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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1967年12月1日)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 “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 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XXX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 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还提出林副主席的 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 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 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算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
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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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顾问,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陈再道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学习他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指挥才能;学习他善于学习、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学习他襟怀坦荡、克己奉公的崇高品格。
郭伯雄指出,当前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新的形势,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张万年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廖锡龙、常万全、吴胜利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主持。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崇汇、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先后发言。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01/22/content_181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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