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

现在有种很时髦的说法，就是把现在中国的现状与大唐盛世相比，不光是中国人这样说，连西方人和日本人都开始谈论这个议题。那么现在中国社会和政府的运作到底和唐朝，有哪些相似，哪些不同呢？

一个最主要的相似点是中央政府的集体领导和集体负责制。唐朝实行的宰相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独特和优秀的。中国历来的国家机构，通常是政府组织系统混乱，政出多门，机关虚设，官冗吏杂，抢权推责，最后导致国无主宰，地方割据。而每朝每代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的话，就出现了这样之治，那样中兴，但最后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一劳永逸，就使中国历史上总是出现一个两三百年的兴而衰，治而乱的重复。

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排众议，舌战群官，对那些腐儒提议以秦始皇诸子，仿照周制到各地封国为王，从而控制这些边远地区的提议大力反对。李斯认为，周封诸侯并未能防止天下混乱，主张实行郡县制，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有趣的是，当看到封侯无望的六国旧贵族，后来就发动了反秦起义，导致郡县制的秦朝，很快短命，比之分封诸侯的周朝的几百年，真是自惭形秽。

秦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是三级，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中的郡和县。既然不能以诸侯作为地方上的领袖，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就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是如何任人唯贤唯能，提拔适当的人选担任地方郡县的官员；二是如何对这些官员进行监督，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考察地方官的政绩，扬善惩恶，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都是需要在制度上的考量。

秦朝的做法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员是三公，除了处理政务的宰相，和军务的太尉，就是监察官员为主要功能的御史。这时的御史和后来的不同，地位极高，享受副宰相（即今天的副总理）的待遇。在官员的选拔上，则采用选拔的方式，在各类人才中和低级吏员中提拔。

汉朝基本在制度上采取了秦朝制度，虽然不得不照顾起来造反的各路王孙，恢复的封国制，就形成了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度。当时的汉朝下属大致５４个郡，但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１５个，其余３９个则是由分封的诸侯王国管辖。在１５个郡里，实行了郡县制，但就没有在诸侯王国里推行。当时的１５个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区域是大致围绕首都长安的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云中郡，广汉郡，南阳郡，汉中郡，南郡，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上党郡，和内史郡。这些郡大致是今天的陕西，四川，河南，山西一带，但其他地区，如山东，河北，在汉高祖刘邦除去了异姓王后，分封的９位刘姓王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则拱卫着京都，其土地大致为前六国的封地，其面积和人口都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的规模。当初因为血缘关系，这些诸侯还没有造成干弱枝强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吕后专权，到文帝时地方势力羽翼渐丰，导致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冲突。

六十四

汉景帝即位后，则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将诸侯大国分散，比如将齐王一国，分成了７个小国。当然这个做法最后就导致了７王之乱，当时领头叛乱的吴王，其属地包括今天的江南富足之地，盛产铜（可以铸币，好似今天的货币发行权），和盐这个基本民生物资（好似今天的石油）经济富足，可以不征民税，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可以和中央政府叫板。这种地方势力强于中央政府的情形，到了汉武帝时候，才彻底扭转了过来，可以说如果不是强藩被削，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国家变成了干强枝茂，汉朝是无法在军事上和强大的匈奴对抗。

而唐朝最后的衰亡，即是源于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地方节度使坐大。虽然没有了王爷的虚名，但那些节度使和汉代的诸王在权力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现象在清朝时，就是康熙皇帝削三藩的成功，带来了康雍乾之治。而在同治中兴后，依赖于地方势力如曾国藩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一身的救急方案以应付太平天国起义，就摧毁了传统上将这几个权力严格分开的惯例，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兴起，和１９４９年中国再次恢复中央政府权威之前的军阀混战。

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为主体，解决了地方割据的局面，但就造成了地方自主性被限制而一抓就死，导致了各地经济发展的停滞。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也看到了必须扩大地方的权力，给予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当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几千年都未能解决的大问题，不光牵涉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还涉及中央各职能部门在地方上的利益冲突，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利益博弈。

即使在地方上，不同的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城市和地区，县之间，都有同样的分权和利益分配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当时的领导人们，对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缺乏经验，和想法不成熟。

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采取了大区制度，即以刚开始各野战军占领的地盘，成立军政一体的区域政府。这个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各地政府行政人才极度缺乏，中央政府对各地的具体条件了解较少，必须依赖第二级的领导力量，发动主导性和积极性，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

当时的大区域分为东北区，西北区，华北区，西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确实存在着区域经济的联系和融合。但如果将其以政府行政体制固定下来，自然就会对中央集权体系增加多一层结构，而导致中央权力的继续衰弱。而且增加的政府的中间机构，自然就会造成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情况的不了解，而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对中央大员和钦差大臣在视察民情上的忽悠，对地方舆论的捂盖子，以防备民怨上达，最终就会形成一个“上梁正，中梁平，下梁歪，底梁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