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到1967年的7月和8月，“天下大乱”的局势已经发展到连毛泽东自己也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围困中南海事件”就是当时发生的一起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动乱。从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中南海边风暴骤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年1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于1月5日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1月6日将刘的信批转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7日凌晨3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周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毛泽东1967年初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时，仍认为刘少奇应选为中央委员，但在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3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这个报告3月21日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此后，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径也更加肆无忌惮。

　　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号称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此前，清华大学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华检查，都没有得到批准。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召开，明显地给造反派发出一个信号：中央对刘少奇的政策已经有了改变。

　　4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所谓安营扎寨，就是在马路边上竖起旗帜，搭起帐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传板报，造反派学生轮班在那里值守，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他们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示自己揪斗刘少奇的决心。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

　　他们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已屡见不鲜。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戚本禹等的支持下，北京出现了一大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批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为防止意外，中南海不得不将两个西大门关闭。11月8日，周恩来在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时说：“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1967年1月初，到中南海来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造反派越来越多，据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中南海的)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1月8日凌晨，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将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少奇被迫作书面检查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6月14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7月4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他在这份检查中写道：“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这样一个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检查，不但没有丝毫缓和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方面的压力，反而被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戚本禹原来打算将刘少奇的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对立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八一战斗团”成立于1966年8月1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于1967年4月20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应该给他们写检查才对，因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7月9日，“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经中央文革小组建议，7月13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新八一战斗团”还组织了巡回报告队，到北京各单位去煽动“揪刘”。并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长春等地，大办“揪刘”小报，在全国大造舆论。

“中央文革”火上浇油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7月11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煽动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

　　7月13日晚和14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7月14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开周恩来，将这封信送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15万人，中学10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所谓“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7月15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想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对于“新八一”这种粗暴无理的要求，刘少奇实在忍无可忍。7月16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7月16、18、19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继续诬陷刘少奇，煽动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

　　7月17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7月18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

　　7月17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后，由戚本禹于18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并进行人身侮辱，让他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毛泽东在武汉闻讯后，对此事进行了批评。

　　7月18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100多个组织共1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

　“揪刘火线”越搞越大

　　7月19日开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汇成了人山人海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

　　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尤其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游行活动经常造成交通堵塞。7月21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大街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要揪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你们却不去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联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做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7月24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8月1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1000多个单位约30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8月5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7月26日凌晨，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你们要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刘少奇说他8月5日才知道犯了错误，这是要害问题，要结合他7月29日的讲话，对照着批，下功夫批……你们别急，水到渠成，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揪出。”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所谓的“揪刘火线”越搞越大，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7月底8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使整个长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然后传达两点指示：(1)南门不能设点；(2)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

　　“天派”“地派”余波难平

　　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期间，周恩来多次对造反派的过火行动提出批评，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毛泽东也没有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动，在“揪刘”问题上，他坚持了“背靠背”的原则。最后在他的干预下，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撤除“揪刘火线”的决定。

　　8月4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多个群众组织共73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8月5日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中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

　　8月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同时，由中南海造反派对刘少奇再次进行批斗。围困中南海达一个多月的“揪刘”活动达到了高潮。

　　8月5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队伍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作是“围困中南海事件”的余波了。(作者：卜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