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父亲在拉萨堆龙德庆县羊达公社蹲点（“蹲点”——吃住在农村实验基点搞实验），那时我无学可上，也就随着去父亲“蹲点”了。

    羊达公社按照自然村分为十几个生产队，最远的生产队从公社走去要好几个小时，那时根本没有其它的交通工具，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路，基本上就是几百年来村民们走出来的“路”。所有的汉族技术人员和他们的藏族助手就是靠着一双腿走遍了羊达公社的每一个村落；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他们常年生活在那里，只要生产队里有事，他们就去。早去晚归那是经常的事，有时候我等着等着睡着了，蜡烛的灯撚都着完了，他们还没有回来……

    有一年，我们住在东嘎区委的院子里，那个院子原来是一个贵族的，有一栋花岗石砌的藏式小楼，有花园、有草地还有一条小溪从院子里流过……。区委书记姓任，自己一个人常年住在区委，每天晚上吃完饭他就端个大搪瓷茶缸在院子里和大家聊天。区委院子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每天都忙着给乡亲们看病，有时候也背着药箱和那些技术人员结伴去很远的村落。区委有个食堂，大师傅叫强巴，他做的菜很好吃，尤其是凉拌莴笋，那莴笋丝切得细极了。区委里所有的人的一日三餐就他一个人，我没事就常到厨房帮厨，顺便混点好吃的。藏族和汉族干部职工都住一间大屋子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有一年，自治区政府里要求下乡的干部不要搞特殊化，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父亲就住到了羊达公社五队见村队长的家里，和见村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见村队长把有火炉的屋子让出来让我们父子睡，自己一家人住到了另一间屋子。见村的妻子给我们做饭，她做什么我们吃什么，糌粑、清茶、酥油茶、吐巴（面条或面糊糊或面疙瘩），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做的土豆很好吃，现在想起来也就是有点油盐而已，可土豆是新鲜的，是Oganic的。

    见村队长个子不高，整天高高兴兴地带着社员劳动、学习。他很能说，每天晚上学习时他都能在读完报纸以后很认真地不停地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听不懂，但听多了也听出有些声音越来越耳熟，调子也差不多。他对我很好，只要一有什么事他觉得我会感兴趣就一定会叫上我。有一天有一家人杀牛，他特地派了个人回来叫我，而且一直等到我到了那儿才开始动手。

    见村队长有个打火机，就是那种上面有五颗五角星的打火机，可他舍不得用，因为打火石是要花钱买的。他只有自己一个人抽烟或者给“崩波啦”（干部）点烟时才从怀里掏出来，先仔细地擦擦，然后再吹吹，只要一下没打着他马上就改火柴了。我那时肯定是出于表现我的慷慨大方，答应送他一盒打火石，大概是十粒，三、五毛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还用手指头指着我很认真地说：“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一件失信的事。

    有一年，羊达公社出了一件事：一辆十六团（西藏军区运输团）的卡车失控，冲入在堆龙德庆县百货公司门口等车的人群，把八队队长的女儿轧死了！队长的女儿才十八九岁，因为上过学有文化，县里面要培养她当干部。这事当然影响很大，部队和县里的领导都到队长家慰问，询问队长有什么要求，领导上可以考虑。队长希望部队领导不要处分开车的司机（是个小当兵的，也是十八九岁），队长说他也是个孩子，离开爸爸妈妈到西藏来，如果处分他了，他的爸爸妈妈也会很伤心的。后来队长还亲自跑到十六团去向部队领导求情不要处分那个小战士。

    这件事我记得，我父亲记得，我想，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记得的！

    我父亲每每说起这件事，最后一句总是说“藏族老百姓真是纯朴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