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春节前夕，我得知了减刑的最后结果，法院只给我减了一年半，我想减三年的企图落空了。我不是杨海那样的道德至善论者，如果共产党官僚的腐败能给我个人带来一点好处，我认为这样的腐败分子还是挺可爱的。但是我的希望破灭后，顿时觉得那些贪官污吏的面目变得狰狞可恶，对监狱内的种种腐败现象也生出一腔愤恨之情。可能有人认为，我这种以自身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来判断官员腐败与否，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自私的作法，根本就不值得倡导。是啊！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理念的自私小人，哪里能指望我建立起对贪官的道德高度呢？但是个人的自私并不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腐败却像蛀虫一样损害社会的健康躯体，每个人都有反对腐败的权利。在给杨海的一封信中，我列举了狱内的几件大案件，并对这些案件发表了我的意见。在这封信里，我同时谈到监狱给我减了一年半刑，并遗憾地表示，如果是刑事犯，按照我托的关系，一次减三年完全没有问题。西安市安全局截获了这封信，他们得知监狱竟然给我减刑了，大吃一惊，立即赶到渭南来阻止。

然而他们晚来了二十八天。法院的减刑裁定书已于96年元月12日送达监狱，按法律规定，裁定书送达即生效。安全局的人赶到监狱时已是2月13日，这不是一个吉祥的日子，面对既成事实，他们只能徒呼奈何。监狱领导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确实想将我减去的一年半刑期取掉，必须找借口通过法院再加一次刑。安全局的条子虽然都是一群冷血动物，但同我个人并无深仇大恨，他们不想为了五百多天的刑期而兴师动众，于是就将我放过了。不过，他们还是提醒监狱对我严加防范，以免内外勾结，将狱内的某些事情泄露到外界。我的那封信正好戳到个别人的痛处，狱政科科长张志斌力主将我调到五中队。渭南监狱分成东、西、南、北四大块，通称四大监，围绕在中间的是生产区，一般称为厂区，西监是主要的犯人生活区，南监是家属区，北监是新建的办公区，我离开监狱时仍未启用，五中队独处东监。相对而言，五中队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监领导也很少光顾，这就使得该中队领导在自己的圈子里养成唯我独尊的习惯，违法的事情时常发生。同劳改队相比，渭南监狱严重的违法事情发生较少，而有限的几起违法事情，如干部监守自盗，犯人悬梁自尽，狱警体罚犯人，将犯人打伤致残，以酷刑迫害犯人等皆发生在五中队。监狱也曾对该中队进行整肃，三年间该中队的主要领导走马灯式地换了四人，但积习依旧，违法之事仍频频发生。所谓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缺乏监督的权力更是一切腐败之源。仅举一件事，管中窥豹，就能见识到该中队的黑暗程度。按照《监狱法》规定，监狱警察不能体罚犯人，对严重违反监规纪律的犯人可处以7—15天的禁闭。监狱设有禁闭室，各中队的犯人违纪后皆送到监狱禁闭室，加戴戒具反省，一般禁闭时间不会超过15天。五中队嫌监狱的禁闭室不够严厉，私下又设了一个严训室。严训室内有两排约50公分高的水泥墩子，墩子前10公分的地面上有个铁环。犯人违反了所谓的队规后，一般先被暴打一顿，然后送到严训室，被勒令坐到水泥墩子上，双手扣在地面的铁环上。犯人站不直，也坐不端，只能将身体象虾一样弯着。身体好的可以坚持一个小时左右，身体差的不出半小时就会昏倒在地。昏倒后，看管严训室的犯人用凉水将其泼醒，然后继续绑到水泥墩子上受刑，如此反复，每天得昏倒十多次，稍有反抗，就会遭到看管人员的拳打脚踢。97年9月，该中队犯人宋金才因不堪折磨，自杀未遂。监狱调查后，才得知五中队私设刑堂折磨犯人的真相，严训室被严令取缔，但相关责任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进过严训室的犯人讲，宁可在禁闭室里呆一个月，也不愿在严训室呆一天。

