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

对于这个机器人村长来说，其作为很象中国传统的技术官僚，要求对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派别，采取一种旁观和超然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中，这个官员必须外派并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责任。但在操作实践中，当地方势力增长，比如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过度，由层层地方官员形成的强大体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愿，而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势力。

在过去的体制中，一个来自岭南的官员来到洪洞县做县太爷，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士绅来协助他的工作。这些士绅们通常是分成两类人士，一是退休后，告老还乡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级京官如尚书之流，二是取得举人资格，在家等空缺外放。这两类人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估计所有的外来县太爷几乎是一筹莫展。当然发挥余热的老爷子们以动脑张口为主，随时可以传一两手绝活给动手跑腿的后生们，进行做官前的实习训练。在某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是建立在一种灵活而多变的契约关系下，根据形势而年年调整。中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事务通常涉及极少，只要钱粮（税收）顺畅，刑名（社会稳定）不乱，地方上的事务通常通过血缘联姻的同宗会，商业上的同业会，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的社会协调组织来维持。

铁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不能被同一帮人，或者说同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这就要求当地的官员必须经常轮换，避免与当地势力结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过过去的门生或者同僚关系，来干预现存官僚体系的运行，毕竟是人一走茶就凉，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要受到现任官员的限制。而一旦现任官员压不住当地的地头蛇，或者说现任官员被当地势力控制，已经失去独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然后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就开始走马上任。而由于当地士绅的过度用权导致的社会不公，就会在击鼓鸣钟，拦轿喊冤的信访制度下，通过王朝马汉这些公正的法律卫士，黑面老包一出场，问题就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农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会地位，而导致人往高处走的情形，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员也不再返乡过田园生活，而是跟着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飘洋过海。而在过去的朝代里，农业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现在，由于农业税基本免除，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受到高层的重视，只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群体对抗事件，才会引起高层的关注。

其实中央政府对这个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后的着重城市政策，使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县镇村，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个人机会不均，导致了各类人才从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贫富两极化严重。而当前实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于元朝忽必烈的吏员入阁制，使底层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准低劣。

八十

当年忽必烈治理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变了过去郡县的缺乏中间环节的体系，把金朝实行的临时行省制度固定下来。二是鉴于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特点，取消了科举取士，改用提拔能干的吏员出任官员位置。这个制度的长处在于吏员有长期的实际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可以处理各种当地事务，其缺点在于由于在本地工作时间长，又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缺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教育，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政府的管理职能日益多样化，从原先简单的税收和治安，推广到公共卫生，道路交通，乡村企业，教育扶贫等等。在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当地人才却出现低素质化，显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而这个过程中，矮子里的将军们，又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冗员，本来这些地方精英应该在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就被这个安逸的工作养懒了。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下，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就会以手上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名，来进行不公平条件竞争下，对小城市，县镇村实施低价的原材料，矿产，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包括外地来的代表中央（其实更是省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又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希望做出点成绩，有助于升官，就为这一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体化，即官商勾结提供理想的温床。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