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倒刘邓后，收回“民意”牌
共 产 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就有人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当然，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 产 党垄断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后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 产 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后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3〕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5〕
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峻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6〕此后，“清阶”即成全国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 产 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
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又轮到姚文元替毛泽东阐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 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7〕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8〕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
譬如云南思茅县，从1968年开始的“清阶”历时两年，全县干部一半被划为各类“分子”：叛徒72人、特务24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16人、地主86人、富农3人、坏分子72人、右派31人、历史反革命82人、现行反革命145人。〔9〕
“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于“××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 “政治、经济大扫除”
台风最大十二级，可是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挂牌游街；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10〕
◇ “红色台风”：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11〕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12〕
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13〕
甘肃庆阳县“深挖底财”、“金银大扫除”。5，062人被“揪斗和实行群众专政”。〔14〕
1968年九月，湖南邵东县用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所谓坏人9，243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71万元。”〔15〕醴陵县在“刮红色台风”中，“大清查，大批斗，抄家7，824户。”〔16〕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17〕
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18〕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过程中造成十人死亡。〔19〕
◇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湖南卜占亚的口号是“捣老巢、斩黑线、挖隐患。”江西程世清的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20〕
一九六八年八月，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搞了个“省市文化系统学习班”，将省直和长春市的文艺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
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21〕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 产 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并上吊死。事后，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22〕
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八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不久就用种种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五十六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出电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灰盒了事。〔23〕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24〕
◇ 各类“敌特”遍布全国
由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国家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25〕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539人，共用刑罚33种290样；致死76人，致残192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蒙古、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26〕
◇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布全国。
一九六八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做报告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二百多名。”〔27〕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28〕
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造出一个“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构陷一百余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29〕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30〕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 产 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31〕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一九六八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32〕
◇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数量之大，空前绝后。
为了对敌人形成威慑，一般都要将各类分子游街。云南瑞丽县搞的不是游街，而是让老百姓“观看”各类分子。观看前，先给分子们套上书写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脚踢。而后让他们跪下低头，供人“观看”。由于“分子”的人数太多，“县粮食局的商品麻袋几乎用光。”〔33〕
更普遍的是游街示众：各“分子”一一挂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游行。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上下。譬如贵州印江县，“在清队中遭到捆绑吊打、批斗关押的无辜群众及干部职工达9，150余人。”〔34〕
河南新安县，六月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游街示众。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有一万多人。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学习班”办了一万一千多个。各类“分子”天天挂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35〕
江苏省，武进县“刮红色台风”期间揪斗了一万四千六百多人。如皋县，“全县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斗。”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至一九六九年底，全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后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36〕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37〕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极个别的县份 〔38〕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如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39〕
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者有）一万二千余人。”〔40〕
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41〕
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42〕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 ，“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万人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人口3.25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八人自杀。〔43〕
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看，一个公社达数百人。如岳阳县乌江公社“集训审查”了六百多人。〔44〕
全国两千余县、数万人民公社，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 农村“新挖出阶级敌人”近千万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的“漏网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阶”中“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45〕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阶级敌人”6，666人。批斗拷打之中，“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 〔46〕江西景德镇“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207人。” 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象”…… 〔47〕
◇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如江西万年县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48〕
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49〕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50〕
◇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 产 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造反派已被缴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