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9日，上海国际饭店。一位衣着鲜丽、风姿绰约、年轻美貌的时尚女子，在前台要了一个房间：10楼708房。她在房单上签了两个字：干净。

饭店服务生一看这位来客登记的名字叫干净，就感觉到挺奇怪的，还敲门探视过这位女子人的行动，这位女子告诉服务员，你不要按铃，不要打扰我。

后来服务生总是不放心，晚饭回来之后他又敲门，但这位女子的房门已经锁住了，敲门也无人应答，侧耳一听，里面也没有任何动静，这服务生就找人撬开了房门，赫然发现，女子已经昏迷在床上，这床头还有生鸦片、烈酒、安眠药这类物品。

饭店把英茵送到了宝隆医院，就是今天的长征医院，可是由于她服毒的时间太长了，抢救没有成功，女子不治身亡。

服毒之前，女子留有一封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遗书写得非常晦涩：

“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英茵1月19日。”

这个女子就是英茵，民国时期的电影名星，时尚名媛。

01

英茵原名英洁卿，小名凤贞，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

英茵出身名门，英氏先祖赫舍里，属于满族正红旗，1644年清世祖福临率清军入关，英氏先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

英茵的父亲英敛之，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她是皇族后裔。英茵还有个叔叔叫英纯良，曾任国民政府北平行政长官。

（英敛之）

英敛之1867年11月23日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汉姓为郁，又名郁英华，幼年家贫，未接受正规教育，自幼习武从军。

1898年后，受康梁变法影响，英敛之开始评论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潜往海外。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发刊，英敛之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不避权贵，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

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转手售予王郅隆，迁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5年），1926年1月10日病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流亡海外，一年后又悄悄回国。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敛之。不过名单中没写姓氏，只写了他的名“英华”。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特意说了句：“把那个满人英华也赦免了吧。”从此，全家族都随英敛之从郁改姓英。

此前英敛之认识了一位学问出众的教书先生，做了这位教书先生的书童。这位先生正在一户爱新觉罗的后裔家里教书，英敛之也随同到人家，和主人家的女儿爱新觉罗·淑仲一起学习。时间久了，两人渐有好感，后来结为夫妻。婚后生下儿子英千里，女儿英茵。

（英千里）

英千里，名骥良，生于1900年11月11日。13岁即被父亲托雷鸣远带往欧洲去留学。1924年，英千里自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协助父亲筹办辅仁大学。1927年起，任辅仁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

英千里投身教育事业，一生致力于哲学、逻辑学的研究。他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种文字，尤其是英语，被公认为是和钱钟书一样英语最好的中国人。

1948年底，英千里突然接到通知，匆匆赶到东单临时机场，随即与胡适等一同乘机飞往台湾。据他的儿子，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说：当时和谈已经开始，全家都认为几个月之内他会回来的。英千里本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临走时只带了一个公事包。谁能料到，英千里从此离妻别子、音信隔绝，独自在台20年。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

1979年英若诚应邀访美期间，才从其父的学生白先勇等人那里获知父亲已去世的噩耗。时间已过去整整10年。

02

英茵比哥哥英千里小得多，她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

1935年，英茵毕业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参加北平业余抗日剧团活动。

1936年，20岁的英茵到了上海，先在黎锦晖主办的联华歌舞团及明月歌舞社演歌舞剧，后又参加话剧和电影的演出，成为旧上海艺术舞台上的一颗新星。同年，英茵进入明星电影公司，自此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英茵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后，相继在影片《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压岁钱》、《十字街头》、《社会之花》中饰演重要角色，并主演了影片《梦里乾坤》。

在上海闯荡了一年多，英茵的演艺事业一路上升。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炮火终止了这一切，在全民抗战的气氛下，全国的影剧界人士自发动员起来，很快组成了十三个抗日演剧宣传队，热血青年英茵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活动，她随抗日宣传队一路历经千山万水奔向重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继续活跃在重庆的银幕和舞台之上，在这段时间里，英茵认识了一位改变自己日后生活的人，这个人叫平祖仁。

