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谈谈我在禁闭室的情况。我是立秋的第二天关进禁闭室的，民谚云：秋后还有二十四个火老虎。说的就是立秋后，还有一段异常闷热的天气。前面我已经谈过禁闭室的特殊构造，那就是一个免费的桑拿房，我被抬进去时，只感觉“轰”地一声，好象自己成了一条鱼，被人放进了蒸笼上蒸。最难受的是三顿饭，一顿饭下来，如同洗了一次蒸气浴，脚下留下一滩汗水。带盐的汗水浸在伤口上，犹如千百只蚂蚁在身上爬，痒痒的，很难受。奇怪的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我身上的伤口竟很快愈痊了，以致调查组找我了解情况时，我被刘建平打得遍体鳞伤的身体，竟然没有留下多少明显的痕迹。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对我还是对刘建平的帮助，我宁愿伤痕累累，也不愿刘建平逃脱正义的处罚。

刚进禁闭室时，一个我认识的犯人看我身上的衣服实在脏得不象话了，好心拿了一套衣服给换上。但我很快发现，在禁闭室里穿上一套整齐的衣服，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很受罪。禁闭室的门关上不到两分钟，身上的汗水像泉水一样冒出来，衣服和裤子完全湿透，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很不舒服。第二天，我索性脱掉长裤，由于戴着铐子，汗衫仍然穿在身上。去掉铐子后，连汗衫也脱掉了，浑身上下只剩一条三角裤头。就是这么一点布片，沾在档里也很不好受，干脆连最后一片遮羞布也一把扯了下来，反正号子里除了我一个人，连鬼影子也看不到一个。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躺在水泥地板上，试图让自己凉快一点，但地板上很快就会留下一滩水。顺便提一句，禁闭室里是没有床的，就直接躺在地板上睡觉，不少人关一次禁闭就会落下腰疼病，我也同样如此。

禁闭室不供应开水，只在饭后给一勺水，既用来洗碗，也是惟一的饮用水。其他时间，只能求看管禁闭室的犯人发善心，要是他心情的好的话，也许会到水龙头上帮你接半碗自来水。我活了三十岁，第一次懂得了水的珍贵，当你口渴如焚时，你会倾其所有，只为换一碗水喝。为了喝一口水，我向人求情，说软话，那是我活得最低三下四的一段时间。

按照《监狱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罪犯严重违犯监规纪律，可以处7—15天禁闭。我进禁闭室第一天，就开始计算时间，7天后没有动静，只能等15天的最后期限。我8月8日进去，15天后就是8月22日。22日早晨，我提醒看管人员我的禁闭期限已到期，他说已经通知中队接人。但是一直等到晚上，没人来接。第二天禁闭室的犯人组长亲自到五中队通知接人，中队值班干部借口礼拜六走不开，说星期一再来接。但星期一是中队接见日，没人来接，我只能等待。26日，仍然没有人来，我明白中队根本无意接我出去，他们甚至巴不得我死在禁闭室才好，一怒之下宣布绝食。我宣布绝食的第三天下午，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姚精华找我谈话，他质问我：“胡亚明，你知不知道绝食是一种对抗改造的行为？”

“姚监狱长，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根据《监狱法》规定，罪犯的禁闭期限最长不超过15天，我已经超期关押6天，你怎么解释？”我反问他。

“因为你的事情没有最后调查清楚，因此暂时将你看管起来，便于调查。”他说。

“姚监狱长，你也是精通法律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听说过有将受害人关起来调查的吗？禁闭室乃狱中之狱，我认为自己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我怒气冲冲地说。

“你要是对关押禁闭有意见，我向你道歉。当初你们中队汇报说你顶撞干部，而且自杀，我没有深入了解就批准了禁闭，这是我的错。”他很真诚地说。

“不，你没有错，你作为主管全监改造的监狱长，不可能对下面的事情十分了解。中队向你汇报一件如此严重的违纪事件，你不批准禁闭才是错的。即使事后发现禁闭不当，为了维护你的权威，也应该将错就错。但是，你批的是15天，我却被关了整整21天，你对此怎么解释？”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怪过姚精华，我对他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与我们干部的执法水平有关。”
“这么说，是中队拒不接我了。”我早已意识到这点了。但是他们什么要同我一个犯人过不去呢？这却让我始终想不明白。

