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记得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奭被立为太子。他对老爸汉宣帝刘询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立即脸色大变，训斥儿子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生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里牵涉到的是中国政治制度从古至今的一大争论，就是在俺们社会行为协调上面，是应该着重于利用道德教化，来改变人心，从而维护社会公义的王道，还是要着重于法律体系的客观性，来约束人的行为，从而建立社会运行的次序的霸道？

礼记言，至道以王，义道以霸，其实说明了王道和霸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任何简单地强调道德在社会制度中的德政，或者简单地强调法律在社会行为中的律政，都走上了偏颇之路。

在西汉的时候，被汉宣帝批评的儒生们，算是食古不化，不具备经世致用的能力，不明白时宜，就是实际情况，而喜欢于厚古薄今，在概念和主义里面打圈圈。

那时候的儒生们，主要是反对西汉由汉武帝和汉宣帝实行的王霸道并行，但偏于霸道的政策，硬生生把汉文帝和汉景帝比较倾向于黄老之治的无为政策，吹捧成儒家正宗的王道，又把武帝和宣帝实行的儒中带法的有为政策，歪曲成霸道。

而由于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受到这些儒生们的洗脑，才会受到老爸的一顿训斥。而汉宣帝也叹息道，这个太子，将来会搞乱国家。结果就是从汉元帝手里，单纯地以德治国，土地兼并恶化，地方割据做大，中央权威丧失，最后出现西汉衰落。

今天可以看到，俺们也有不少不明时宜，好是古非今的人士，要么怀念文革时代的美好生活，要么吹捧所谓蒋家王朝并不存在的黄金十年。

当然更多了一派崇洋媚外，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一知半解，一窍不通，拿着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制度，就是说在秦朝统一中国，实行了郡县制之后，就不存在的制度，来套在中国后来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之上。

这些人，还抱着连今天的西方理论界都不齿，由于对东方历史一窍不通，起源于黑格尔，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同样存在流毒的东方主义概念的理论垃圾，津津乐道。这种源于白人种族至上理论，丑化世界非西方文化，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白人负担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了这一派人的圣经。

可笑的是，汉儿学得胡人语，争向城头骂汉人的招招儿，已经不是太有招摇撞骗的功力。哪怕把宣称老子学好了外文，就不齿于中国文化的人，封一个高帽，也顶多是平添一出笑话而已。

唐朝时候，唐高宗李治问令狐德棻，“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

令狐德棻答道：“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以下，王霸俱失。”

而今天的中国，既有法律方面的漏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又有法律受到贪腐困扰，兼有官权捞过法律界。

同时又看到全民经商逐利，社会道德体系衰败，民间和官府，都出现不少伤风败德的现象。

这恐怕就是上面说的“王霸俱失”的情况。

因此对重庆模式重视道德理想，重唱红歌的举动，或者对深圳模式着重法律建设，限制官权的行为，俺还是那句话，要采取汉朝的杂的方法论，道德和法律两手抓，王道和霸道，都不可取一废一。

但是在这里，需要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几个来源稍微说明一下。

法律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四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

在早期的奴隶制下，当时的法律是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到周朝的周礼，大概除了现在的宪法没有的话，其他的六法中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都颇具规模。

而俺们周朝的宪法，就是四句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到了春秋时代，成文法在各国之间逐渐制定和颁布，郑国的子产、晋国的范宣子都铸法律于鼎。而最为著名的是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总结各国的法律，而制定了《法经》。以此为基础，秦国的商鞅制定了《秦律》，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变成了第一部全国施行的法律制度。

这之后，汉朝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然后就是三国之后产生的魏律、晋律和北齐律等等，最后到了隋朝的《开元律》，接着就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唐朝的《唐律》和《唐律疏议》，不光对中国后来的历朝，甚至对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

后面就是宋朝的《宋刑统》、元朝的《至元新格》和《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和清朝的《大清律例》，算是整个中国法律体系的路线。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礼和法结合，中国法律建基于儒家理论，因此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比较一致，可以看成是同一体系的一体两面。

第二个特点，就是法律不外乎人情。在中国的古代法律实践中，讲求天理良心，法文上的合理，并不代表判案结果上的合理。比如美国的辛普森案和其他的一些案子，判案结果导致的社会骚乱，这在中国法律传统来讲，是不可以接受了。公众舆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律的一个判案因素，这个在最近的湖北邓玉娇一案上，特别明显。

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从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因此家庭、宗族到国家，从家规、宗法到国律是一脉相承，其中包含很多私人契约、民事纠纷、家族争吵等等，算是民法和商法的领域，都多为协商解决，导致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刑法为主，在民法的体系化上比较缺乏。

第四个特点，就是中国法律体系隶属于行政系统，古代的官员同时也负责地方的法律判案事务。这导致中国现在仍然有行政和法律一体的情况。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法律体系，必然带着这种文化的思想特色。中国建基于儒家思想下的法律制度，和西方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下，穆斯林建立在Sharia法律，都带有自己特色鲜明代的文化色彩。

因此中国的行政系统，因为本来就有行使法律的义务，那么因为官府权力滥权导致的不公平，自然受害的平民，会以拦轿喊冤于更高层的官府来解决问题。即使今天的普通民众，也认为法律路线，又要花钱请律师，又要走繁复的法院判案过程，还是不如拦住省长，甚至总理，来得成本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