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 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 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 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 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 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 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1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考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 "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木、启立还有中宣部的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儿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儿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摘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赌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 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 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修井冈山水电站，儿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伺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人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明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制是要解决企业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但厂长的行政指挥也不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厂长的行政指挥要有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党委领导和厂长的行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两者的基础是共同的。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搞得好的，如大庆等先进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数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8、在湖南调查谈干部理论学习
10月和11月，两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0月 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还到了湘西，参加贺龙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湖南走访了六个地市州、十个县市。
我在岳阳与长岭炼油厂党委同志开座谈会时，向他们提出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第一次说了我和乔木共同准备的干部学习理论的一系列书，马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共四本著作选读；然后是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刘、周、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与马列著作串起来了。这些著作选读的总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然后再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9、为军队政治工作决定加写一个纲
12月，中央军委要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八总政邵华泽受杨尚昆、余秋里的委托，让我帮他们把文件搞得好一点。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形成的文件是这样的，即首先必须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国家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是什么，这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官兵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人的天职。为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写了约，千字。加上这样一段话以后，就为这个《决定》以至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确立了一个纲。这一段加得和写得都比较好，杨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三、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
1986年夏天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己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 25目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儿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改出来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来儿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开始两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马列著作选读的讨论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启立第三次又打来电话，非要我去不可。这样，我只好去了。
1、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发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带了一部分-「 -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精神文明问题的材料，认真一对照，就发现在不少问题？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比原来的提法后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下面就是这次发言的记录全文。
（以下略去全文）
2、送审稿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
我的发言主要讲了送审的稿子有“三个不够”，作为党内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提点这个、那个意见，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
发言提意见，我还是很委婉的，实际上文件存在的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提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倒退的问题。比十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倒退了，与三明会议形成的精神、经验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说是比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倒退了。
十二大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4 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而我则主张保留。
在北戴河讨论时，看出来胡乔木的意见很多。但他在公开场合讲话很少。他只讲了在工作中要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观点。胡耀邦不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说反对“一切向钱看”，那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没法做了。乔木私下跟我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啊!
3、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还看出了一个新苗头，过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时，赵是维护邓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赵根据邓的意见要改正胡与邓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赵和胡有这样一种不同吧。而这次赵和胡是互相支持的，这种互相支持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们二人这次联合起来对付邓力群，则是非常明显的。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了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就更加起劲。
4、致信各常委分送书面修改意见
经过北戴河的讨论之后，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对这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认真地阅读和加以对照，同前稿比较，我们感觉这一稿确实有了进步。我们又就这一稿提了一些意见，如这里、那里应加句什么，补充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
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书面修改意见时，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
精神文明决定8月16目的稿子，书记处研究室几个同志和我一道，仔细阅读，认真讨论，多方比较，共同认为比8月3目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时也觉得，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体现得不够。我们力求从这方面做些修改、补充。改稿送上供参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主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讲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一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很难合法存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实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我想将是严重的。希望针对当前思想界的情况，总结几年来贯彻执行十二大、党代会方针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完整地准确地把十二大、党代会的精神体现出来，使决定改得好上加好。
我的信和书面修改意见，还送了列席常委会的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还送了王忍之和何东昌等人。
5、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
书面修改意见送出后，9月9日，邓小平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6” 9月10日，陈云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说：“启立同志并告耀邦同志：我身体不大好，关于精神文明决议（征求意见稿），断断续续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句话删掉了。在8月16目的征求意见稿上写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在9月17目的稿子上则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后来我也没对照，我们的哪些意见被吸收了，哪些没被吸收，反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坚持，而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6、邓小平与我的一次重要谈话
（1）9月18日邓小平谈话实录
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改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八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恩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恩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走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总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主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计。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
（2）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7、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和《决议》的通过
（1）概况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 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2）争论经过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同志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 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 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文化 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 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话是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 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 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 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同志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3）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 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 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 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O年通过一个议案， 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干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已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
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
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8、实践的检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释：
1. 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3日。
2.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4页。
3.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页。
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页。
