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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字报】大淫棍、大流氓、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腐化生活

(2013-06-09 19:37:09) 下一个





大淫棍、大流氓陈再道的腐化生活

——文化大革命印刷品中的共党史料

 陈再道不仅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他的生活作风也极其败坏。流氓成性,荒淫无耻,为所欲为,宏侈豪华。是一个大淫棍、大流氓。是资产阶级的政客。


(一) 荒淫无耻、流氓成性


陈再道从小流氓成性,不务正业,仗势调戏妇女,并逼死过人。


陈再道这个老混蛋,根本就不是个人,而是一匹野兽,长期以来,利用职权,奸淫妇女,为所欲为,据不完全统计,被他奸污的青年妇女就达三、四十人。六二年陈大麻子去北京开会住三座门招待所,要随同护士□□□去他卧室打针时,兽性发作,将其奸污。又一次将□医院护士孙□□叫到他房间锁上门,干了些什么可想而知。又一次把开封市文工团女队长李□□引入滨江饭店将其奸污。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陈大麻子将三个少女(这三个少女分别在胜利文工团、陆军总医院、武昌何家??门诊部工作,最大的十八岁)叫到他的办公室斥退左右人员,命令三少女脱光衣服,三少女不敢不从,将衣脱的精光,然后他就在长沙发上发泄他的兽性,仅这三个少女,就先后被他奸污过四次。**年在河南比武期间兽性大发,竟借看戏为名,将□炮校付政委的老婆侮辱。又一次陈在北京开会也在三座门招待所,陈要该招待所的一护士陪他打针,在打针时将护士侮辱,因其护士反抗奸污才未成。六○年在洪山饭店开党委扩大会议时,陈对打针护士□□□百般调戏,要求发生两性关系,遭到严词拒绝。仍然贼心不死,以后经常纠缠不放,并指名调该护士到茶港医务所工作。六二年春,某话剧团在广州巡回演出,某天晚上广州军区俱乐部主任张□□来邀该团部分女同志伴午,并要一个党员同志参加。午会上,全部是高级首长。午会进行到午夜,该团两位志志找□□□说:“陈司令员今夜要我们去他住的地方玩,当场被我们拒绝。”第二天该团长兼党支部书记□□□说:“陈再道这个老骚货,老病不改,昨天晚上和我团女同志跳午时说:‘她要离了婚,就跟他结婚。’这象什么话?还说:‘跳午要腰细一点的,跳起来才美,才舒服……,真下流!”六三年春,陈带大批人员去鄂西北“巡视”工作,陈指名要□□□护士随同,在外期间,陈耍尽流氓手段,百般侮辱调戏。同时陈在跳午时,认识了一名地方女医生,并多次要□□□去找这位医生,被□□□拒绝,才使陈的兽性未能得逞。**年陈去河南□军参加会议,本来已带了一大批侍候人员,但还不满足,又在□医院调一名女护士侍候他,晚上洗澡时还要这位女护士给他洗澡擦背。在此期间,还给某院打电话要与他有过不正常男女关系的□□□护士长去玩,当这位护士长同几位女伴去看他时,他竟无耻的说;“我叫你一个人来,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呀!”后来还把这位护士长从开封调来某院工作。六六年,□□护士给陈当特护,一次□□给陈打针时,他迟迟不打,并对□□说:“你穿那么整齐干什么,把衣服脱了吧!”边说边关上了门,抱住她的腰,□□惊叫,陈的秘书赶来,这个护士才免遭奸污。陈住在滨江饭店经常将女招待员抱在怀里,拥抱、乱扣乱摸,丑态百出。这个混蛋东西侮辱奸淫护士的肮脏丑事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门诊部的女护士都不敢去茶港工作和跟陈外出。更可恶的是当他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能掩盖他那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丑恶灵魂时,为了掩盖他的奸淫丑态,竟不择手段利用职权对被害者进行政治迫害。恶棍淫夫陈大麻子与保姆刘□□发生不正常关系后,将其解雇,刘□□到处告状,闹得满城风雨,陈为了遮羞丑恶的灵魂,竟叫政治部出面给保姆加上“地主婆子”、“诬告首长”等罪名,将她送回湖南原籍,进行劳动管制。□□护士给陈打针时,被陈奸污,使该护士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不久就把这个护士和她爱人一起调离武汉。


