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第二天起，我果然被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在那个小小的昏暗窑洞里，我坐在炕上，看着门外日升月落，听着大家操练唱歌，试着打理清楚自己的生活。 

一个星期过去，我的脚也好得七七八八了，肖南是在罚我，还是在帮我，只有他自己知道。我重新拨弄起管弦，因为不能随便出营区，有时我会缠住前来串门的老乡，让他们直着嗓子帮我唱些秦腔和信天游。

随着天气变暖，肃托运动也越来越激烈了，陆陆续续传来有人被镇压的消息。在枣园演出的一个下午，我曾经远远看见过刘义勉团长，他也早已不再是那个圆圆娃娃脸的大男孩儿，我没有过去相认。

如果知道从此不会再见故人，或许当时我会走上前去，告诉他绮真很惦记他，他上海的家人还一切平安。

不久，团长叮嘱我不要再用萨克斯管儿了，改吹唢呐，似乎乐器本身，也能够代表着某种立场。对于这种改变，我并无异议，因为工具不同，表达的感情却可以相仿。 

后来，我也又见过肖南两次。 他常常到枣园去开会，途中会经过离秋庄不远的山路。 

一个一个的黄土坡子， 没有多少树，高高静静地卧在高原上，坡下绕着白色的弯弯的山路，绵延不远，就消失到下一个山丘后了。我们文工团常常在山坡上练嗓子排话剧，为了提高士气，大家不断编新段子来配合形势的需要，所以有时日落西山了，我们还站在半山腰里咿咿呀呀地唱。

那天，新剧排完了，天色还早， 太阳红红的挂在山头上，所有的丘陵都染上了桔红，留下了一个个浑圆的阴影。杏子是文工团的宝，今天大家便一起起哄叫她唱歌儿。杏子清清嗓子，俏俏地站在坡子上，依着我教给她的吐气方法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小调。高而细的歌声婉转的诠释着古老的情歌，回荡在黄昏时的高原上。

……

“高高那个山上——一树槐哎——，

  妹子儿在那个树下——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什么？

  厄望那个槐花儿——几时开哎——。”

……

太阳快要落到乌头山上了，远处传来了轻微的马蹄声，站在半山坡上，可以看见几个骑兵从远处疾驰而来，剪影行到山下，渐渐能分辨出被夕阳染成了桔红色的身影。高大而熟悉的身材让我一眼认出了肖南，他整整齐齐地穿着有些破旧的灰色军装，躬身伏在马上，任马蹄翻飞，瞬间掠过。 

杏子清脆的歌声萦绕着山梁，也回荡在蜿蜒的山路上，引得年轻的骑兵们纷纷张望，笑着打量，唯有肖南，一次也没有抬头。

我想，那是因为他知道我在这里。

等待判决的日子比判决本身更可怕。

大概在五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小刘突然探头探脑到文工团来找我。我知道离开的时候终于到了，刹那间，有些绝望，又有些解脱。回头看看窑洞，都是些身外之物，留下来给其他人或许还有用处，我临时打了小包袱，紧紧系在身上，里面有妈织的那件毛衣和我的萨克斯管。

村子外面的梨行里，肖南在等我。

透着红意的新芽已经变成了荫荫绿意，漫天的梨花也早谢进了泥土，树尖梢头挂满了一簇簇指尖大小毛茸茸的梨芽子，林子里到处散发着青涩的气息。

小刘在林边的沟沿上找了一片萋萋芽牵了马走去喂。

肖南穿着灰色的军装，扎着腰带，打着绑腿，依旧身材高大，瘦削黧黑。

他看到我，没有多说话，径自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

“阿同，” 肖南简短地交待，“这封信，是给妈的。”

我低头接过来，不觉捻了一下，里面硬硬的。

“还有一封，是刘义勉托你给他的父母的，他们家住在租界里，现在也不好多联系了。”

“我一定会送到的，让义勉哥放心。”

“嗯，” 肖南停了停，又说，“一路上小心。”

这句话他说得很平淡，平淡地让我怀疑。我狠下心不去看他的眼睛，既然一定要被开除，就让我离开得干干净净。

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小刘的叫声，“副师长，他们过来了！”

我扭过身去，看到林外明亮的大路上，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两个小小的人影。

“阿同。” 肖南在后面叫我，我不回头。

“……阿同，” 他的声音更低了。

我没有办法回头。

“……你不要恨我，我也并不是真的那样冷心冷……，爸爸的事，谢谢你。” 