平祖仁，湖南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平祖仁潜伏上海，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1940年4月，在平祖仁的家里，他与太太、汽车司机等，一起被上海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逮捕。开始押在四川路桥北日本宪兵队本部，后来把平祖仁夫妇和汽车司机，一起解到了76号。

1942年1月8日，76号特务将平祖仁杀害。

03

英茵刚到重庆时，曾加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做演员。因为战时电影拍摄困难重重，英茵转而活跃在重庆的舞台上，她主演了话剧《民族之光》，《总动员》，《一年间》等，她的精湛演技和美颜姿态，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底开始，英茵突然从重庆的公众视野中消失，她再次出现在上海街头。

重庆报界登出来种种的猜测，一个有人说她忍受不住重庆的清苦生活，有人又说她去投降汪伪政权，还有人说她是赌气，因为《塞上风云》这个片子，本来主角是她，结果后来被黎莉莉代替了。她是赌气出走。

香港当时的报纸以情奔为题，大做文章，吸引读者眼球。

平祖仁和英茵结识时，并没有向英茵隐瞒自己的特工身份，他把英茵带到自己的情报队伍里。1939年以后，平祖仁任上海对日情报站的站长，英茵也就从重庆回到上海。

工作性质决定了英茵、平祖仁身份的隐秘，情私奔做烟雾弹更为有利。对于报纸的渲染，英茵既不否定也不承认，人们看到的只是当年的影坛新秀重返上海，以一个又一个的荧幕形象，出现在广告牌上，电影院内。

这次回到上海，英茵主演过七部电影，包括《茶花女》，《世界儿女》，《赛金花》，《武则天》等等，在当时都是名噪一时。

英茵除了拍片就是演话剧，她在曹禺的名作《北京人》中，将思懿一角表演得淋漓尽致。 1941年4月，英茵给同事们的感觉不一样了。每次去到片场或剧场，她总给人以来去匆匆的感觉，迅速来，来了很快工作，一工作完就马上离开。

她经常忘台词，魂不守舍，心在戏外，之所以这种状态的原因，她无法说出来，那就是她的男友平祖仁被捕了。

04

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带走审问，虽然没有被日本人抓住把柄，平祖仁被捕，还是严重影响了她的心神。

平祖仁被枪杀后，当时他的家属、朋友、同事都没有前去领尸，在这种情况下，英茵不顾日本宪兵和汉奸的猜疑，前去刑场领尸，把他送到殡仪馆，又在殡仪馆花重金请化妆师，把他额头上的这个枪洞补好，然后把他安葬到万国公墓。

在万国公墓下葬平祖仁的时候，英茵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就是在平祖仁的旁边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

埋葬了平祖仁之后，朋友们再也没有从英茵的脸上看出忧伤的表情，谁也没有感受到英茵内心的变化。

导演屠光启，一次在英茵家吃饭，忽然说起平祖仁的事，英茵仅仅说，她在重庆的时候就认识平祖仁，关系不错，所以才去收尸。

也是在这次吃饭的时候，被英茵视为弟弟的屠光启还开玩笑，就说姐啊，万一有一天你有不测我肯定会尽一些力量，替你办后事，英茵当时似乎也是有心事，就非常郑重地和屠光启勾指约定，就说到时候你一定替我办这个事。

几天之后英茵又邀请朋友们一起吃饭，她再次谈到了身后事，她说人死万事平静，不必再受精神之苦。这句话像一句谶言，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

英茵是在战火中收获了爱情，她和平祖仁一见如故，不过当时平祖仁已经结过婚，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两个人一直以男女朋友的身份相处，那么如果英茵的故事仅仅是这些，那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为男友殉情的故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风声剧照）

直到前几年电影《风声》上映，英家的后代演员，也就是英若诚的儿子英达，接受《东南快报》的采访，他说《风声》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姑奶奶，也就是英茵的致敬。