陈再道的第二个儿子陈南平,在中学时就一贯偷东西,调戏女学生三、四十人。有一次他的妹妹在洗澡,他从门缝里看见了,便从妈妈房里拿钥匙将门打开,强奸了自己的亲妹妹,陈再道知道此事也不管,还把这个不齿于人类的东西塞到空军后勤部工作。又有一次,因肠胃不舒服,到总后医院,强奸护士,陈再道却把这个连野兽都不如的败类,拉入党,并且青云直上,现任连级以上的干部。


(二) 挥金如土、奢侈豪华


陈再道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满足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任意挥霍人民血汗,不惜花费金钱,利用给离职休养干部修建住房之机,混水摸鱼,盗用经费,为自己大修别墅,慷国家之慨,行修正主义之实。


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已在洪山修建七户“中将”标准的住房,造价每平方米高达160元之多,按此标准,七户共需建筑面积2981平方米,每户营具费达3000元,建筑面积高达330平方米,经费406484元,在修建时不按标准办事,任意扩大面积,增加经费,结果建筑面积比原来超过111平方米,经费多用82604元,但这七户屋子除唐金龙一户外,其余六户迄今均未住人。但陈还不满足,又“指示”:“在茶港再修十几户,在小洪山再修五、六户”。之后他又说:“是否在曹家花园门前也修一些,将来有休养干子部住休养干部,没有休养干部就住客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不许修建楼堂、馆所,但陈却对抗毛主席指示,六一年陈亲自带领人马要在东湖修建一座象广州军区珠江滨馆那样的高级招待所,后有人反对未成。但陈并不死心,又指挥他的亲信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姚□等人大兴士木,赶修“曹家花园’,招侍所购置高级设备,花了百余万元,在此前后,在总医院修了漂亮的高干病房,在麻城龟峰山修了七栋阔气的别墅,在汤池、鸡公山、龟山、红卫山、滨江饭店等地都有他专用别墅,在汤池还修了非凡的高干病房。直至六六年六月他还指出要扩建茶港俱乐部,扩建“曹家花园”招待所。这个无所用心的黑司合却全然不顿干部宿舍的拥挤甚至开会没有场所,他却大盖招待所,养老别墅,用心何其狠也!


(三) 花天酒地、为所欲为


陈再道这个流氓成性的东西,跳舞当然也就成了他的主要本能,陈最欣赏的是摇摆舞,化装舞,并有特别的能见到肉的透明午衣。凡是军区、省委搞舞会从不缺席,他跳舞的本领是全军闻名的,陈与王任重的姘头夏菊花,知名人物王玉珍均跳过舞,且与王□□有牲关系。六二年反党篡军头子罗瑞卿来汉,陈专门组织舞会,陈搂罗妻罗搂陈妾跳舞,舞会上准备了大批糖点、水果,还亲自批给伴舞、乐队每人四角钱的夜餐费,半斤粮票,并专车送回,大肆挥霍国家财产。六五年陈去l 5 9医院,刚到就要院领导给他组织专场舞会,医院领导说:“没有会跳舞的。”陈大发雷霆,院领导无法,只好动员一位护士去陪他跳舞,他要求别人“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事后有一位姓谢的电工说:“这真是修正主义,丑态百出。”结果这个电工挨了斗,说他把军区首长说成了修正主义,是反动言论。这还不算,为了弥补他那空虚糜烂灵魂,专门想些歪点来打发日子,除了带全家到处游山玩水外,还经常带大批人马、电台、沙发到别人鱼塘钓鱼,夜间开着小包车打兔子,他在车上,随从在车下去给他追兔子,以助玩乐。当农民不知道是“麻司令”钓鱼而来阻止时,竟被陈调兵把农民抓到军区去,真是可恶到了极点。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得六级、十三级的工资收入还不能适合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需要,终年要照顾,公开申请保健费、补助费就是上百元,从六二年起,五年来共补给陈保健费九百多元,“困难”补助费四百元,仅六五年下半年和六六年供他去广州、上海、北戴河等地所谓疗养而买的高级点心、水果花去的经费有149.14元。他到处“疗养”游山逛水,所花去国家经费就更使人吃惊了。他“疗养”时,还要派人去看他,若带的东西不满足时就大发雷霆。为了满足他的享受,竟利用职权要他的老部下卫生部长陈□□将医疗费中为总医院购买的价值二千五百元的意大利冰箱送给他私用。并专门从庐山打电话要军区管理科□科长专程去景德镇买一套高级家俱,从南昌买四把塑料藤椅。并“指示”武汉军区给他做个四面玻璃的柜子。把他家中的古董放在里面送往庐山。花去人民币三百余元,全由公家报销。陈经常吃养精神药、人参、鹿茸,以及进口多种维生素延寿药等,当药送迟了时就破口大??,说什么“现在又没有皇帝了,不给我吃,给谁吃?”真是狂犬吠月,胆大包天!陈还惨无人道,吃从青年人身上抽出的骨髓,来补他的身体,干这种事在法律上规定是要判刑的。



