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仗着缸里剩的米，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出门，每天在床上厮混，从清晨到日暮，在亲吻中，在汗湿床第的激情中，在断断续续的耳语中，在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常常是直到繁星棋布、月上中天，才精疲力尽、无忧无虑地，懒散地纠缠着，相拥睡去。

等到我们实在吃光了东西，走出小楼时，才发现外面的时局已经又变了很多。 委员长亲自担任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国军士气大振，用惨重的代价夺回了江湾和庙行，吴淞和宝山地区也还在拉锯战之中，另外，日军新登陆的三个师已经打到了北站，进入了紧靠着租界的闸北。

似乎是被一个月来的痛苦折磨够了，大街上反倒不如以前混乱了，流民依然到处都是，但大多已经找到了歇脚的地方，附近的农民也摸索到了进城的路线，大米运进城来不少，鸡蛋和蔬菜还是奇缺，不过只要有钱也能买到。现在大街上最热闹的是市民自救队，一个个白白净净的男男女女，还穿着往日的时装，胳膊上扎着白巾，匆匆忙忙、成群结队地来来去去，帮着往前线运物资，往后方抬伤员，给还在观望的人发着传单。

时髦的上海人，一向以惜福闻名，此刻，却被危险的炮火激起了全部的热情。

每一个被从前线运来的伤员都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肮脏破烂的军装，凝满了黑色血迹地绷带，还能走的被搀扶着，重伤的则躺在那里呻吟。每当有担架经过街道，市民们就自动站住，默默地看着，沉重和激情，终日环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更有那已经沉默的，用床单简简单单包裹着，送上了每天来往于医院和西郊葬尸场的卡车。

然而，我和肖南，从来没有谈过这些。 我们象两个偷安的老鼠，依然继续着平静的生活，白天，变卖绮真的东西；晚上，做我们的游戏。

只是，从街上买了几次东西之后，肖南的话越来越少了，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心不在焉，甚至连跟我厮混的时候。我不问他，他也不说，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把郁闷发泄在了床第间，隐隐约约的焦虑，被起起伏伏的激情和接踵而来的精疲力尽悄悄地遮盖了起来。

十月中下旬，形势急转直下，在蕴藻浜大场，二十一集团军和日军大规模混战了五天之后，因伤亡过重，开始撤向苏州河南岸，从闸北撤下来的八十八师一营官兵八百人，奉命掩护在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二十六号，战争终于靠近了租界这最后的平静堡垒。

四行仓库距离公共租界不过数里之遥，白天嘈杂，还不觉得什么，到了寂静的黑夜里，在间歇的炮声中，就能听到清晰的枪声了，鞭炮一般，紧着响一阵，稀落下来，然后又突然爆发。

电早就停了，头上，不断有日本飞机的嗡嗡声。 炸弹丢到附近，窗户嗡嗡作响。 再没有心情缠绵，肖南握着我的手，我们并排静静地躺在床上，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睡。

突然，窗户上闪过一道微光，接着响起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外面传来了女人孩子的尖叫和砖瓦哗哗啦啦滑落的声音，我们的窗户也被震得咯咯抖成一团。

“你猜，” 我问身边的人，“离我们有多远？”

“三十来米吧。” 

“我们跑吗？” 我又问。

“不跑。” 

“为什么？” 我扭过头问他。

“我们卖了绮真那么多东西，就该给她看好房子，等他们炸完了，咱们再跑。” 

虽然没有光亮，我还是觉得自己能看见他脸上戏谑的表情。

“等炸完了，我们去哪里？” 我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呆在上海吗？”

“再呆下去，刘家的东西就要被我们卖光了，要是那样，等打完了仗，我们两个作牛作马也还不了绮真了。”肖南说。

“那你说怎么办？”

“先离开上海再说吧。” 肖南紧了紧我的手。

我安下心来，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外面的爆炸一直断断续续，后来什么时候睡着的，我却没有印象了。

十一月五号， 日军从杭州湾北侧金山卫和全公亭等处登陆，分路对淞沪守军实行侧后迂回，中国守军腹背受敌，第三战区下令前线部队向福山、常熟、苏州、吴江全线撤退。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市全部沦陷。

那天早晨，没有了已经习惯了的炮声和爆炸声，四下里，是刺耳的宁静。

两天后的中午，我去罗四娘那里打听消息，街上几乎没有行人。

第一次，在上海的街头，我看见了荷枪实弹，穿着土黄色衣服的日本士兵，我不由自主地低头缩肩，那种感觉，终生难忘。

四娘连忙让我和肖南进去，在后面把门板上好。

“现在能出城了吗？” 我问四娘。

“怎么，你们要走？” 四娘说。

“嗯，想回家去看看了。现在停战了，听说路已经通了是吗？”

“那得看你找不找得到路子。”四娘拍拍手：“有船就行，从吴淞走，铁路已经都断了。”

“那你，有没有路子？” 我堆着笑问。

“你去找找我二哥看看吧，他在闸北，我侄子有船，就不知道还在不在。”

我回头看看肖南，他点点头。

“四娘，一个人得要多少钱？”