五中队除了管理方式残酷，劳动强度也很大。西监的生产中队，生活区和生产区不在一处，除上下工必须由干部带队外，到了规定时间，卫兵严禁任何人走出监区大门，因此能够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下工。五中队生活区和生产区都在一个大院里，值班干部在不在都可以出工，因此劳动时间非常找，有时甚至白天、黑夜连轴转。这个中队本来是老残中队，没有生产任务。后来监狱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五中队也接收了大量年轻、身体好的犯人。中队领导为了牟利，从外面组织了一批缝纫活回来加工，赚取加工利润。由于这种活是私下找来的，因此挣的钱都落到了中队干部个人的腰包里，并不向监狱上交一分钱。当时在五中队主政的干部姓刘，号称刘霸天。他靠犯人的血汗发了财，但仍不满足，又盗卖中队库房里的钢材，被人揭发后免去中队领导职务，调到其他中队任普通管教干部 。刘霸天以管理粗暴、严厉著称，他眼里只有一个钱字，能给他挣钱的犯人就喜欢，反之就厌恶。他为了刺激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同时将年老体弱不能劳动和不愿劳动的犯人集中起来，夏天坐到太阳底下，冬天坐到风道里“学习”。至于有多少人因此生病，甚至送命，他完全不管。他的这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确实收到了暂时的效果，生产进度大加快，金钱滚滚而来，但他的做法也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最后让人抓住了把柄，落得丢官去职的下场。如果不是当时的监领导力保，他将会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接替刘霸天主政五中队的领导姓曹，是个毫无个性的人物。他主政一年，纠正了前任某些明显的违法行为，不让让老弱病残犯集中学习了。他本人也比较廉洁，除自己该得的钱，外加工的大部分收入都上交监狱了。但是他个人能力有限，他没有全部废掉该中队的所有陋习，而且他的某些做法也触及了中队个别干部的利益，因此不到一年就被排挤走了。一年以后，监狱再次对五中队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曹百良再次回到五中队主政。我就是曹第一次主政时调到五中队的，而且他的重新回归也与我有关，我以后会谈到这个问题。

接替曹百良主持中队事务的叫王福祥，同曹比起来，他的能力又差了一大截。俗话说是狗你就爬着，但是王既无能力，上面又没有靠山，却想学姓刘的独霸东监，这就注定了无论对他还是中队都不可能有个好的结果。犯人被逼自杀，雇人殴打、体罚犯人，私设严训室等重大违法事件都是他主政期间发生的。我无端遭到殴打后，愤然上告监狱。监狱经过调查了解，发觉此人确实不堪重用，只得将其调到其他中队担任副职，让曹百良重新回来主政。不过，那时候我早已从五中队调到十队了。顺便提一句，1992年五中队开始私接外加工活，1994年监狱向其下达生产任务，老残队早就有名无实了。1997年3月，监狱成立十中队，陆续将老残犯调了过去，但是不到一年，新的老残中队又徒具虚名。此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1997年8月7日，立秋。你也许还记得，我的前生原为异类，属五毒之列，因此逢节必病，节后却又安然无恙。每年端午，更是病得半死不活。那天晚上东监放电影，对五中队的犯人来说，真是千年等一回的大喜事。除了干活，五中队的犯人根本不知道监狱里还能开展一些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大家象过年式的，兴高采列排队到操场看电影。我因为身体不适，向犯人组长请假后留在号子休息。

九点左右，电影结束，大家回到号子等候值班干部查人数收封。此时我已进入梦乡，与曹丞相青梅煮酒论英雄。

“天下英雄，惟丞相与在下耳！”我得意说道。

“哪里来的匹夫，敢在这里妄称英雄？我哥哥刘皇叔当世豪杰，岂能容你在此托大？”突然闯进来一条黑大汉，豹眼圆睁，朝我怒吼道，“拉出来，重打五十大板。”

我懵懵懂懂被人拉下床，猛抬头，只见刘疯子刘建平立在门外，顿时吓得睡意全无，只觉得两腿像筛糠似地不停打颤。

刘建平，供销科干警 ，五中队雇佣打手。刘本闲人出身，83年因流氓罪被劳教三年，解教后钻营到二监担任一名库房保管员。后因一个偶然机会，抓住一个越狱的逃犯，92年被提拔为管教干警。刘披上一身警皮后，将其在劳教所受的侮辱尽数朝犯人身上发泄，监狱领导认为他不适宜管教犯人，将其调到供销科工作。王福祥到五中队主政后，因其才德皆难以服众，甚至一些犯人都不卖的帐，他为了树立威信，利用刘建平报复犯人的变态心理，以酒肉拉拢之，然后将他认为倒蛋的犯人告诉刘，让刘进来收拾。王福祥借助外力管理中队犯人，他非但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无能的表现，并且会进一步降低自己在犯人中间的威信，反而还洋洋自得地以为这一手玩得高明。刘建平劳教期间受过刺激，对犯人怀着一种变态的报复心理，监狱不准他直接管理犯人，他觉得失去了报复的快感，现在王福祥主动要他帮助管理犯人，正中他下怀。在王的纵容下，刘建平三天两头闯进五中队监区，对稍不顺眼的犯人不是煽耳光，就是拳打脚踢，甚至勒令犯人下跪反省，而且一跪是几个小时。在刘建平的淫威下，五中队200多号犯人畏之如虎，只要他一踏入监区，整个中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甚至有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犯人敢怒不敢言，背后皆呼其为刘疯子。

