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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农村里面，各种宗教势力也是比较盛行，其中包括海外背景的宗教组织，比如基督教里面的韩国人团体，或者说新疆南疆的瓦哈比教派等等。

这里就谈一下基督教团体的传教特点。在基督教自身内部，是分成两种派别的。一种就是见到你，就向你传播教会的福音，这种通常叫做福音派。另一种就不一样，有特别的仪式，然后突然之间，传道人口吐白沫，一阵痉挛，说是上帝上身了。这种因为比较讲究通灵，因此也叫做灵音派。而灵音派还喜欢玩圣灵治病，通常被福音派人士视为异端。

当年拜上帝会的东王杨秀清，就是上帝上身的高手，每次一上身，连他的老板，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号称天王的洪秀全，也只好乖乖地跪下来听令。

而在中国农村里面盛行的，有不少是这种萨满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宗教团体，也不是个个都敢踩政府的底线的。不过这种以自然村落为组织的传教方式，可不可以像洪秀全和冯云山那样，可以跳出地理界限，而成为广西客家村落的统一组织，倒是值得情治部门多花一点心思。

中国当代研究农村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学者，曹锦清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人物。曹先生曾经专门研究了宋朝的农村问题，发现和现在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某些相似之处。

那就是极度分散化的土地产权，和极度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下的市场经济，会形成一种极端不利于农民的冲突。

前面说到宋朝出现的情况，相比于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和2.5亿农户的小农分散经济，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宋朝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却经历了元朝，直到明代中晚期才算是完成。

为此曹先生专门研究了宋朝儒家的脉络，认为张载是第一个强调要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学者，而他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是重建宗社。

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宋朝的农村，出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佃户，这样我们在1950年都很熟悉的阶层，如果不好好治理，会出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当时中国已经进入白银本位制），农村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而当时宋朝的外部危机重重，但是如果不解决内部问题，根本无力应付外部的挑战，因此宋儒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在张载的思想体系里，建立乡村组织，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恢复宗族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同宗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建立文化上的共同理念。而在经济上，则通过部门田产集体所有，用来作为服务集体的公共产品，以防止集体内部的贫富分化过于激烈，相当于今天国家的福利和社会安全保险。

对传统儒家的看法，张载进行了改良。一个就是族长不再按照血缘的嫡传方式，而是和贤能才干同时考虑。另一个就是取消士大夫才可以立祠堂的限制，让庶民也可以为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定期召开大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宗亲大会，奖善罚恶。

张载的这些想法，很大部分被他的弟子吕大钧应用到了《吕氏乡约》里面。而其他的大儒，从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等，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理论和实践。从政治的层面上，王安石的保甲到朱元璋，都是试图在家庭之上建立起一个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品和维系次序。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从《吕氏乡约》，到清朝的朴学派，一直到民国的儒家梁漱溟，可谓是一脉相承。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任何以土地地权细分，重视个人和家庭的小农经济，最后都会走向贫富差距变大，无力维系集体经济，导致农田、水利、农村基本建设，比如说道路、电力等等公共服务品维护上面的困难。

而就是是在这种内部分子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说富农们，在货币经济的市场大潮之下，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更不要说那些不占优势，成为弱势中的弱势的贫农了。

从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少量地主拥有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的雇农，算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第二次就是小岗村发起的分地运动，展开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第一次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短短几年，农村经济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于是以农民自己发起，政府积极支持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后来这种合作社，通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演进，最后就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非常特别的组织。

正如前面描述过的，在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张力。而在小共同体组成的中共同体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张力。因此人民公社，就是后来的乡镇这一个级别，和现在的行政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大队，和现在的自然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小队，这样的三个层次之间，自然有着自己内部的各层的张力。

早期的人民公社，因为没有顾及到自己内部的小圈子和中圈子的张力，就受到了不少挫折，最后在1962年的时候，回到了以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

但是人民公社最后运作失败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照顾到了农民需要有一些自留地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需求，但是整个结构的基调，是一大二公。

而最关键的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为了依赖农村的贡献，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那么这种对农村的主要索取，自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民的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改进。这个也是导致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首先进行这个分集体行为的村庄，在淮河大地，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宗族体制重建北方不如南方的一个后果。

那么在中国今天的农村组织的建设上，其实指明的一条路子，就是回归人民公社的建制。当然为了避免很多人心脏加速太快，我们就改个名字，叫做农民自治协会好了。这样的话，得罪了人就少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