的风光，不愿探究幕后的辛酸与隐痛。易中天是武大人，身上流的是武大的传统血脉，他的心愿是准备奉献武大直到老死的。但他在武大的教师时光，虽在学生中声高望重，但实是不得志的“克难岁月”，是压抑屈愿的，是日子穷苦处处受排挤的：刘道玉校长开明主政时，他甚受赏识，一度担任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被迫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以不合作的顽固姿态成为“永远的副教授”。

虽然著书数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对不学无术的领导“公然看不上”，住所则始终是30平老楼蜗居，连给宝贝女儿置张床位的余地都没有，只好托付给在另一所大学教书的老父母寄养； 清贫书生难免捉襟见肘，以至于一块钱的“黄鹤楼”都抽不起了，不得已戒烟；就是在这样的难堪生涯中，在老学生的回忆里，他还时时不忘自励与教导弟子们，“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不然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

至今，那些八九十年代入学武大的”老学生“，几乎都非常感念易中天的“道德文章”，他在这些早已成为中国社会重梁顶柱的群体中，有着其余老师难有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主要不是源自名声，而是对他一以贯之的人格操守的信任感。还是上述的作家野夫，那么愤世嫉俗而又眼空四海的这么一个人，始终都把他的”易中天老师“视为精神上的向导：

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

易中天最后离开武大，是“不懂做人”后的迫不得已。楚材不能为楚用，风流必抑委顿，大抵是本地自古以来而然的可悲之局。好在四海尚大，天下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起拔人才，福建厦大听闻，很快就发来了调函，易中天得以在南国开出人生的“第二春”。

在《百家讲坛》诸位主讲人中，其实也要数易中天知识最为宏通，气质上最具文人意气和批判知识分子的精神格调，在官方外的知识圈核心与自由主义文化阵营中，也是最能赢得尊敬吧。

一方面，易中天是在生在国家时事纷扰的年代，并且是在文化热潮最烈、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至为高张的1980年代中成长起来一代知识分子，研究学问也好，内心所期也好，天然地都带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结。所以他不是抱持学者本位的书斋式读书人。

无论是早年的穷困不显，还是后来的名扬宇内，他的自我定位，始终都不是文化商人、畅销书作家、电视上的名流，甚至也不是不问世事写出足以传世的专业学者，他更在意的，是学院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准确地说，是有着传道与批判色彩兼具现代知识分子角色，是一种更接近思想家的立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议论，充满了现实力量；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学问、著作与思想，也不免有荒疏之感，无法做到精深充沛，要靠《易中天中华史》传世，真的是勉为其难。

因为有着这样的自我期许，他青年时代起就博览群收，特别乐于与特别关心现实与国事的邓晓芒、杨小凯等人过从甚密；他本可以安心地在学界深耕细作，博取名誉和地位，但他从来都是“不务正业”，喜欢“指点江山”，如今的《书生意气》一书中还留下很多痕迹；当年国家风云突变，他是如此热心，现今的那个“李达花园”，当初通往武钢的路上，也曾留下他的层层踩踏的脚印。时至今日，很多关涉家国道路选择的争论，他也是常常执言不讳的，虽然屡屡”声不出门外”。

另一方面，易中天对于权力势力、对于商业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距离，以他的世故与智慧，游走危险的钢丝绳上，至今还优裕自如，保持着一种别人难以实现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的潜台词就是：我清贫一生，冷眼看穿太多虚辞假意，经济独立才能保障人格尊严，该我得的我要拿，不应我要的一介不取，合作但不卖良知，名遂仍不忘批判，最终高难度地做到与俗俯仰心存底线，不过分迎合但也不让你讨厌的境地。他不是依违两端，而是情理平衡。小打小闹不妨说点台面话，大是大非还是种在心中。

易中天实在是聪明绝顶之人，他是为当下的清流知识分子们诠释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版本。

在这份非常私人化又浅薄的月旦评中，作为一名读者、一个曾经蹭过他课的门外受教者，我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易中天的喜欢之意，和欲盖弥彰的偏袒之情。

他的才华、他的情怀、他的风度、他的口才，还有他的困守、温情以及骄傲的锋芒都让我凛然生敬；他的底线、他的有所为不为的操守、他的后来身泰名遂全身而退的人生智慧，也是我佩服的。

但是，平实地讲，我也从来都不认为，他是那种一流的知识分子、足有著述传世的学者。他还远不是我心中的文化人楷模，我只是对他抱有同情和理解，并因这些同情和理解极大地减轻了我本应对他有的苛责：国家时代的颠簸、学院体制的扭曲，使得偌大的神州并无法让一张书桌风雨无袭地得以安放，他的一生，被迫同时可能也是自愿，无端浪掷了太多的心力与时光，耗费在了与无形的潜规则、与野蛮的权力、与难堪的贫困、与无孔不入的商业主义周旋甚至是搏斗上，是两败俱伤。他有那么好的资质，本应由更好的建树，却空余一生襟抱，未尽其才。

叹人间从此惜年少，问天意何时纵斯文。野夫有些话，也许还是值得玩味的：26年前，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那列轰隆隆压过长江大桥徐徐开往厦门的火车，载走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怎样的爱恋、不平、幻想抑或雄心？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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