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台湾没有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

    状态，海外的反华 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氏父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在1992年以前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提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这种对台政策。

    从政治上宣扬“台独”容易受到打击，因而一些“台独”人士往往从“文化台独”尤其是“文学台独”做起。所谓“文学台独”，系“文化台独”、“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指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中国文学”也属“外来文学”，属“漂流到台湾来的一缕孤魂”。台湾文学虽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更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这种曾用日文书写的文学,既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日本文学”，而是独立的文学。所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完全是“陈词滥调”。“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这两者的关系，有如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关系。两岸是“一边一国”，两岸文学其实质也是“两国文学”。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内文学交流，而是国际交流，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这个“国家”，目前是“两个中国”之中的“中华民国”，以后则是“台湾共和国”。

    上述言论在1950—1980年代大体上处于萌发阶段，远未有1993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系统化和“学术化”，但只要上述言论一露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蒋氏父子及其附属文人，便给予严厉的批驳。如1982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发表《美丽岛受难人共同声明》，其中云：“在台湾岛完成民主，远比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当局敏锐地发现这是“台湾”高于“中国”的论调，便从上到下围剿，《中国时报》所发表的文章态度尤为强硬。这说明到了多元文化的1980年代，当局的言论尺度及治安处置均没有松动。这次以散发传单形式发表“共同声明”的四位党外人士，便受到三周禁止与家属团聚的处分。

    用法律武器整肃“台独”

    “台独”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无视台湾人民利益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台独”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故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台独”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台独”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台独’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日本反华势力在策动和支持“台独”，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动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还在1950年末，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被判叛乱重刑。

    当然，国民党把打击“台独”与“颠覆政府”联结在一起，难免借反“颠覆”之名，行独裁之实，把具有民主自由思想、敢向蒋政权挑战的爱国青年打成“台独”分子。如以煽动“台独”的罪名逮捕既不会讲“台语”，也不是“台湾人”的李敖，就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由于过于极端，把“台湾”、“台语”一律视为“台独”的同义词，难免造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1984年杜十三的诗集《地球笔记》在电视台朗诵时用了“台语”，警备单位马上调问节目制作人为何不使用国语，是否有“台独企图”？这不看内容只看形式的审查，自然引起对方的强烈反感。另一案例是1986年3月，“国防部长”亲自出面在“立法院”以“挑拨民族感情散播分离意识，攻击丑化政府”为名，查禁吴浊流的《无花果》一书。其实，吴浊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海外分离主义者对他的愚拙的攀附不成立，台湾当局对他因揭发了国民党的阴暗面而将其往“台独”方面推，同样是一种错误。

    不许“台独”人士回台湾和查禁“台独”书刊

    台湾当局对“台独”势力决不姑息，许多时候是准确和正义的。像还在20岁时就萌生台湾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之意识的张良泽，1970年代在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新文艺”课程，以首次讲授台湾文学为名宣扬分离主义思想，为汉奸文学即“皇民文学”翻案，故每个学年度校方均要讨论这位认为“台湾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讲师是否还有资格留任。1978年，张良泽投入党外运动，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无法在台湾生存，只好在美国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间受海外“台美基金会”资助，鼓吹“台独”十多年，否认台湾人抗日的民族正气，称台湾人为非中非日，介于“汉民”与“皇民”之间的“三脚仔”，并污蔑中国人是“四脚仔”的猪，这种疯狂的自我侮辱还不算，还热烈赞扬战后日本资本“使台湾获致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当局怀疑他是“国贼”，因而在其护照上加盖“吊销”的大红字，不许他回台湾，一直到戒严令解除五年之后，才允许他返回探亲。

