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底，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算是对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和交易市场，勾画了一个蓝图出来。

 这个蓝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在2020年，也就是8年抗战之后，把上海基本建成可以和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相比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基本代表两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个是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相应地位。

 一个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相对地位。

 如果考虑到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的上海，也应该相应地体现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对应的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是这个时候的人民币国际化，能否达到相应的国际主要货币的地位？

 要说超过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货币，未免目标太大。但是是否有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元，但是大于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

 因为成为第一大国际货币，不光是你的经济总量和实力必须是世界第一，你的军事实力也必须是世界第一，而这个在2020年估计难以做到。当然2040年实现的机会，就比较大。

 这些目标如何定位，都是对仅仅8年时间，就要干成的事情的严峻挑战。

 而这其中的一步，就是要在2015年，使得上海成为国际化的人民币的最终结算、定价和交易中心。

 而这个紧迫的时间表，也正是井底望天财经周报今年出炉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三年的时间段里，这个周报是否可以培训出一大批政治可靠，专业技术能力高强的金融服务高端人才，从而可以为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足够的定海神针？

 因为在2015年，上海必须成为好几个中心。

 一个是成为人民币的结算、定价和交易中心，从而为人民币的最终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按照我在2009年开出的路线图，基本上是先从贸易结算用人民币开始的。

 当时主要的考量，是要顶住外部和内部不安好心的“专家”们，拿人民币的资本账户控制和兑换率控制做文章，是需要把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做出来。

 而下面一步，就是人民币作为投资工具，让中国可以对周边国家，和其他亚非拉的国家，进行人民币投资。

 最后的一步，就是人民币成为储蓄货币，这一步骤，算是刚刚开始。以前有委内瑞拉，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而近期则是日本，决定从中国购买100亿美元价值的人民币国债，算是支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一（本来日本人想自己的日元成为亚洲唯一的国际货币）。

 我当时的看法，是人民币应该加强在外贸结算这一个区间突破，在世界上，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建立一个资源-制造这样的一个实物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而不是虚拟的一个金融循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会成为其中的主要流通货币，来保证这个循环的圆满完成。

 为了避免人民币的运作和这个实物循环，尽量少的受到国际金融体系的干扰，因此保持资金账户控制和汇率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中国政府手上的巨量美元储备，就是作为保护自己的体系的主要武器。

 但是当时要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贸易国家的央行，进行货币互换，来保持足够的人民币流通之外，还必须让那些接受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国家，尤其是卖能源和矿产给中国的国家，对手上剩余的人民币，除了可以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贸易工具之外，还必须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和储备工具，让人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投资在人民币资产上面。

 这个就是当时的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出现的背景。

 当时除了香港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争取成为第二中心的斗争，打破了头。最后敌视中国的鼻屎小国出了局，英国伦敦成为人民币的第二个离岸中心。

 离岸中心的出现，是帮助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离岸中心的市场交易，某种情况下，就抢走了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定价权。

 就是说，一旦人民币在海外的市场，开始了交易，那么基于市场力量得到了各银行同业之间的过夜人民币拆借利率，就变成了人民币的市场实际利率。而人民币在离岸中心的兑换率，也变成了人民币的实际汇率。

 这个其实就让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工具，受到了削弱和权威损失。

 因此2015年上海金融中心的建立，就是要重新让中国人民银行夺取利率和汇率的定价权回来，让上海的银行同业过夜拆借利率，就是Shibor成为人民币利率的标准，并让在上海交易的人民币汇率，变成实际汇率。

 其实就是这两个重要政策指标，不再通过央行的规定而产生效果，必须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调控。

 这个市场手段，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是截然不同的。

 但要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上海金融中心的盘子做得大大的。不光是人民币的交易规模要大，数量要多，而且参与者必须要多，就像北京开奥运会那样，世界各国的运动好手，都要出场了。

 那么为了保证中国政府仍然是这里的庄家，那么就必须有一大批国企的金融机构，也在这里安营扎寨。

 而现在中国不缺钱，也不缺公司，最缺的就是人才。

 缺的是，有专业金融知识和市场操盘能力，又有一颗中国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金融爱国人才。

 一旦人民币的贸易、投资和储蓄功能，得到实现，那么中国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就会取消，资金帐号的流通就变得自由。保护国家利益免受侵害，保护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被乱抽血，就不可能依赖于以前的资金账户控制和人民币汇率控制这两个防火墙来实现，而是需要中国的金融公司和基金，中国的金融人才来操盘，和海外势力斗争来实现了。

 从内部来讲，一旦资金开放，兑换放开，那么对外汇拥有的控制也会放松，导致大批外汇资金，被中央银行甩包袱，大量流落民间。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良心的中国金融公司，来为这些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外汇管理服务，而不是那种被雷曼兄弟清口袋的故事发生了。

 外资金融在2008年的中国表现很差，而中国香港的金融机构，也不是啥子好鸟。

 第三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大概就是各种能源，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宗商品市场，都会以极大规模的方式铺开，让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成为影响世界市场的主要指标，避免中国人要买卖的东西，但是定价权在伦敦或者芝加哥的故事重演。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才可以实现。

 这里就讲一个关于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故事。

 话说一位在索罗斯基金手下跑腿的狗腿子，看到了索罗斯在亚洲金融危机开端的时候，在泰国过关斩将，杀得很爽，大概吃进了10亿美元的进账，算是好好地收割了泰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一把。

 然后这位老哥，去韩国参加会议，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原来韩国的保险业基本上在外国投资赔得干干净净，结果韩国央行偷偷地把美元储备，用来帮这些公司填空。

 结果就说明了韩国央行手上的外汇储备堪忧，基本上接近了摆空城计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聚集一大票打家劫舍的哥们，对韩国金融系统展开大攻击，那么成果就是大大的，甚至比泰国的收割好要爽得多。

 于是这位老哥，立马准备了一份计划，十万火急，六百里加急，给发回索罗斯基金总部去了。

 然后哥们就在泰国布吉的海滩上，很开心和闲暇地晒着太阳，然后计算自己的那一份子，该如何花，比如要换个1500万美元的豪宅住住了。

 可是2个星期之后，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于是加发了一个加急报告。还是没有回音。

 结果第4个星期，索罗斯大佬亲自飞到韩国，在机场受到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亲切接机。然后发表了关于“金融家应该有社会良心”的演讲。

 于是韩国没有受到索罗斯基金的攻击。

 他的狗腿子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却非常明白。因为索罗斯的出身，导致他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在他看到韩国危机的时候，是不希望因为他的攻击，而导致对面的朝鲜笑翻了天，而造成他的政治不正确的选择。

 所以他不会攻击在敌方前线下岌岌可危的韩国，却毫不放过，没有这种危险的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

 而对他仇恨的共产党拿回去的香港，自然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了。

 我想培育的操盘手，就是要有这样的政治觉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