“这我可讲不好，怎么也得三十块大洋一个人吧，这兵荒马乱的。”

“大街上能随便走动了吗？”

“能啦，昨天，我姨妈就过来了一趟，租界里有英国人守着，日本人不敢乱来，闸北乱一些，到处在搜医院，但听说日本人只抓受伤的当兵的，平常老百姓不管。”

我点点头，四娘进屋去，找来一截铅笔头，在纸上写下了闸北罗二的地址。

肖南本说要自己去闸北，看了一眼我的脸色，又闭了嘴。

闸北与租界相比，相差简直如地狱天堂，这里连续巷战了半个来月，许多地方，几成焦土。到处都是黑色的断壁残垣和还在燃烧中的房子，不时，能看到没有来得及搬走的尸体，空气里散发着浓重的硝烟和腐臭的气息。 

疲惫的日本兵一队一队地在街上巡逻，个子大多矮小，穿着肮脏的土色衣服，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嚣张和恐怖。

怀化路这边算是最完整，左右都有人烟，大都是没有能力逃走的妇孺或者不屑逃走的硬骨头。我跟肖南顺利的找到了罗二的家，罗二开始时一再说不行，后来看到我从包裹里掏出来的一件黑貂皮大氅时才松了口。 

“后天吧，后天有船走，不过不是我们的，是黄家的，从吴淞口出去，送到镇江就算。” 罗二又道，“你们把这个东西给我，我去跟他们谈价钱，多了少了，都算我的。”

肖南点头同意。

罗二和肖南说好一起去找姓黄的船老板，我正要跟着，罗二却拦住我，让我到附近彭远路找开船的船老大，肖南见只隔着两条街，又见这一带还算平静，便让我去了，说好了回来还在罗家碰头。 

拐上彭远路，我心里不觉有点发沉，路两边的房子都被烟熏成了灰色，街上被炮弹炸出的大坑里积着脏水，地上偶然还有干涸的黑色血迹。旁边一家高大的青砖房子焦黑一片，里面只剩着些没有燃尽的木头，不知家具是烧没了，还是原本就空着。

找到船老大的房子，人却不在家，他的女人招呼我等着，可是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也没见回来。我只好拜托她转告，无精打采出来。

走了几十步，就听到前面枪响，接着从拐弯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伴随着日语的激里呱啦的喊叫和凌乱的脚步声，我见旁边正是那空房子，连忙紧走几步，避了进去，推上烧得焦黑的半扇门板，正好能从缝隙里看见外面的大街拐角。

不一会儿，一辆卡车盖着帆布晃晃荡荡开过来，几个日本兵哇哇叫着一路小跑跟在后面，卡车开到拐角处便停下了，黄布一掀，车上又蹦下来几个鬼子，接着用枪指着，从车上押下来了七八个国民党士兵。

他们是俘虏，还是从城里搜出来的伤兵？ 我不知道。 

都是二十来岁的汉子，只有一个年龄稍微大一些，头上裹着渗血的绷带，似乎是个级别不高的军官。他们光着头，臂膀被铁丝绑在身后，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破破烂烂的衣服上粘满了血污，行动迟缓，疲惫已极。 日本士兵用枪托推着把他们赶到墙根下，他们似乎预料到了什么，脸色更加灰暗起来。 

没有人交谈，没有人互相安慰，没有号哭，没有咒骂，那七八个士兵只是沉默地互相依靠着，木头一般站着，等着。

一个年轻的日本士兵用枪指着他们，另外两个则拖过一架轻机枪，退后几步，利落的支好。

我的手心刹那间冰凉冰凉。

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士兵似乎受不了，慢慢侧过身子，面对着墙壁。

突然，一串密集而清脆的枪声响过，那几个国民党士兵猛然痉挛般哆嗦起来，听不到任何惨叫，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沉默而缓慢地向地上倒去。

靠得太紧，倒下去，也还是靠得很紧

鲜血迅速从几个堆叠在一起的身体下流出，似乎不愿鞋子粘上黏稠的血迹，年轻的日本士兵往后撤了一步，旁边另一个留着胡子的日本壮汉却一边唧唧呱呱和同伴说笑，一边大踏步走到俘虏堆前，低下刺刀，去拨弄重叠的尸体。 

他稍稍一顿，似乎看到了什么，举起枪对着地上的人又连补了数枪。

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后，沉默地看着那堆破破烂烂，再不能说笑走路的年轻人。 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作不共戴天，什么叫作国恨家仇。

渐渐地，四周安静下来，太阳依然明晃晃地照着，日本兵已经集结着，跟在卡车后面，向东林巷那边搜索过去了。我悄悄地从那个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面出来，外面空荡荡的，不远处的一座木棚子还在毕毕鲁鲁地燃烧，旁边焦黑的木头上冒着白烟。 我没有再看街拐角处的那一堆没有生命的破烂的棉絮，只是在经过他们的时候，不自觉地抬起头，加快了脚步。

离罗二家还远，我看见了肖南焦急等待的身影，我飞奔着过去，他伸开双臂，抱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