我与刘建平也算是老相识了，自认他会给我一点薄面。虽然心里吓得咚咚打鼓，仍迎上去，讨好地笑道：“刘队长，您来啦！”

“妈的屄，收封为啥不起来？”刘还算客气，虽然怒气冲冲，但没有立即动手。

“刘队长，我睡死了！”我解释道。

“到桐树下站好，反省一个小时。”对刘建平来说，这样的处罚已经给足我面子了。但是我也是个认死理的主，他并非本中队干部，却到处指手划脚，甚至动辄打骂犯人，对此我早就看不惯了。说实话，我也很害怕挨打，但是也没有顺着他的意思乖乖站到桐树下，而且嘴里学小声嘀咕道：“又不是五中队干部，凭咐管我？”

老实说，我的声音很小，但仍被刘听到了，他命两名犯人将我挟持到值班室，听候处理。

刘建平在犯人面前耍够威风后，志得意满回到值班室，坐定后将我叫了进去。我自知难逃毒打，进门后就连连认错：“刘队长，我不知道您……”

“肏你妈，我还没说话，谁让你说啦？”刘勃然大怒。

我只得闭口不言。

刘见我不吭声，睁着一双醉眼上下打量我。顺便提一句，刘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后闯进监区后朝犯人撒酒疯，当晚他也灌了不少马尿。这时候，刘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他脱去外套，只穿一条三角裤头，抓起办公桌上的警棍准备收拾我。见到这种架式，我有点害怕了，但仍想用言语打动他，逃脱一场劫难。我说：“刘队长，看在潘队长的面子，你饶了我吧！我是潘队长的朋友。”

潘队长就是帮我到法院托关系的中间人，在监狱属于那种比较吃得开，有一定名望，刘再二球，也会卖给他一点面子。中国人是个讲究面子的民族，如果在我抬出潘队长的大名后，刘仍然打了我，潘就会认为刘不给面子，二人心里将会结下疙瘩，甚至反目成仇。果然，刘听我说上面有潘队长罩着我，一时僵在那里，下不了手。在这紧在关头，五中队当晚的值班干部李新来闯了进来，从刘手中接过警棍，朝我劈头盖脸打来，边打嘴里还喷出一串串污言秽语：“妈的屄，我没见过这么狂的犯人，我打的就是潘队长的关系。”

李新来是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新人，初闻潘队长大名，不吃我这套。潘队长镇不住你，监狱长的面子你总得给吧！我一边躲闪他胡乱挥舞的棍子，一边喊叫道：“李队长你不要找我，我是一名政治犯，姚监狱长都对我客客气气的。”

我当时也是被逼急了，这句话实在太欠考虑了，甚至有点挑战的味道。当晚就是这句话为我惹来杀身大祸，刘建家伙闻言大怒，狂叫道：“狗肏的你是什么东西，抬出监狱长吓唬人。你是什么政治犯？反革命！反革命罪加一等，人民警察收拾的就是你这号东西，打死你象掐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

骂毕，刘建平挥舞着警棍杀气腾腾地朝我扑来。事已至此，我也顾不上害怕了，也不顾一切地朝他扑过去，想夺下他手中的的凶器。刘建平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敢于反抗的犯人，见我不退反进，吓得倒退半步，但我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那根沾满犯人鲜血的黑棍子，双臂叫劲往后拉。我们正僵持不下时，门外扑进来四条膀大腰圆的犯人，将我按倒在地。得到外援的刘建平又恢复了往日的凶相，复仇般抡圆了棍子打了我几十下，我浑身上下被打得皮开肉绽，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皮肤，痛得我哭爹喊娘。一开始我还破口大骂：“刘建平，我肏你妈！”到后来，我已被打得完全不能动弹了，甚至也没有力气骂人了。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二次被狱警打得死去活来。刚进看守时，因为与同号子的犯人斗殴，被看守打得屁股开花。但那次挨打毕竟属于例行处罚，施刑人只是照着屁股打，而且也没有下全力，虽然很痛，但并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刘建平却恨不得乱棍将我打死，每一棍都是使尽全力朝我的致命之处招呼。几个穷凶极恶的犯人压住我的四肢，我完全不能动弹。这几个帮凶是：赵坚、赵立峰、黄红军、谢世杰，我发誓，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会出应有的代价。

赵立峰、黄红军将已经半死不活的我架起来，累得气喘嘘嘘的刘建平仍觉得不解恨，照着我的面门一个直拳砸了过来，我已经没有力气躲过这记凶狠的拳头，两颗牙齿当即被砸飞。刘建平得意地狞笑道：“妈的屄，我叫你再骂。”然后，他令二人将我架到院中，用两副铐子铐在一棵一抱多粗的的大桐树上。我整个身体紧紧贴在树干上，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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