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青年坠楼 朋友边哭边骂》，10月31日，在北京某报的社会类新闻版面的小角落里，出现了这样一条毫不起眼的新闻，新闻事件的主角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青年”，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女青年”才被人发现正是曾在歌坛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陈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难受的事实。对那家报社而言，他们错过了一条绝对的独家新闻，而对于陈琳乃至老一代的流行歌手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的悲哀。

　　陈琳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在为新发行的EP做筹备工作，她和老公张超峰及几位好友还当起背包族去海拉尔、云南等地采风。 不过，等待事业重新复苏的陈琳却并没有那么好命，陈琳身边的好友称“EP并没有媒体看好，加之唱片上架后，销量并不乐观，好像说只卖出了数百张碟。”她曾向朋友透露，想要解散音乐工作室，干脆去生孩子。她的朋友江小鱼分析说，“陈琳活得非常矛盾，她在心里对未来有期望，但是现实却让她感到无助和冷漠。”

　　今年5月，她在博客中上传了两张自己掩面哭泣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不是说想干嘛就干嘛吗？那先让我哭一场吧。

　　2008是中国流行音乐被回顾得最多的一年，因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契机，让许多几乎已被淡忘的歌手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伴随着无数人对那个黄金时代和青春年少的留恋，再度泛起涟漪。回顾完毕，2008年翻了过去，2009年，大家继续热闹地看快女，痴心的粉丝们继续抱成团。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小角落。

　　直到她的纵身一跳，我们这才发现：现实比想像残酷得多，而对于这些成名后又过了气的歌手来说，则更加残酷。林语堂说：但凡看似偶然的巧合，其实都是宿命的必然。许多的时代变迁，也都有引发或标志它的某个事件。在陈琳的个人悲剧之后，哀伤地昭示着的，其实是整整一代“唱片歌手”黄金年华的终结。

　　唱片已死

　　全部收入

　　抵不过一场商演

　　在那个跳楼的晚上，“选秀教母”龙丹妮提到了自己离开天娱、转行做新媒体的原因之一：“唱片已经死掉了，不过是歌手的衍生产品。”几乎人人都知道，现在做唱片已经挣不到钱了。虽然歌手们依然会被习惯性地问：“什么时候推出新专辑？”

　　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识到：如今“出专辑”这三个字已经和卖唱片没太大关系了，只不过是歌手们发表新作品的一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些歌是他们唱的。如果某一首歌走红了，也几乎不会有谁知道它来自哪张专辑或EP，只会记住歌名，然后去网上搜索、免费下载，放进自己的MP3里，高高兴兴地听，不花一分钱。

　　太合麦田唱片的老总宋柯也承认：目前歌手们挣钱基本上不是靠发行唱片，“对于那些一线歌手来说，商演和广告代言的收入与卖唱片的收入相比，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让这个概念更加容易理解，宋柯这样总结道：“这么说吧，现在一个歌手进行一场演出的收入，就比他卖一张唱片的全部收入还高。”

　　也许，正是因为如今唱片业的萧条，才让许多人加倍怀念过去的繁荣———1993年，崔健的第一个演出经纪人王晓京正式涉足音乐圈，策划、监制了录音带《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与《摇滚北京》，陈琳当年正是凭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红遍了大江南北。 至于《摇滚北京》，则是无数摇滚青年们的热血记忆，收录了包括轮回、指南针、黑豹、眼镜蛇等乐队的当红之作。“那两张专辑我投了20多万，一共拿回来保底数25万，单陈琳那张才6万。”在王晓京的回忆里，当时的唱片市场就是如此不规范。然而，这并不影响歌迷的热情———“这两张专辑最少卖了上千万张。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这些唱片歌手的黄金年代。”宋柯也说，当年像王杰、崔健这样的大牌歌手，一张专辑卖个上百万盒磁带是很正常的，“但当时盗版也很厉害，歌手和公司最后挣不了多少钱。”