以上《大淫棍、大流氓陈再道的腐化生活》,原题《生活腐化,骄侈淫逸》,是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同名一章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原印刷品为“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1967年12月1日)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 “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 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XXX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 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还提出林副主席的 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 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 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算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


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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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再道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贾庆林出席


《 人民日报 》( 2009年1月22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者黎云)纪念陈再道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会议。

  陈再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顾问,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陈再道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学习他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指挥才能;学习他善于学习、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学习他襟怀坦荡、克己奉公的崇高品格。


  郭伯雄指出,当前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新的形势,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张万年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廖锡龙、常万全、吴胜利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主持。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崇汇、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先后发言。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01/22/content_181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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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陈再道同志


 


刘华清 宋任穷 陈锡联 孔庆德




 

  陈再道同志与世长辞了。我军这位杰出的战将,以卓著的战功、坚强的党性、磊落的人格,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悼念逝者本来就是哀痛的,何况又是这样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我们和陈再道同志相识在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和他一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金戈铁马,以及和平年代的忧患奋进,深知他的逝世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在我们人民军队的辉煌战史上,陈再道同志的英勇善战是出名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一员战将”,陈毅同志盛赞“再道之勇”。而这“一员战将”,这“再道之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烈火锻造出来的。

陈再道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一心向往革命事业。1926年,他17岁时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浓重的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的屠刀,陈再道同志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勇猛地参加了1927年9月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并于同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起义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生怕自己脑壳搬家,悄悄离开了队伍,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陈再道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仅存的一部分起义人员毅然奔向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是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战士之一。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随红四方面军拚杀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驰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中。他和他指挥的部队,攻空山坝,保万源城,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历经无数恶仗、大仗。由于他骁勇善战,忠诚于党的事业,几年间,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到师长、军长,成长为我军早期的优秀指挥员。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再道同志由军长改任129师386旅副旅长。同年10月,按照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率领仅有5个连队组成的东进纵队,由太行山区根据地奔赴冀南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南地区处于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经过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这里是一片大平原,要在此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比在山地困难得多。同时,这个地区不仅有日本侵略军,有被日军收编的伪军,还有土匪、会道门、游杂武装。他们各霸一方,到处烧杀掳掠,社会情况复杂,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再道同志紧紧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我军很快在冀南站稳了脚跟。不久,成立了冀南军区,刘、邓首长又任命陈再道同志为军区司令员,并派宋任穷同志到冀南军区任政治委员。经过他们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协助冀南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武装由500多人发展到1万多人,东进纵队也由原来的5个连队发展到3个团。1938年5月,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来到冀南。在徐向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陈再道同志指挥东进纵队四处征战,积极打击日军,严惩汉奸,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使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8年6月,东进纵队3个团发展到7000人,还建立了8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共2万余人。冀南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扩大,不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延安和太行等根据地,而且为后来参加“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清剿”和“铁壁合围”,打下了良好基础,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指挥员都是党指挥下的忠诚战士。陈再道同志的一生,自觉地坚定地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工作经常调动,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同志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二纵司令员等职,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他率部激战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定陶、巨野、羊山集,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决战淮海战场……在这些战役战斗中,他始终听从党的指挥,以军事家的全局眼光和广阔胸襟,积极率部完成本部队担负的任务,主动协同配合友邻部队作战。二纵主力在鄄城战斗中,担负攻坚战斗任务很重,当六纵在打任庄的时候,苗庄的敌人来援,给六纵造成困难。陈再道等二纵领导同志发现这一敌情,未等上级命令,就立即果断行事,主动调所属五旅去打苗庄,使六纵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1948年我军进入全面反攻作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过去多以纵队为作战单位的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改变为以兵团或集团为单位作战,不论是围歼战或阻击战,多是以两三个纵队为一个集团,往往根据部队所处位置与作战任务来确定指挥关系。比如1948年4月,野战军决定由二纵和华野十纵为一个集团作战,由十纵宋时轮同志指挥。后来为了配合粟裕兵团西进,上级又命令由陈赓来指挥二纵、四纵和华野十纵以及桐柏军区主力。不久二纵配合华野部队进行淮海作战,上级又决定中野的一、二、三纵队为一个集团,统一由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指挥。无论指挥关系怎么变动,作为二纵司令员的陈再道同志,总是从全局出发,自觉服从指挥,协同友邻部队,共同完成任务。他曾说:“整个中原战场是一盘棋,在中原地区的两大野战部队和各军区部队都要在这盘棋上活动,达到高度集中统一,特别是在大兵团集体行动时更是如此。指挥员必须胸怀全局,服从大局,否则,就不可能和敌人在中原决战。”陈再道同志在听党的话、维护我军集中统一的指挥方面,确实堪称楷模。

