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会见外国元首，确实有辱中国的形象。中国当时号称有八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漂亮的名言可都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毛泽东算卑贱者还是高贵者？他怎么不放心退休让位呢？退居二线也比这强啊，是不是因为身边出了不少叛徒反党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不放心了？他高瞻远瞩选定的那么多接班人除了被他废了的王洪文和所谓“放心”的华国锋外都被他打倒了（王洪文是在毛死后被打成反革命判无期徒刑的）。对于他所谓“放心”的接班人，毛泽东尽管长期病重并且数次出现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最高权力，这也说明他的所谓“放心”也是假的，其实也是不放心。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华的不放心还是对的，因为华国锋当毛一蹬腿之后与共产党元老们密谋抓捕了毛的爱妻和亲信“四人帮”，以及全国所有在毛泽东的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
华国锋谈逮捕四人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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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大家的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时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华国锋身兼了党、政、军三个一把手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想靠毛泽东旗帜稳定局面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只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按华国锋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本文转载自《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回顾》。作者张根生，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