    陈芳明是一位诗评家，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他原来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他在1974年离开台湾到华盛顿大学深造期间看到美国人写的鼓吹“台独”的小册子《被出卖的台湾》，由此受其影响背叛了原有的信仰，而中断学业与“台独”领袖许信良一起让《美丽岛》杂志在海外复刊,并以“施敏辉”的笔名在每一期杂志上写鼓吹“台独”的政论：疾言批评执政党镇压“台独”势力做法的同时，为被投入牢房的“台独”分子鸣冤叫屈，以致成为“台独理论家”，被国民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许他回台湾长达15年之久。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岛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于1989年允许他回台，但只能停留一个月。当陈芳明到北美事务协调会办签证时，官方向陈芳明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禁止事项是“不得主张台湾独立”，不许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演说活动。但陈芳明阳奉阴违，一到台湾便出版三本以反国民党专制为名宣扬“台独”思想的《在美丽岛的旗帜下》、《在时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编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这些书和林双不的《大声讲出爱台湾》、施明德的《施明德的政治遗嘱》、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一起，被台湾当局以“主张台湾独立，散布分离意识”的罪名而查禁。为此，前卫出版社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台独”派文学团体“台湾笔会”也发表《爱台湾的思想能查禁吗？》的声明，但这些都没有使当局查禁宣扬“台独”书刊的态度软下来。

    文艺团体必须冠于“中国”、“中华”之名

    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法令，是专为“台独”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氏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台独”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

    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哪怕是解严后的1995年，“以台湾为名义的社团在内政部登记为全国性的社团时，都被打回票，没有一个被核准”。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官方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台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台湾文艺》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学台湾》，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曰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在“台湾文学馆”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如也有“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许这个馆用“台湾”命名，但为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国”二字而用含糊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包容台湾文学。这引起“独派”的严重不满，将这种做法骂为：“如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设台湾文学组，那就是在名称上被人做了手脚，成为‘传统文艺’之下没有名份的小老婆。”

    不准成立“台湾文学系”

    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台中静宜大学有意在中文系里设立“台湾文学组”，官方认为这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危险尝试，因而不核准。后来迫于台湾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也由于李登辉背叛了蒋氏父子反对“台独”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后改名“真理大学”）经过“七上八下”（七次上书，第八次获准），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家“台湾文学系”。

    如果说，民进党执政前国民党还不许设立“台湾文学系”，或认为设专业就应该在中文系之下的话，那到了陈水扁上台后，“台湾文学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请求，而是由上层鼓励。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国立19所大学筹设“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学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文学可以推动政治，有时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将“台湾文学系”与各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并列，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就不仅是为台独梳妆打扮的脂粉，而且是给台独张目、插向中国文学的一把利刃。为了使这把利刃磨得更加光亮，成立“台湾文学系”的步伐在加快：2000年成功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2002年8月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博士班，同时清华大学、台北师范学院成立硕士班，2002年静宜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2003年真理大学成立“台湾语言学系”2004年有更多的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这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左右，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

    不许用“台语”取代“国语”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动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氏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语言学里，没有“台湾话”。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鉴于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国家”，有的人发音为“果家”，有人说或“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说成“一本”，有的说成“二本”，个别的发音为“四本”，因而为了有利于沟通，当局大力推广“北京话”，除办有《国语日报》外，还倡导具有祖国意识的作家应用纯正的中文写作。这种禁日语同时禁方言的“去台湾话”而刚性推行“国语”的语文政策——如小学生在学校讲方言罚打手心、把原住民贬称为“山胞”并在其地带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引起当地人强烈的反感，乃至后来反弹为“深绿”人士主张废除中文写作，改用所谓“台语”写作并把“台语”解释为与“台裔”、“台湾民族”一脉相承的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台湾文化”。可见，“文学台独”思潮的滋长——诸如“只有用台语写作才是台湾文学”论调的出现，与蒋氏父子在政治体制中不信任、排斥台湾省人，不顾民意歧视台胞的态度，完全不尊重乃至用“殖民遗毒”、“奴化”的帽子打压地方方言的做法，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不管怎样，国民党当局对“台独”作品的查禁，驱逐“独派”作家出境或囚禁“台独”要犯，尤其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环，讨论台湾文学必须在中国文学的格局之下的立场，应充分肯定。目前，民进党在推动“台独革命”，全面批判两蒋父子的戒严体制时，将国民党执政期间包括反“文化台独”在内的一切措施“污名化”、“罪恶化”，这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古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