陈再道同志虽然一直担任军事指挥员,但他一贯关心政治工作,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拖住了国民党三十几个旅以后,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部署,利用大规模反攻的间隙,进行了整党和整军,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活动。陈再道同志亲自深入部队了解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了有些基层干部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以及担心开展民主以后,部队不好管理等等思想问题。经过发扬民主,密切了官兵关系,部队生龙活虎,一片欢腾,为转入战略大反攻作了很好的思想动员和准备。陈再道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与他共事的人不管来自兄弟部队,还是来自地方,他都赤诚相见、密切合作。有一段时间,他当纵队司令员,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当政委。他对李菁玉同志很尊重,凡事都一起商量,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东进纵队不长时间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老战友谈到他,都称赞再道同志胸襟宽大,好相处,好共事。有不同意见,他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从不往心里去,事情过去了,又和好如初。他爱护干部,爱护战士,尊重地方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他工作过的地方,上下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比较好。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战将品质和风格,在和平时期也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建国之后,他长期担任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加强部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六十年代,他在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时,发现培养了“硬骨头六连”等典型,为推动和平时期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当林彪搞“突出政治”一套,有人要批判管训练的一位军区领导时,他挺身而出,在大会小会上说:“不要动不动就整人,抓训练,是我们党委集体定的,要说有责任,首先由我司令员负。”当有人向他搜集彭德怀同志的反面材料时,他大声痛斥:“我说彭老总是大好人,他做的好事你怎么不往本子上记?”在军委的讨论会上,他同样敢于对林彪的话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是这样旗帜鲜明地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敢于抵制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七·二○事件”,对陈再道同志进行了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面对强大压力,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一个浑身铮铮铁骨的战将本色。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晚年的陈再道同志,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拚命精神。1972年,他重新工作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冒着重新被打倒的危险,不知疲倦地下部队,上灾区,搞训练,抓廉政。粉碎“四人帮”后,他已近70高龄。在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他还像当年战争年代指挥打仗深入前线一样,到南疆铁路、青藏铁路等铁道兵所在的各艰苦地区检查考察工作。从吴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边境到唐古拉山巅,都留下了他不辞辛苦的足迹。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再道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铁道兵部队的建设和祖国的铁路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即使不担任部队的领导工作了,还是时时关心军队建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病重住院,我们和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一面为十四大的胜利召开而高兴,同时向我们倾吐他对部队建设的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他所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希望抓紧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还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多么可歌可敬的战将啊!陈再道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他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坚决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英勇顽强,不畏强暴,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优良作风;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关心部队,热爱群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常青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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