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苏分裂的结果及其影响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两国关系随之逐渐恶化。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组织关系中断。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流血事件，使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相互敌对，以至军事对抗的状态。

中苏分裂的历史进程及同盟关系解体的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脉络，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以及冷战结局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也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产生了阻断性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新纲领，是继2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40年代“列宁格勒派”之后，苏共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的第三次探索。同样，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此时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与苏共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党看来，国际形势正趋向缓和，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并在1957年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提出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46]中共领导人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建设，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但是，随着前述中苏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分歧的显露并发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设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即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大跃进”运动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以人民公社制度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同时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斗争的侧重点，从起初的评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揭了盖子”，破除了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到波匈事件后，认为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势头凶猛的修正主义，转而提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继之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断定，当前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直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47]

与对内政策重新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相应的是，以缓和为主的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也被重新锁定为对美展开斗争。毛泽东这时转而认为还是他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中国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不承认新中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对华禁运与封锁），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的讨论国际形势的务虚会把中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于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再次被列为中国外交政策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前一阶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比较稳妥、务实的外交政策复又被一种充满革命激情但却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48]由此，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也与莫斯科的既定方针渐行渐远。总之，中苏两党对内对外战略基本一致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表面超英赶美、暗地赶超苏联，突出反对修正主义、高举反美斗争大旗的方针政策，再加上苏共党内赞同中共路线的政治势力的活动，对赫鲁晓夫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既不能在中国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势头面前无动于衷，也不愿将反帝旗手的位置拱手相让，损害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更不可容忍党内反对派趁机动摇其统治地位。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赫鲁晓夫不得不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对表”，希望毛泽东的步子不要走得过急，不要独树一帜，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做法也是不断地左右摇摆。

就国内政策而言，赫鲁晓夫在1958年1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也宣布了一个“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1959-1965）”，并在翌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正式确定下来。会议宣称，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49]这个七年计划同样带有某种“跃进”性质，为了推动这项计划的超额完成，苏联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劳动队”运动。[50]七年计划最终宣告失败，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主观主义”、“不懂装懂”，规定了经济上没有根据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1]

从外交政策上看，赫鲁晓夫在缓和政策的推行中，也常常受到中国这个盟友的束缚。中共的压力在某个时候会迫使苏联在同西方打交道时违背自己的策略选择，而倾向于诉诸武力威胁。例如1960年初，为了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的路线靠拢，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组织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头文章，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面对中国方面的意识形态挑战，苏联在5月初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之前击落了入侵苏联领空进行侦察的美国U-2飞机，并俘虏了美军飞行员。赫鲁晓夫则在会上和会后摆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了毛的身影，并进而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52]

60年代初，中共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了一种否定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有些看法已经含有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即否定激进和盲动路线的意思。这本来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不啻是响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相互勾结的认识进一步强化，并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庐山会议上所谓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53]这种思维逻辑，一方面阻碍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又导致毛泽东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伐。此后，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继续左转，到1964年，毛泽东便开始酝酿发动一场防修反修、巩固政权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54]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党内保守势力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被迫下台，苏共二十大的探索也随之中断。[55]

总之，中苏分歧的发展以及最终分裂的结果，阻断了苏共调整社会主义模式的有益尝试和思考。中国的意识形态压力，从理论上制约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政治上加强了苏共党内反赫鲁晓夫的力量，外交上更是削弱了苏联在两个阵营之间实现缓和的谈判地位。毛泽东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产生什么合乎实际的思想理论，同时还禁锢了中共党内的某些探索；不仅事实上严重妨碍了苏联的改革，也把中国逐步推向了极端的革命道路。中苏分道扬镳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起源。

2、对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中苏两党分裂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联通过向苏中边境地区增兵并在蒙中边境派驻重兵，加大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毛泽东切实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1968年8月《人民日报》在发表文章评述苏联侵捷事件时，明确地给“苏修叛徒集团”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56]，进而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9月毛泽东致电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57]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及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即已将反苏修方针确定为中国长期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58]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中国利用这次事件大做文章，既要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美国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但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

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也逐步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59]毛泽东随之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抉择，以求集中力量对抗苏联。

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连续访华，中美双方通过两次高层接触，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60]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的承诺，[61]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是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时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这样，中国就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62]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从而使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那么，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则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冷战国际格局的构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构想。这一构想的主旨即在于联合世界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通过依靠第三世界力量，联合第二世界力量，争取第一世界的美国，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已只是一个形式，一种为号召民族国家的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即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63]在毛泽东的心中，美国、欧洲、日本已不威胁中国了，而苏联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64]至此，中国的外交立场完成了从50年代的对苏“一边倒”，到60年代的反帝反修两面作战，再到70年代的团结一切国际力量打倒苏联霸权主义的重大转变。[65]

3、对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的结局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实际已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队伍不断壮大，初具阵营的规模，国际共运呈现出分裂的状态。

1965年3月初，面对美国将侵越战争升级的新形势，苏联在中国的坚决抵制下，坚持举行了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着重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加强国际共运团结、共同行动援越抗美的问题。被邀请与会的26个兄弟党中，共有19个党到会。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66]

会后，在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中国加紧了反击的步伐。3月11日至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并指示: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67]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强调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面目。该文还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承认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68]

三天之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谴责《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认为: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等，这只能被看作是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69]

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分别以中共和苏共为首两支共产党队伍之间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70]而1968年中国将苏联明确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国际共运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种状况导致了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对抗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进行国际斗争的实力减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黯淡。

与此同时，中苏走向敌对、中美联合抗苏的态势，促使苏联不断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乃至陈兵百万。这样，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的威胁时，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国力消耗，而且还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