　　网络灾难

　　免费下载

　　宣判了唱片的死刑

　　尽管如此，当时这些盗版对唱片业“黄金一代”歌手而言，并没有构成太大影响，应接不暇的演出给他们带来了滚滚收入。1994年凭《大中国》而红遍大江南北的高枫，一场商演的收入是3万元，毛阿敏也差不多，最高的是崔健，15万。而在当时，中国大众的平均工资不过区区几百元。

　　著名乐评人金兆钧认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后，中国流行音乐便走入了另一个时代。“无论是作品还是歌手，已经很少出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那样集体出场的状态了。”与此同时，“日流”和“韩流”日益兴盛，更年轻的“80后”开始成为流行音乐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期是在日本动画、漫画和游戏的熏陶下度过的。金兆钧说：“这种情况越接近世纪末就越明显，这使得无论是音乐人自身还是乐评人都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个由年龄决定的代沟现象在歌坛上更是显得格外明显，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一代人。”

　　金兆钧提到的集体出场的一代歌手，便是1994年前后涌现出的陈琳、郑钧、老狼、林依轮、高林生、谢东等人。他们被称为“94新生代”，也就是中国内地唱片业“黄金一代”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被寄予了中国乐坛改朝换代、承上启下的厚望。

　　然而，在最初的新鲜热烈之后，七年之痒伴很快随着网络的兴起到来了。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流行音乐，有两个关键词：网络和选秀。1997年，音乐人陈哲即建立了第一家音乐网站，到2000年，全国已有各类音乐网站数百家。2001年，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网络上一炮走红，成为歌坛特大新闻。从此，众多歌手发现了一条成名的新路。2004年，《老鼠爱大米》《丁香花》《两只蝴蝶》相继走红，网络歌曲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刀郎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是网络宣判了唱片的死刑。”王晓京说，“不少网民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从网上下载什么都应该是免费的，连音乐也不例外。”

　　中年危机

　　选秀一夜成名，

　　老一代歌手尴尬转身

　　唱片的敌人显然不止一个，跟着便是铺天盖地的选秀，这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内地娱乐圈运转模式的风暴，虽然到头来并没有成功造就出几个真正的超级明星，但却极大地将人们的视线从传统歌手身上转移开了，并加速了他们的过气。2004年，正好距离“94新生代”崛起过去了整整十年。湖南卫视举办了第一届“超级女声”比赛，坐在评委席上的常宽，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帮娃娃们日后会把他和他的同时代歌手搞得那么尴尬。

　　“张含韵夺得2004年超女季军时才15岁，15岁是什么概念！包括陈琳在内的那批老歌手在上世纪90年代成名，虽然有很多人是因为一首歌而唱红了，但在那之前，他们都已经努力了很久、积累了很久。”王晓京说，“可是这些超女快男们，是真正的一夜成名，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默默无闻变成了粉丝簇拥，而他们本人却连最基本的演艺从业经验都没有。”

　　除了高人气和善于制造各种话题之外，选秀明星们拥有的最大资本便是年轻。年轻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与此同时，那些在成名前已经年纪不小的“黄金一代”们，却正在步入自己的中年。

　　他们开始老了。即使身为名人，也不得不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遭遇“中年危机”。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来自这批生猛新人的挑战。虽然从来都没人正面承认过，但据圈内知情人透露，不少老一代歌手都曾气愤地骂过这批选秀明星，恨他们抢夺了自己的饭碗以及风头。面对残酷的现实，很多老一代歌手选择了转型。1993年，林依轮推出专辑《爱情鸟》时，大街小巷的人都唱着“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渐渐地，他开始系上围裙，主持美食节目了，而在主持之余，他也参演了一些影视剧或音乐剧。2009年7月，林依轮还在成都的锦城艺术宫出演了音乐剧《I Love You》；曾因《阿莲》而走红的戴军和李静一起火了一阵子，不是因为唱歌，而是因为做主持，他目前的称谓也早已从歌手变成了“知名主持人”；唱《大哥，你好吗》的甘萍嫁给了球员黎兵，再也没有复出过。更多的歌手选择了慢慢下降：从大型城市的晚会唱到中型城市，然后是小城镇。

　　也许，在一些整日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的房间、书柜、抽屉的某个角落里，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们年少时最爱的磁带。那里，还有“黄金一代”歌手的一个小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