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才是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如何让官僚系统产生活力,加强内部竞争机制。要求政府政务更加公开,并阶段性的采取公开质询和问责制度。如果无能和无德的官员,就可以采取任期中途罢免的机制。
这种机制可以慢慢开始,先从厅局级开始,然后在部分地区和中央政府部门,实行省部级官员的竞争上位机制,最终一直到总理级和政治局常委级,都实现这种机制。
伴随着政府政务公开的同时,当然就是官员财产的公开申报制度。在官员的报酬上,不妨给人家一个比较舒适的基本工资,然后根据绩效,干得好的,给一笔大奖励,或者中央政府颁奖,发一块“人民公仆”的匾额,或者当地百姓送一块签名奖状,就是万民伞那样的。
总之要在经济上和社会名望上,鼓励管理有成绩的官员。当然就必须对无能和贪腐的官员,进行相反方向的操作。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方法是空谈,但是大家要明白,这几十年见到钱,就恨不得把老娘也给卖了的社会逐利心态,毕竟是历史发展时期的短暂时代。正如当年的美国经历过大亨时代,人人为钱而出卖灵魂,后来也进入进步时代,而导致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道德回潮。
因此俺有理由相信,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精英人士,不是几十年穷疯了,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或者就像今天的新一代农民工,不是为了一份工资,就愿意忍耐做奴工,而是对人生有更高的追求,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走出疯狂状态,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这样的结果将来肯定会出现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初的路线斗争,是被界定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而不是内部左右势力要求平衡,达到内部调节的动态修正,是人民内部矛盾。
结果就是斗争剧烈,导致的后果,是失去平衡,从而引发了趋于极端的局面。
因此中国政治历史发展,从1955年到1978年,其实是从中左向极左发展的历史。
中国有句古话,不审时度势,宽严皆误。
所以俺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和看法,没有绝对的判断。其实双方的理论,都有道理,都有误区,都可以自圆其说。
但是不审时度势,你用任何一种理论,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虽然说俺自己目前的观点,是处于中偏左的位置,但是俺还是避免让别人把这里变成一面左的旗帜,而对右派们进行口诛笔伐。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需要向左转,但很可能意味着20-30年后,又得想右转。
中国政治在前30年中的一个拐点,是庐山会议。
其实就是左的路线,在大跃进之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大家一致同意,要回到中线上来。
本来一个国家跑得太左,自然是因为中间力量也跑了那个方向。因此不论是右派和是中间偏左派,要批斗的对象是极左派。
可是庐山会议中跳出来的一派,是右派中的翻台派,就要把中间左派全部给掀了。结果就变成了会议的目的,是要反左,结果就开成了反右的结果。
于是俺们继续向左走,出现了文革。
第二个拐点是1976-1978年。大伙儿在文革下面已经有左倾疲劳感了,结果有极左派要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家已经革不动命了,你老哥还要继续。
于是代表极左路线的麻将帮,被中左的华派和中右的邓派给联手和谐了。整个社会开始向中右转变。
这个中右的方向走了大概10来年,马上就看到极右派的势力发难了。而这次针对的对象,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右的中右力量。和庐山会议的情景一样,本来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刚刚走上中右道路,还要把主要的精力拿来防止左倾回潮,结果因为极右派要翻桌子,结果就变成了反右成为选择了。
从这里看得出来,你整个庞大的国家,就像一只军队。里面有跑得快的,有跑得慢的。你要是想让一个国家向某一个方向跑,你那个方向跑得最快的人,必须在跑得最慢的人后面跑,才可以赶着大家一起走。
这个就要求你激进派必须跑得慢一点。不然的话,你一加速,就把人家跑得慢的拉下好几圈了。整个系统就会处于崩溃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大伙儿的选择,就是你要接受整个系统崩溃,还是要大伙儿一致,把极端派给砍了。
结果1989年那次的极右派盲动,就和1976年那次极左派盲动一样,就被顾全大局的中间派们给和谐掉了。
当然这之后中国向左回摆了一下之后,在1992年邓老爷子南巡之后,又回到右边的路上。但是这个右边的路走到了1995年的大幅度国企私有化改革之后,最后以三个代表达到顶峰之后,右边道路的优点明显,但是缺陷也出现。这个之后,要求向左边摆动,而回到中间,甚至中间偏左的状态。
这个就是科学发展观出台的背景。
那么中国在下一步该往何处走?俺个人的建议,应该向左走,主要着重点,是在继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框架下,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这个着力点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尤其是工资收入表现出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向中下层民众倾斜。
这个包括劳动者工资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例要向劳动者方向倾斜,也包括不断调整最低工资制度,还包括运用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分红,向低收入家庭实行各种住房等等补贴。
那么中国会不会向左走,或者出现大家希望向左走,但结果却出现向右走?就好象庐山会议之后的不合理的结局?
关键之处,在于极左派和极右派在这个路线之争中,采取对现有体制的态度。
也就是说,那个派别要翻台子,那么那个派别就会先被和谐。
如果右派要对现有体制开战,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会把政府里面的中右派赶到中左派的阵营里面去。
如果左派要对现有体制开战,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会把政府里面的中左派赶到中右派的阵营里面去。
那么俺们就看一下右派和左派在政改上面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我不是智者,主要以学习为主。也不认为是“死局”,但没有井底那么rosy。
不过,可以指出的明显一点是ideology还是很重要的。中国2000年历史有儒教,这对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很关键的。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有一整套思想体系,以人性解放为基石。政治制度离开了核心的思想体系,还是很难长期稳定的。
中国的是孔家店倒掉了,共产主义这个思想也不能成为ideology,又反对“全盘西化”,没有ideology的社会,成了全民“揾钱”的现况。
过去30年的发展,蛋糕做大了,工人农民得的比以前多了,但GCD 官员得的更多,贫富差距更大,或分赃更加不均。从某种意义上讲,保8可以理解为给GCD 利益集团分得更多的蛋糕。当然,保8使国富国强是不可低估的。
若有一天,GCD中的不同派系能代表不同的阶层(kind of 体制外),使分赃均匀一点,则国人幸甚!毕竟,还看不出替代方案能保持中国的稳定发展。中国再也经不起动荡!
两害相权取其轻。
怎么办呢?难道是一个死局?希望你和楼主这样的智者能够给出一个解。
怎么操作?检察院?
作者提“中国在下一步该往何处走”等等,总是假设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可以随意决定现在应该向左,以后应该向右,或者”让官僚系统产生活力....加强内部竞争机制“。但好像忘了现在掌权的就是这个官僚系统,他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加强内部竞争机制“?他为什么要建立给自己上套的“财产的公开申报制度”?政治局讨论官员财产公开被否决难道是偶然的吗?
看起来,似乎作者认为这种自律是会产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精英人士,....对人生有更高的追求,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走出疯狂状态,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这样的结果将来肯定会出现的。"这似乎是完全建立在一种”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理论基础上。当初国民党内完全没有实现,不知道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今天,为什么会实现。中国王朝时代,一有皇帝作为制约力量,二有儒教的道德约束,依然不能避免官僚体系的系统性腐败(如明朝),作者却相信这两者都匮乏的今天可以靠”大部分精英人士“的自觉来实现,我看是一厢情愿。
美国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和大能引导",美国有自由媒体直言不讳地谴责政府,美国有反对党不停提出异议或反对,美国许多人都有自由思想的能力包括小心使用道德底线,以上这些可以帮助美国更加全面的看清问题,恢复正常。
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工具,但你认为:现在中国人人为钱而出卖灵魂,后来将像美国,自然进入进步时代,而导致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道德回潮........
你的梦想是如此甜甜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