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票证时代　董宝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均取得重大成就，广大群众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市场繁荣，商品极大丰富。无论是食品或生活用品，均种类繁多，品种齐全，数量充足，给广大市民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每位市民对此均有切身体会，大家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

　　“鉴往知今”，在此有必须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之前的普通市民生活条件。今天的中老年人，都经历过“票证时代”，这里对当年的生活略微回忆，再看看今天的生活条件，相比之下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就会有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解放后，我国一切学习苏联，施行计划经济。从1954年起，对粮、棉、油等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居民的口粮，食油和棉布实行定量供应。每户居民有购粮本，副食本和百货本。居民按月发放粮票和食油票，而布票则每年发放一次。居民按工种有口粮定量，食油票和布票则是“人头份”。从此中国进入“票证时代”，但对广大居民生活还影响不大。

　　1958年的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以后三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史称“三年困难时期”。适值笔者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的生活情况虽已过去近五十年，然至今记忆犹新，今漫忆之以存史料。

　　1959年开始压缩定量，首先感到粮食紧张，各种副食品也十分紧缺。大学生比普通市民口粮定量稍高，大约每人平均每月33斤，其中面粉占20%，大米占10%，其余为杂粮，包括玉米面、高粱米、白薯或白薯干等。

　　面临严重饥荒，学校也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前学校专设伙食科，统一管理全校伙食。1959年起取消伙食科，以系为单位，自己管理本系的火食。书记亲自下厨房，协同管理员、炊事员共同想方设法搞好伙食。当时有以下措施：

　　米饭实行“双蒸法”。碗内放二两大米，先干蒸一次，然后加水再蒸第二次。这样得到的二两米饭可增大体积，显得出饭多。

　　汤泡面条。面条煮熟后先不捞出，在热面汤内浸泡二三十分钟，待面条体积膨胀后再盛于碗内，每碗二两（面票）。

　　用啤酒花发面蒸馒头。使得馒头体积增大，口感更加松散，类似面包。

　　为保证窝头份量准确，特制成圆锥形的木模子，和好的二两玉米面恰好填满。

　　用小球藻做代食品。

　　总之，使得同样数量的粮食，尽可能做出更多的熟食。

　　副食品供应紧张，则遵循“自己动手”的教导，系里辟出场地养猪，养鸡，以便在节假日能吃到一点猪肉和鸡蛋。在宿舍前的空地上种白薯和萝卜。由各班同学利用课余时间轮流管理。

　　集体户口人员每人每年发个人购货证一个，凭证每人每月可购水果糖二两。经济情况好转后，春节期间凭此证可购花生半斤，葵花子二两。每人每月发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此票及北京市粮票四两可购糕点半斤，饼干二两。糕点主要有蛋糕、桃酥和江米条三种。黑市有人倒卖粮票，1961年每斤北京市粮票价3元；每斤北京市面票价5元；每斤全国粮票价4元。而每斤标准粉价0.185元。当时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工资为56元。

　　由于饥饿，不少人患浮肿和肝炎，凭医生证明，可补助一些煮熟的黄豆。而“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患者则明显减少。面对这种情况，学校提倡劳逸结合，减轻课业负担，记得1960年期末考试仅考一门。体育锻炼推广消耗体能低的太极拳运动，笔者即在此时学会了太极拳和太极剑，直至今日仍为主要的健身运动。当时班里有位同学，时任团支部委员，经受不住饥饿，于夜间多次潜入伙房和供销社偷吃食品，后被巡夜人员查获，予以开除学籍送去劳教。

　　有正式北京户口的普通市民，每户发放购粮本、副食本和百货本各一个。每月17日凭购粮本在指定粮店领取下月粮票、油票，24日即可凭粮本使用下月粮票在指定粮座购买粮食、米、面和杂粮的比例和集体户口相同。每人每月三两食油，主要供应豆油或棉籽油（时称卫生油）。

　　由于一斤杂粮票可购白薯五斤，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白薯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每届秋末冬初白薯上市时，各粮店前均派起购买白薯的长队。在集体食堂，一两粮票可购四两熟白薯。

　　1962年以后经济情况好转。每年六月新麦陆续上市入库，做每年五、六、七、八四个月尽量将库存的面粉售出，以便腾出库容收纳新粮。这四个月用杂粮票也可购买面粉，这期间北京市民食用面粉的比例就多了。在1972年，用杂粮票购买面粉的规定竟从五月份延续至十月中旬尚未停止。至十月下旬的某日，社会上忽然传出消息，翌日即将停止用杂粮票购买面粉。此消息不胫而走，顷刻传遍京城，全城各粮店前均排起抢购面粉的长队，很快各粮店的面粉销售一空，只得立即从粮库调运。各粮店经理奉上级指示，向群众做工作，一再申明：“明天仍可用杂粮票购买面粉。”但无济于事，直至下午六时各粮店仍关不上门。在笔者记忆中，这是解放以来北京最大的一次抢购面粉风潮。

　　1961年底开始按月发放工业券，在职职工每20元工资可发一张，在校大学生虽无工资，每人每月亦发一张。市场物资紧张，生活必需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均要凭相应商品的购买票（车票、表票、缝纫机票等等），及一定数量的工业券才能购买，烟、酒和茶叶等商品也要用工业券购买。各种商品的购买票，依职工人数比例分配给基层单位，单位职工再按需要抽签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票、证、券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购物凭据，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离开票、证、券就无法生活。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只用了15年（1978-1993）就废止了票证制度，商品丰富，居民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现仅举一例。

　　电话是一件极普通的通信工具，然在改革开放前则是权力的象征，只有局级以上干部家中才能装电话，普通市民只能使用公用电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电信局开始向北京广大市民免费安装电话，和国外情况完全相同，在过去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有许多人家，装有不只一部电话。手机的覆盖率在世界上地位居前列。当前的社会特征是信息化，信息就是智慧，是财富。而沟通信息的快速通道就是互联网，所以电话入户就为上网查询、通信提供了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政策普及了电话的安装使用，虽然事小，但它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社会的发展，因而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前，乘专用汽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局级以下的人员只能乘出租车或公交车，不允许私人有汽车。而改革开放后，私人汽车大量发展，标志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十多年来，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电脑、空调、电话等家用电器已普及到千家万户。市场上各种主副食品琳琅满目，品种齐全数量充足，具有各种地方风味，不仅讲究色、香、味等口感，还要兼顾营养和健康。大街上餐馆林立，不仅恢复了传统的北京风味美食，而且不同国家和民族，各个地域的特色餐饮也齐聚京城，北京的饮食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可谓霄壤之别。一些人由于贪图口腹之欲，而患了“富贵病”——三高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生活条件好了，也要合理安排生活，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都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都有挨饿的体验，因而养成了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习惯，笔者今天见到有些人抛弃食品浪费粮食，总感到十分痛心。在五十年前，这可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活命宝物啊！今天虽然物质丰富了，生活富裕了，但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应当永远保持下去。笔者在此回忆当年的生活情况，其意义就在于此。

　　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生活的对比，事实胜于雄辩，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计划经济束缚了经济发展，物资匮乏，票证制度是其必然产物。市场经济解放了生产力，向社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就告别了票证时代，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作者系民革北京市委第三支部党员）

http://www.minge.gov.cn/txt/2009-04/17/content_28555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