我隐约明白了什么，可是又不敢相信。

“可是，” 肖南停了停又道，“有些事……不能强求的。”

我僵硬地听。 

肖南的大手轻轻地从后面按上了我的肩膀，我一动也不敢动，珍惜着，又不满着，因为我那么希望他能够紧紧地抱住我，紧紧地，紧紧地。

“如果我死了，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一定还。”

按着我的肩膀，他这样在我耳边说。

当那两个人影走进梨行的时候，我身后的肖南，已经恢复了师长的语气。

“李同，这两位是去到周县买药的同志，你就跟他们一起走。”

我走过去和同志们握手，互相打招呼，整理干粮行囊，检查路条是否带好。

然后，我们一起，跟周文远师长敬了礼算是道别，匆匆走向林外的大路。

自始自终，我没有再看肖南的脸，即便知道这一去生死天涯，再见无期，我还是忍住了。

入夜，在开往西安的火车上，四周的人都昏昏沉沉的睡着了，我从怀里掏出了肖南给妈妈的那封信。

就着昏暗的灯光，我抽出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一张照片跟着从里面滑了出来。

照片上是肖南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虽然不是非常清楚，还是能看出来是在师部的窑洞前面照的。

女孩子剪了头发，梳着两个小刷子，和肖南肩并肩站着，两个人都穿着军装，紧紧系着腰带，英姿飒爽，连那明快的笑容，都看着非常地般配。

我把照片翻过来，后面写着：和黄纪萱同志摄于叶集，一九三六年春。

展开厚实的竹纸，上面整整齐齐的是肖南的小楷。

“母亲大人如晤：

自南儿那夜不辞而别，悠悠已是经年，不孝子累母牵挂，思之常辗转不能释然。 然生逢乱世，匹夫当承其责，望慈母体谅，原宥孩儿孝义不得两全。

照片上的女子，姓黄名纪萱，江苏徐州人氏，与儿已有婚约，现定于今年中秋举行简单仪式，不曾得到母亲承应，也只能祈望您谅解。

同弟虽已成人，然心性未改，执拗单纯，一若幼时，将来难免会为世事挫折，念此忧然。

                                                                                     不孝儿阿南敬上。”

“执拗单纯、一若幼时，……今生欠你，来世再还，哼。” 我在肚子里冷笑着重复肖南的诸般说词，恶狠狠把照片上笑眯眯的两个人塞进信封。

阿南，你好虚伪，这世上若真有来生，我何需活得如此认真。

当我辗转回到北平时，已是七天以后，妈妈惊喜之余，没有责备我，只是彻夜不肯休息，一字一句地琢磨那封简单的家书，听我讲肖南的事，问爸爸大致在什么地方，在和什么人打仗。我自然略过了爸爸和肖南险些兵戎相见的那一幕，只说他们各自平安，妈妈渐渐收住了眼泪，略略感到宽心。

丫头秀明已经二十岁了，前年嫁了人，却还留在我家服侍母亲。当她端了烟枪盘子悄悄进到屋里的时候，我呆住了。

秀明摆好炕桌，然后熟练地装起大烟泡，母亲叹口气，拢拢本就整整齐齐的头发，慢慢横在炕上，从容地从秀明手里接过烟枪，就着盘子里的火儿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靠在身后叠起的缎被上，满意地仰起脸，眯上了眼睛。 

我一时愣在那里，动弹不得，母亲虽然不再是那个白衣黑裙的少女，可在我心里依然婉约秀雅，怎会染上这种奢靡可恨的东西？

“阿同，你不要介意吧，” 屋里弥漫着奇异的香味，母亲徐徐吐出一口气，疲惫地冲我笑笑，日渐松弛的上眼帘微微遮住了那双曾经明媚的眼睛，“……与其和太太们抹骨牌，还不如抽这个解闷一些。”

“妈。” 我无言。

“阿南我是死了心了，你又到处乱跑，原来你爸在，我还有得忙，现在倒好，……我，还有什么好忙的呢。” 

妈妈不说话了，昏昏沉沉的眼睛里重新闪着晶莹的水光，我心里暗暗叹口气，看着那摇曳的烟灯，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一直真心以为我也应该算是个革命青年，可事实上，在这场战争里，我始终是和母亲站在一起的，不关心主义是非，不关心花落谁家，只担心父子成仇，惦记亲人何时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