此时，英茵作为演员和特工的双重身份，才慢慢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05

本来英茵并不想死，她想活下来为平祖仁报仇，并且在平祖仁死后，她还想重返舞台，但是她想不到，她已经被七十六号的李士群盯上，这个人早就垂涎于她美色。

服毒之前，英茵的那封晦涩遗书和一串省略号，是因为英茵的谍报人员的身份已为日伪发现，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而由谍报人员予以格杀的。

著名作家郑振铎当时蛰居上海，他曾经与平祖仁是暨南大学的同事，是平祖仁事件的见证人，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蛰居日记》一书中，写了一篇《记平祖仁与英茵》。文中说，“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和叙事诗的。”

2013年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文汇读书周报》回忆抗战胜利后，她见到的平祖仁遗孀的情景。

抗战刚刚胜利。一位中年妇人来邵家，她头发灰白散乱，面容愁苦哀伤。说她的祖仁是为抗日被日本人杀死的。她和孩子生活很苦很苦。她的祖仁是烈士啊，现在抗战胜利了，却没有人管！……原来，她生活困难，求告无门，国民政府不认平祖仁是烈士。她来找邵洵美，是要邵洵美帮她，证明她丈夫是为抗日牺牲的。她要伸张正义，要政府确认平祖仁是烈士，是想让邵洵美作证……

邵绡红又回忆她父亲的老友、美国女作家项美丽1944年出版的书《中国之于我》。在这部半自传体小说里，项美丽回忆了1938年发生的事：

邵洵美的弟弟介绍了许多抗日同志给邵洵美。邵洵美说服项美丽借出她楼上的一间后房，让两男一女带着发报机隐蔽在那里。后来因为引起了英租界警察和日本人的警觉，令项美丽的“房客”受惊，他们对在她家隐蔽的安全性失去了信心，个把月之后便收拾好发报机搬到别处去了。

多年后，邵绡红写《我的爸爸邵洵美》，当她问到住在项美丽家的地下工作者时，她的哥哥说：“就是平祖仁他们。”

邵绡红说，她不知道与平祖仁并肩抗日锄奸的，当年躲进项美丽屋子秘密发报的两名女子中是不是有英茵。

蔡登山在《也将柔情酬知己》一文中说，英茵自杀前，去看望了平祖仁的太太和孩子，留下一笔不小的款子。平太太是跟平祖仁同时被日伪秘密抓捕到极司非尔路76号的，她当时身怀六甲，结果在狱中生产。平祖仁被杀后，平太太和司机也被放了出来。

可以想象，平太太看到英茵来，接过她递上的那么一大笔钱，心里是什么滋味。而英茵，则是尽其所有、尽其所能地为所爱的人作了最后的付出。

“殉国殉情”的女志士英茵，身后却是悲凉的。

英茵死后，日伪报纸曾以“殉情”为题大肆宣传，以掩盖其罪恶的嘴脸，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

1951年重印《蛰居散记》时，因“种种原因”，郑振铎删除了《记平祖仁与英茵》等几篇文章，不再收入其中。于是“一个可以写成伟大戏曲或叙事诗的悲剧”，被尘封在历史烟云里。

这种遗忘，在英茵侄子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中也有表现。写到英茵时，作者说：“她于1938年正当年时自杀，与阮玲玉相似。女性解放，在那个年代是刚开始的事。当时社会与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厉害。像阮玲玉、英茵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不幸与坏男人结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英若诚）

英若诚的这段历史回忆，不但时间上有误，对英茵与平祖仁的评论，有违历史的真实、公允，仿佛英茵当年的自杀是结识了“坏男人”，而这个“坏男人”当然是指平祖仁。

英茵当年的好友屠光启说：“一个伟大的演员为国牺牲了，但是，她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到了现在，谁还会记得她？没有人对她有一点表示，连提也没提到过她，大家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很多人为英茵不值，但我不这么想，我只觉得至少她已经尽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了。”

距屠光启写文章时，又是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几个人记得英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