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 文章摘自《刘少奇的20年》 作者：鲁彤 冯来刚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少奇被革命群众批斗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刘少奇无奈、惶惑、愤怒，怆然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但是，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

　　一石击起千层浪。

　　文革五人小组在这种情况下，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3月，按预定计划，刘少奇要出访亚洲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本来出访前，刘少奇提出不带夫人，但外事部门却坚持夫人随访会增加友好气氛，他只好同意。于是，正在乡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出访。

　　这次访问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访。等他回到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刘少奇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访问刚刚回国，被通知马上到杭州开会。

　　原来，在他出访的这一段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谁？

　　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批判。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个通知稿，原封不动，一字未改，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动，可以称得上“原汁原味”。

　　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对彭真进行了点名批判。

　　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答：“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回答。

　　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修改，加写了几段话，其中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所讲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实际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林彪又在会议上兴风作浪，大讲政变经：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夺取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会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通“连珠炮”轰懵了，张大了嘴巴合不拢，不知如何是好。

　　没等人们回过神来，话锋一转，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又是一通“连珠炮”，向“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了。

　　在一片批判声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压力下，5月18日，邓拓自杀；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此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进行。会场外的火药味蔓延到会场上。

　　出现这种情况完全出乎刘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会议上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谈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作了自我批评。

　　他平静地说：

　　对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就这样，刘少奇同全国人民一样，根本没有来得及做什么思想准备，就被裹挟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批朱硕、陆平等人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都是经毛泽东同意发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们向“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接着，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的宣传媒介宣传、鼓动“文化大革命”。

　　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马上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身这一伟大运动，四处搜寻黑帮，揪斗当权派。顿时，全国上下被搅得一片大乱。

　　形势急转直下。怎么办？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刘少奇凭借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派驻工作组。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怎样处理现在越来越乱的局面。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

　　周恩来马上到隔壁房间打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同意。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发出请示电报：

　　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内部整风学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但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这种措施是否恰当请速指示。

　　毛泽东当夜即回电批示：“同意这样做。”

　　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工作组，在陈伯达率领下，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工作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书记李雪峰最后说：“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会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驻了工作组，到各学校传达和贯彻八条要求。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这样，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在团中央、中组部的协助下向北京的各单位及各学校派驻了工作组。

　　6月1日晚，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北京市，各学校、各单位纷纷要求派驻工作组，从6月5日起，北京市委在中央同意后加快了派驻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各省市及中央单位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陆续派出工作组。

　　但形势继续下滑，没有止住的迹象。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讨论进一步领导运动的方针。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模糊地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但是，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紧接着，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政治斗争。”

　　刘少奇说：“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文化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

　　毛泽东没有提出明确的答复。会议也没有形成具体安排的决定。

　　刚刚回到北京，刘少奇就了解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形势愈演愈烈。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

　　刘少奇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擅自揪斗了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严肃批评了这种违法乱纪的乱批乱斗的行为，并主持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立即把该件上报刘少奇等人。

　　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也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并正在酝酿新的更激烈的行动。

　　形势有失控的危险。

　　刘少奇对家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6月19日，刘少奇让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了解情况，并及时汇报。

　　6月20日，刘少奇又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同一天，刘少奇同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谈话：“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

　　6月21日，刘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对运动的领导，指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给出路。

　　经过这几次会议，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开始逐步有所控制，各学校、单位的日常教学、工作、生活秩序开始恢复，社会又逐步走向安定。

　　安定，能符合毛泽东的想法吗？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

　　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了近8个月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当天，他就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一些材料，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不满，但还没有在派驻工作组问题上表态。

　　但是，刘少奇去汇报工作时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一种态度吗？

　　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

　　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主张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抵制。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谈到这一情况时说：

　　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5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3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

　　但是，正如林彪说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树”就是毛泽东。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他干什么？

　　对此，刘少奇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29日，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正在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有一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觉。

　　形势发展了，自己却落后了。

　　这就是“很不理解”。

　　刘少奇对派驻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向同学们表达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

　　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静静地倾听着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副主席那茫然无措的话语：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多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刘少奇不得不对撤销工作组一事提出赞成的意见：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对运动的后果，刘少奇此时不可能预见到。但是，他还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刘少奇等人在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接见了全体师生代表。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彻全场的口号声顿时直冲霄汉，掌声雷动。

　　虽然工作组撤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前一阶段的运动由于受到工作组的阻挠而走了一段弯路，出现了“冷冷清清”，势必还要再来一次大的发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少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小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

　　气氛也一直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少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少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少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

　　他说：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后，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少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

　　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绝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分组讨论的一天，刘少奇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休息时，当着众人的面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少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毛泽东。

　　这表明，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少奇。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与会人员没有什么准备。

　　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刘少奇不请辞，他也不会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了：由于这次会议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少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少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刘少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少奇将检讨稿报毛泽东审阅。

　　1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已经于事无补。

　　此后，刘少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少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他们的历史开始被污蔑，被不知情的人们怀疑。

　　针对刘少奇的“革命活动”也很快逐步升级。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组成立！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少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设下刘少奇女儿平平遭车祸的圈套欺骗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并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刘少奇在这种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人民有着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斗会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刘少奇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

　　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这样，刘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后事，平静地接受着“人民的误解”的“最大的痛苦”。

　　随着报章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丑化刘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刘少奇受到的攻击更加变本加厉。4月1日，各大报纸刊登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散布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极尽诬蔑之能事，用八个为什么肆意攻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批斗进一步升级。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刘少奇深知与家人过正常生活的时日无多，默默地望了王光美许久，静静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