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
余汝信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47页）。这个在批判林彪时曾遭到猛烈批判的“反革命的简报”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许多人并不清楚。
一、吴德对简报签发过程的回忆
关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讨论的情况以及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当事人（签发人）之一的吴德生前曾回忆道:“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7页）。
对于陈伯达的发言，吴徳回忆明显有不准确处。陈的发言并没有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手舞足蹈”一段话，是汪东兴发言谈及国家主席问题时陈的插话，并不是陈自己发言中的话。
吴徳接着又说：“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同上）。对于汪的发言，吴的回忆倒是基本准确。
关于简报的签发过程，吴德称：“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简报中并没有陈、汪发言的内容而是称陈、汪的“重要发言（另有简报）”）。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117—118页）。
这样，我们知道了，简报的签发人是李雪峰、吴德（可能还有解学恭），李、吴、解都不是以后官方认定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之前又称“林陈反党集团”）成员（李曾经被认定是，文革后又说不是了）。
二、林彪讲话与陈、汪发言的拥护者
第六号简报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简报列举出参加讨论的发言者有：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及陈毅。
这些人当时的职务——
刘锡昌：原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郑维山：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
郭玉峰：原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
聂元梓：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刘子厚：原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马福全：原石家庄3302厂工人，时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
钱学森：原七机部副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邝任农：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
吴涛：时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吴忠：原陆军第四十军军长，时任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
尤太忠：原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彭绍辉：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
陈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他们均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这些人当中，调子最高者，如钱学森。简报称，“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陈毅的调子据说也不低，可惜他当时被视为“右”的代表，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他的外交部长一职，1970年6月已被姬鹏飞所“代理”），简报势利地没有引述他尖锐的发言，可见当时发言能上简报是件光彩的事，同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上的。
同样地，发言者中除陈伯达外，并没有以后官方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之前又称“林陈反党集团”）的成员（郑维山、刘子厚曾经被认定“上贼船”，以后解脱了）。
文革后，发言高调者，如陈毅，仍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钱学森，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即便“上了贼船”的郑维山，亦重任大军区司令员。官方说，他们只是曾经受了蒙蔽而已。
三、“华北组最激烈”
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按大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官修《毛泽东传》声称：“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4页）。所谓最激烈，不外是最为群情汹涌，慷慨激昂。体现在简报中即为以下段落：“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这些话语，足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惊恐不安，也使毛泽东立即下大决心使全会的形势发生逆转。
《毛泽东传》还称：“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揪人’”（同上）。
诚然，陈，吴、叶、李、邱的发言，矛头一致指向了张春桥，却都没有“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内容。“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指责他们“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不过就是向张春桥发动了攻击。《罪证》引述的陈伯达的发言称：“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叶群称：“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李作鹏称：“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內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称：“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陈、叶、吴、李、邱的发言节录，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一九七二年七月，9-13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反对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没有其他的理论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论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对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为借口。这是今天很多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理解的。惟五年以后的那一场欢欣鼓舞的胜利表明，打倒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是历史前进的正途，是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并不是什么罪行。如果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打张的中央委员们有什么错，只是错在选择了这么一个发难的时机。
众所周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首先倒霉的是参与华北组活动的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华北组反张及鼓动设国家主席最积极的汪东兴，很容易就检讨过关；而受汪误导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机联合汪一起向张春桥发起攻击的叶、吴、李、邱（还有林彪及没有上山的黄永胜），毛一直没有放过他们，庐山的事没有个完，直至走到了“九一三”。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