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引发了不少争论。
第一个就是有读者认为,世界大趋势的变化,不能只以全球气候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这种看法是对的。我之所以把气候作为一个切入点,是因为气候影响的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也包括生态状况、人口密度、生活水平等等。总之,一切让人类生活出现不适应和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考虑到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人类迁徙,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向更适宜生活的地方迁徙。
当然人类社会实行了部分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之后,对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有了比较强的应付能力。要是放在以前,比如说出现大饥荒和大地震,比如说汶川、巴基斯坦、海地和日本那样规模的地震,或者索马里、俄塞俄比亚等等的饥荒,现在都可以看到人类的救助反应。
要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以前,那么当地的整个社会结构自然崩溃,带来的必定是灾民的大规模迁徙。
在全球变冷的情况下,在古代出现的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定居民族地盘的侵掠。在中国的古代,有记载的应该是四次比较大的阶段。
因为缺乏历史的考证,现在很难说,发生在5千年前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的争斗,是这样一种情形。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蚩尤族主要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夷族。而炎帝族,则很明确是以陕西和河南西部为主的古羌族。
倒是黄帝族的来历有些疑惑。如果按照大家认同的说法,认为黄帝族活动在中原地带。因为很简单,黄帝和炎帝联盟,与蚩尤的大战,是发生在逐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基本上是在桑干河地域和太行山的五台山以北地界。
这里是今天的北京的西部,和张家口的南部,比较像是从蒙古高原入侵南部的主要战场。如果黄帝族是中原部落,其和东夷族的主战场,应该是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菏泽和濮阳一带,其实就是刘邦和项羽之争,以及汉朝周亚夫平定六国之乱的战场。
因此我个人的看法,黄帝族当年应该是游牧于蒙古草原,极有可能是在气候变冷的情况下,南部入侵中原。因为先是获得了处于西北的炎帝族的支持,形成了军事同盟,最后打败了蚩尤族。这个结果,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迁徙入中原,而中原的一些东夷族,或者败走辽东和朝鲜半岛和日本岛,或者南迁,称为淮夷、以及后来生活在吴越地区和荆楚地区的百越。
而战胜蚩尤族之后,昔日的军事同盟炎帝族和黄帝族又争斗中原的主导权,最后是以黄帝族战胜为结果
当然黄帝族和炎帝族同出于少典部落,可以说是后来大概从关中,经过黄土高原进入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然后在蒙古草原出现权力真空的时候,占据这个游牧之地。
这种情况后来的历史上有过多种重复。比如说匈奴亡后,乌恒和鲜卑兴,突厥亡后,回纥兴,然后回纥亡后,契丹兴,都是这样的填空游戏。
因此看待中国之后的历史,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之后的夏商周三个名称,夏似乎是黄帝族的后裔的联盟,商似乎是蚩尤族的后裔的联盟,而周似乎是炎帝族的后裔的联盟。
学术界的一种新的看法,就是不把夏商周看成是后来的朝代更替的形式,而是看成是一个同时存在的三个同心圆。其实就是大家各族的基本盘,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根据大家实力的强弱,在夏的时代,算是大家听从夏的号令,而在商的时代,大家听从商的号令,在周的时代,大家听从周的号令而已。
其实就是说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其实是到了秦朝在真正开始。而即使是在周朝的时候,各种名义上顺从,其实行为上独立的政治实体,还是有几千甚至上万家。最后是通过了不断的战争和兼并,然后从春秋到战国的七大政治国家,才最终成为了秦始皇的一统天下。而这个一统天下,主要的是靠着郡县制的政府结构代替了封建制的政府结构,靠的是官员的推荐选拔制度,取代了贵族血统传承的官二代制度来实现的。
可以引用的一个佐证,就是《公羊春秋》里面对“王正月”的大一统思想的强调。这种号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情形,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当时号称天子的周王,每年向诸侯颁布历书的时候,希望大家都用同样的日历。
可是人家宋国这样的商地,自然是用自己的殷历,杞国这样的夏地,当然是用夏历。
如果这样理解历史的话,那么商朝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似乎又预示了天气变化,可能是向变暖的方向发展,这样导致了农耕民族的实力增强,而且商朝兴起的主要原因,大致是对马的掌握。
在古代时候,马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古代的部落,谁的畜牧业发达,谁的军事力量就比较强大。而商朝的兴起,主要来源于对马的畜养技术,从草原的放牧,变成的圈养,并发明了马车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就导致了其在军事实力上的增强。
那么当商朝兴起,在军事上实力增强,那么又在气候变暖,可耕农田可以向北部纬度高的地方移动,那么就显然出现了夏朝衰亡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夏朝的一些部落,自然就会理所当然地,向从前适应于游牧的草场回归,因为那里的生存条件变好了嘛。
这里就提到了我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匈奴来源的一个描述,就是匈奴是在商灭夏之后,其中的夏的一族北迁。由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朝和匈奴交往非常密切的时代,这种关于匈奴来源的说法,自然是非常接近于匈奴族的本事认定。考虑到当时的匈奴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因此和后来那些想来中原过日子的北方游牧民族,认亲戚的需要有所不同。
其实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气候和居住条件的变迁,古代的中国各族部落,是可以北上和南下,前面谈到的黄帝族似乎是这样,后面出现的周族,其实也经历过从到北部游牧,后来又南下周原定居的过程。
这个气候环境说,倒是跟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有些相似!
只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定命论(deterministic),好像历史的发展都是命中注定的,大趋势都是老天安排好的。请问井大:如何解释此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