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其实看明朝的税收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税赋并不太重。在农业产出上，大概就是10%的税率而已。而其他工商业税率，比农业还要低。

这个低税收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仅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薄弱的政府管理体制，但在当时人口和经济都在大幅度扩张的时候，无法让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好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力的薄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欠缺，那就是比较准确的判断。其他方面，当然也是相关因素，比如说宋明新儒学的道德至上和不理实务倾向，都是问题。但要是像西方中心论者一样，不论是黑格尔、韦伯，还是马克思，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归结于东方专制主义，那就是胡说八道了。马克思自然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不熟悉，而受到了前面几位大佬的影响，而黑格尔之流对中国的有意歪曲，本来就是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而已。

要是说中国皇帝的专制，从明朝到清朝，估计只有明太祖朱重八才有资格担当这个名号。其他的皇帝，比如说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大概就是和官僚体系斗个半斤八两，不被人踩到毫无还手之力而已。

再看一下北宋和南宋，懦君自然可以找到不少，暴君倒是一个没有。名义上虽然皇权强大，但实际上话事的还是朝廷的官僚大人们。在这些弱势皇帝的名义领导下，侈谈什么君主专制，当然是扯淡了。

皇帝自己干不过文官体系，必然要找帮手，那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外戚势力在汉朝有霍光、在西晋有王导、在东晋有谢玄等等这样的门阀势力，到了宋朝就难以在朝廷上出头，结果就是明朝的太监登上政治舞台，陆续出现了王振、刘瑾和魏忠贤这样的角色，出来和官僚体系对抗。

而官僚体系如果可以把国家弄好，可以求同存异，在内斗中间不至于导致政府管理瘫痪，应该是不可能让宦官们出得了头的。而其实打破这个皇权（包括宦官和外戚）和官权对抗的怪圈，避免整个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独立于皇权和官权之外的民权。

中国历史上民权的表现形式，要么是被动地由比较有头脑和良心的皇帝和官僚们代为表达，保证这个可以载舟的屁民们，不要干覆舟的勾当。要么就是由民间造反领袖，来用暴力造反的方法来表达了。

在某种情况下，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对中央政府的某些关键部位的把持，从而为某些行业类、地方类，就是所谓的条条和块块，提供了利益切割的保护伞。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法理威权仍然存在，加上官员的本籍回避和3年轮换制度，都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制衡地方势力，以免地方官吏侵害本地屁民的利益过度，从而引发群体骚乱。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代表皇权的中央政府权威消失，导致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和地方政府出现模糊状态。而由于上升到中央的大员，又必须以地方的政绩作为支撑，因此在这之后的中国政府结构里，反而失去了历史上的制衡作用。

从中国传统的皇权天授的政治思想，以及天意表现在民意之上的社会认可，以民权来替代皇权，坚守国家的主权在民，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推论。但是人民主权如何在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怎样让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通过一些花里胡哨和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而被剥夺，就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政制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真正强势的皇帝是非常非常少的。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基本上的时间里，都是官僚体系独大。而中国每一个王朝经历的由兴到衰的周期率，基本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和文官管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在中国今天不再有皇权的制衡之下，如何保证官僚体系不要过于自私自利、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和侵害民众，以至于将国家再次推向危机，就是如何解决有效的将民权提升，成为制约官僚体系的主角。

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度，在世界上应该是首屈一指，但在如何有效的制约上面，原来奉行的是两条路子。一条是法治的路子，就是法家的方法，靠的是利用法律规范的赏罚分明，做到奖勤罚懒和奖功罚过。另一条是德治的路子，就是儒家的方法，依赖的是对官员道德修养的要求，做到自觉自愿和严格自律。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中国因为法律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部分，因此常常会出现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引发有法不依的弊端。而西方社会强调法律至上，形成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背道而驰，最后出现的毛病就是利用法律的名义，来摧毁社会道德标准，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堕落。这两种极端，都必须得到修正。

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则是由于政党的出现，从而以党纪这个党员的道德规范的标准，来作为法律，这个公民行为规范的补充。所以古代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传统，就变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八荣八耻的提法。

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官体制的要求，其实就是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续。但是靠焦裕禄精神的榜样作用，是否可以达到提高官僚阶层整体素质，仍然存在着大问号。这种靠道德自律作为唯一的制衡方式，差不多已经被新儒学从南宋开始，直到清朝消亡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并不可行。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试图彻底摆脱文官对社会的全面掌控，通过直接从农民和工人中间，提拔陈永贵和郝建秀这样的基层人士，或者通过三结合的干部队伍建设，来解决问题，但无法解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问题，都是失败的尝试。

那么俺们的路子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