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李立三领导中共期间，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年七月，邓从上海回到右江。立即率红七军离开右江红色根据地。一路上专攻城市和大县、大镇，使部队伤亡很大。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强渡北江时，被敌截断。邓小平只得率55团和军直一部份到江西崇义进行休整，准备去井冈山会合。

有一天，邓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坝和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病员。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军进攻崇义，我军被迫退到营前镇，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邓小平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知道大事不好，怕回去凶多吉少，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

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七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同志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们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按；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这一记述算是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

六十年代，邓小平已是党的总书记了。六四年罗瑞卿向莫文骅当院长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派了一个工作组，以整风为名大整莫文骅，而“罪名”就是“诽谤总书记”，说总书记“开过小差”，从而把莫定为“反党分子”。总算是天道轮回，文革中这帮自己也被一个个被揪了出来，终于算是给莫文骅平了反，而邓某临阵逃跑一案也闹的人皆尽知。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