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着。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中庸之道”并非中国的儒家专有。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的群体文化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中庸之道思想之中。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古希腊崇尚中庸的传统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中庸之道思想。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思想，不仅体现于伦理领域和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论述体现出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辩证统一、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是和谐的重要内容，而中庸的思维方式与和谐所含的思维方式具有类似之处，并相互契合，从而构成了群体文化和谐的本体基点。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硬币有正反两面。数学家也正是利用了1和0（与非门）建立了函数。在计算机的运算中，采用高、低电平，可以分别代表逻辑上的“真”与“假”或二进制当中的1和0，从而实现逻辑运算。而实际上，币有3面，中间一面虽然几率极低，但仍然不是0；而且，在逻辑门中，并非只有“与非门”，还有很多其它的“门”。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中庸”存在的影子。

“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能。

如果对儒家“中庸之道”的平衡智能做一点展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作如下三方面的开掘：其一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智能，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在“敬天”、“畏天”的基础上追求天人两极的和谐统一。儒家把人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标确立为“天人合一”，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近代西方的自然观，在“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迭起。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对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从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也就在所必然了。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政策法规的当今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庸平衡思想显然给我们提供着重要的智能启迪。

其二是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智能，其理想状态是达到“人我合一”的和谐境界。在儒家那里，“人我合一”的原则集中体现于其“仁道”思想。对于“仁道”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确将其理解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史上的几位后继者譬如孟子、荀子、董仲舒也都认为：“仁者，爱人”，“仁者，爱人之名。”儒家认为，爱人的基本内涵是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即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这意思是说，仁道首先是承认他人是人，要将他人当作人来对待。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关爱、同情、尊重他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和谐状态同样是我们必须着力营造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能也给我们极大的启迪。事实上，人我之间既走出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羁圈，又反对一味地强调自我牺牲的说教，正是我们今天追求“人我合一”要达到的中庸平衡境界。它无疑是我们构建祥和稳定社会的伦理基础。 

其三是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智能，其理想目标是达到“欲理合一”的内心和谐状态。儒家认为要达到“欲理合一”的平衡状态必须谨守“以理制欲”的原则。先秦儒家在承认欲望之合理性的同时几乎毫不例外地主张对欲望必须进行理性的引导，孔子称：“克己复礼为仁。”按朱熹的解释：“‘己’谓身之私欲也。”荀子认为，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因此荀子的结论是：“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欲与理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现代人物欲的过度膨胀而造成心理失衡、道德滑坡和生活无序，已经被许多学者视为当今社会的“现代病”。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儒家所倡导的“欲理合一”原则显然从道德修养和生活情趣上给现代人指出了清明的出路。

《中庸》用了很多篇幅讲天道之“诚”与人道之“诚”，然后又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在《中庸》作者看来，“诚”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本质规定。天道之诚作为天理之本然，是人性的价值本源，人性本之于天道，因此，《中庸》又提出了“诚之者，人之道也”。这种以天道解释人性、道德起源的观点，可以说是对孟子“尽心椫，詶知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庸》所谓的诚包含着两层含义：就其本体论意义而言，天道之诚喻指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规律及自然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源；就其道德意义而言，人道之诚表明一种人性之善。

《中庸》讲天道之诚不是目的，它最终要落实到社会，落实到人，落实到道德主体的实践上。《中庸》认为，修身是人生的出发点，要修身便要处理好五种人伦关系，同时还要具备知、仁、勇三种品行；要修身就要先做到诚身，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诚身呢？《中庸》指出，诚身有道可循，这个道就是要做到善。可见，诚身的内涵就是一个善字，就是一个如何明善、如何行善的问题。《易传·系辞上》中所说的“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有关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由本体论意义上的诚推导引伸至伦理意义上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中庸》按照天道之诚为人道之诚描绘出了一幅修养的路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通过明诚的方式也就是教育、学习的方式具体地把诚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就是最高境界诚之道人格化的体现，那种看起来不可捉摸的天道之诚通过为善、行善、择善的转化过程就可以实现诚。通过这种方式，主体的人道与本体的天道之间因明诚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什么叫中？我的理解不是中间，不是折中，而是合乎道，遵循道。什么是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就是合乎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叫做道。为什么说中是天下“正道”？因为天下万物原本就是循道的，自然原本就是有规律的。什么是庸？就是不易，或者说不变。而不是平庸、不冒尖。世界永远是遵循自然规律的，这种不变的特性就是庸，所以说是天下之定理。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讲，中庸是一种伦理原则，是对人们思想、情感方面的原则性约束。从实践性的社会角度讲，中庸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方法，具体体现为日常各种事务中的实践活动。正因为这种无处不在的渗透性与广泛性，中庸之道才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指导原则。中庸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站在世界的角度，自然永远是合乎客观规律（道）的，这就是中庸。站在“我”的角度，认识到世界的客观性，并始终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中庸。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有节，谓之和。也就是说，最客观的面对叫做中。主观符合客观，就做到了所谓天人合一。所谓过犹不及，其实很简单。就象在城市中走路，每条路都是“道”，想到达一个终点，有的人盲目乱走，走哪算哪，结果总是到不了目的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愚者不及也。有的人想走捷径，不沿着路走，结果总是撞墙，这就是孔子说的：智者过之。因为，他们都没走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