5. 1986年9月7日，邓力群致启立并报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6. 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第l1页，邓小平删去的一句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7. 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 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 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 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 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 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 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1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考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 "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木、启立还有中宣部的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儿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儿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摘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赌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 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 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修井冈山水电站，儿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伺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人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明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制是要解决企业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但厂长的行政指挥也不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厂长的行政指挥要有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党委领导和厂长的行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两者的基础是共同的。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搞得好的，如大庆等先进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数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8、在湖南调查谈干部理论学习
10月和11月，两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0月 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还到了湘西，参加贺龙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湖南走访了六个地市州、十个县市。
我在岳阳与长岭炼油厂党委同志开座谈会时，向他们提出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第一次说了我和乔木共同准备的干部学习理论的一系列书，马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共四本著作选读；然后是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刘、周、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与马列著作串起来了。这些著作选读的总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然后再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9、为军队政治工作决定加写一个纲
12月，中央军委要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八总政邵华泽受杨尚昆、余秋里的委托，让我帮他们把文件搞得好一点。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形成的文件是这样的，即首先必须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国家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是什么，这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官兵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人的天职。为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写了约，千字。加上这样一段话以后，就为这个《决定》以至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确立了一个纲。这一段加得和写得都比较好，杨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三、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
1986年夏天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己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 25目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儿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改出来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来儿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开始两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马列著作选读的讨论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启立第三次又打来电话，非要我去不可。这样，我只好去了。
1、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发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带了一部分-「 -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精神文明问题的材料，认真一对照，就发现在不少问题？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比原来的提法后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下面就是这次发言的记录全文。
（以下略去全文）
2、送审稿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
我的发言主要讲了送审的稿子有“三个不够”，作为党内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提点这个、那个意见，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
发言提意见，我还是很委婉的，实际上文件存在的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提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倒退的问题。比十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倒退了，与三明会议形成的精神、经验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说是比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倒退了。
十二大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4 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而我则主张保留。
在北戴河讨论时，看出来胡乔木的意见很多。但他在公开场合讲话很少。他只讲了在工作中要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观点。胡耀邦不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说反对“一切向钱看”，那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没法做了。乔木私下跟我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啊!
3、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还看出了一个新苗头，过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时，赵是维护邓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赵根据邓的意见要改正胡与邓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赵和胡有这样一种不同吧。而这次赵和胡是互相支持的，这种互相支持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们二人这次联合起来对付邓力群，则是非常明显的。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了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就更加起劲。
4、致信各常委分送书面修改意见
经过北戴河的讨论之后，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对这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认真地阅读和加以对照，同前稿比较，我们感觉这一稿确实有了进步。我们又就这一稿提了一些意见，如这里、那里应加句什么，补充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
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书面修改意见时，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
精神文明决定8月16目的稿子，书记处研究室几个同志和我一道，仔细阅读，认真讨论，多方比较，共同认为比8月3目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时也觉得，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体现得不够。我们力求从这方面做些修改、补充。改稿送上供参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主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讲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一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很难合法存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实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我想将是严重的。希望针对当前思想界的情况，总结几年来贯彻执行十二大、党代会方针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完整地准确地把十二大、党代会的精神体现出来，使决定改得好上加好。
我的信和书面修改意见，还送了列席常委会的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还送了王忍之和何东昌等人。
5、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
书面修改意见送出后，9月9日，邓小平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6” 9月10日，陈云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说：“启立同志并告耀邦同志：我身体不大好，关于精神文明决议（征求意见稿），断断续续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句话删掉了。在8月16目的征求意见稿上写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在9月17目的稿子上则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后来我也没对照，我们的哪些意见被吸收了，哪些没被吸收，反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坚持，而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6、邓小平与我的一次重要谈话
（1）9月18日邓小平谈话实录
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改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八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恩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恩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走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总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主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计。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
（2）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7、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和《决议》的通过
（1）概况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 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2）争论经过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同志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 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 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文化 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 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话是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 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 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 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同志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3）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 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 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 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O年通过一个议案， 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干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已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
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
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8、实践的检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释：
1. 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3日。
2.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4页。
3.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页。
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页。
5. 1986年9月7日，邓力群致启立并报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6. 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第l1页，邓小平删去的一句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7. 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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