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52〕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53〕十二人自杀，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陈祖东、李丕济，以及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的基础课讲师的殷贡璋、王慧琛夫妇。
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54〕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55〕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关押。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56〕
◇ 农村中小学教师遭殃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县有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八人被逼自杀身亡。广东和平县，共有一千一百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抓起来“审查”的多达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阴县，六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在残酷的“清理”斗争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57〕
◇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58〕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 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59〕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会指示撤销。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6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在“牛棚”内服安眠药自杀。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61〕
◇ 文艺界大恐怖
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被集中起来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四十余人。“在专县，打死迫死，打残打伤的不胜枚举。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62〕
三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四月，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十一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云珠回到“牛棚”，女演员王丹凤、黄宗英均发现她表现异常，但没能探问出缘由。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63〕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编）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四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谈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64〕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的母亲、女作家谢冰莹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再也没有回来；父亲符号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跳楼自杀身亡。学校给其父符号发电：“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65〕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贺绿汀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电视斗争大会》，一周后“上海市政法指挥部”逮捕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四月四日，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将贺的女儿、该院学生贺晓秋关押审讯。六日，贺晓秋留下遗书后，自杀死去。〔66〕
◇ 海外归国者几乎读是“清理”对象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三十岁。〔67〕
◇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 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
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68〕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 产 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69〕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全省大揪“国民党特务”。在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70〕
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乾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胡炜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连不识字的、以卖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五百多人无端受株连，八人含冤自杀。〔71〕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72〕
◇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73〕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74〕
一九六七年九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75〕
北京公安局的十名正、副局长及七十二名处长、分局和县局局长被定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后，送往劳改农场。〔76〕
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劳改农场。〔77〕
河北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江青指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后，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仅一个村子中白庄，就在“深挖叛徒”时打死了三个人。〔78〕
◇ 江西大屠杀
江西在“三查”中有个口号，叫“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结果便胡乱屠杀。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后，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79〕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80〕
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
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 湖南“道县大屠杀”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城里失势的一派，到道县乡里动员支持共 产 党的贫、下中农消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七千七百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81〕
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最小的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的孙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随即将他们一一推进石灰岩溶洞。〔82〕
湖南的大屠杀不只道县一处。一九六七年九月，郴州专区的嘉禾县坦坪、广发、莲荷等公社，部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子弟被杀。“二十日，驻省支左部队紧急命令制止此风蔓延。”〔83〕
◇ 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84〕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六人，被迫自杀十人。”〔85〕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阶”中重划阶级成份，“共挖出‘阶级敌人’六六六六人。”死亡三十七人，致残三十人。〔86〕
◇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屠杀
一九六八年三月，广西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87〕
如果说宁明县的屠杀还是零星、个别的行动，到“清队”时就变成了全广西的大规模杀戮。
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不说杀“四？二二”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与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称该团“狂叫杀贫（农）留中（农）保地（主）富（农）”，动员各县市声讨“反共救国团”，号召全区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二十年前的贫农被发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分是农民部分是华侨。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一百多人被活活打死。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武鸣县各公社在声讨“反共救国团”会上当场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亲属。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88〕
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89〕
八月十六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90〕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当时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91〕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消灭“四？二二”、残杀“四？二二”俘虏的同时，“联指”内的愚昧民众将“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属捕而食之。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顺便将每次运动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收罗出来，吃掉，彻底解决问题。
到七月底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下令禁止乱杀时，仅桂平矿务局被杀的就已达数百名。全区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杀了。
韦国清杀了多少人？官方的数字是：全区“在此前后被迫害和滥杀的达八万多人。”〔92〕实际很可能接近十万。
◇ 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