“我已对你们中队的干部提出批评。”他等于承认是中队干部从中捣鬼，“我现在就宣布解除你的禁闭，立即送回中队。”

我的劫难终于结束了，但我还未失去冷静，我向姚提出早已想好的要求：“姚监狱长，鉴于这种情况，我回到中队后肯定会遭到迫害，为了我的生命安全，请你为我换一个中队。”

他沉吟片刻后说：“你的要求我将汇报给张监狱长，我们研究后再告诉你决定。”

禁闭室的干部将我送回中队后，我万万没有想到竟遭到中队指导员王福祥的刁难。王福祥调到五中队主政时，曾有人托他照顾我，我长期装病不出工，他睁只眼闭只眼，从来没有过问过。因此，虽然我对他的品行和能力都有看法，但是仍将他当作“自己人”。我被关禁闭那天，未见其露面，因此认定禁闭申请表是中队长李红兵填的，我在禁闭室天天骂李红兵。回到中队后搞清楚，填禁闭申请表的竟是所谓的“关系”王福祥，他甚至连禁闭原因都没看就签上了大名。后来，禁闭室多次催中队接人，又是他从作埂，不让人去接。我已经回到中队后，他仍然拒不接受，说什么要向姚监狱长请示。姚监狱长在电话里将他狠剋了一顿后，他才极不情愿地同禁闭室干部办理了交接手续。他将我叫进办公室，想对我施加一点压力。李新来、同怀洲两个恶棍也在办公室里。

“胡亚明，你回来后，中队的各项活动都要参加，这是姚监狱长的指示。”王福祥满脸晦气，有气无力地说。

姚监狱长的指示？你他妈的好歹也是一个中队的最高领导，对一个犯人用得着抬出什么监狱长的指示吗？我内心里严重鄙视他，同时也对他充满深切的同情，做人到了这样的地步也太他妈的失败了。而且，以我对姚的了解，他根本就不会下这样婆婆妈妈的指示，一个犯人该干什么，那是你中队的事，他一个监狱长会管那么细吗？王福祥很显然是假传“圣旨”，我才不理他那一套，因此很不礼貌的语气问：“你说的各项活动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麻烦你说详细一点。”

“我指的是中队开大会、三课学习、看电影、生产劳动等各项活动你都必须参加。”

“你说的前两项活动我一直都是参加的，至于看电影，一年放不了一次，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参加劳动，因为身体有病，这你也是知道的。”在禁闭室受了二十多天的非人折磨，我的身体很虚，只说了几句话就上气不接下气。王福祥虽然想找我的茬，一是他本来就是软弱无能的人，再加上看到我这副样子，也不好逼得太狠。我不是温室中长出的禾苗，但是禁闭室那样的恶劣环境却是平生第一次经历，再加上心情抑郁，我的身体迅速垮了。进禁闭室前，我的体重69公斤，出来后只有55公斤了，整整掉了28斤肉，刚好一天一斤。

“我们知道你身体有病，你也不是那种干活的人。但干不了重的可以干轻的，比如当副工、捡垃圾都可以嘛！”同怀洲又在一旁煽风点火。我已认清他的本来面目，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尔后，再没有人说话，王福祥低垂着头，我则望着天花板。如果不是他坐着，我站着，而且我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单从表情上看，一定会认为我是干部，而他是受审的犯人。

“你还有什么事？”过了很久，王福祥抬起头，用一种低缓的语气问我。那一刻，我觉得他不仅软弱，也很可怜，甚至有点同情他。我想，也许王福祥本人并无害我之心，只是被逼无奈而已。

“没事了。”我毫无表情地回答。

“那你先回分队去。”

回到分队后，我准备应付随时可能找上门来的麻烦。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人要我出工，也没人让我参加中队的任何活动，我仿佛被人遗忘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在中队院子里到处溜达，却没有人管我。一个多星期后，中队对生产劳动人员进行调整，将不能干活的老弱病残集中到一个分队，我是这个分队惟一的年青人。对王福祥这种先硬后软的作法，我感到迷惑不解。事后我才了解到，由于我出事时正值江泽民访美前夕，预计将邀请克林顿正式访问中国，这两件事对当时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的中国，都是很重要的外交大事，监狱很怕我将挨打的事情捅到国际上去，如果那样将会授人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把柄，因此特别指示不要对我采取任何过激行为。其实他们太过虑了，我一个无名小卒，美国政府怎么会为此区区小事挑起争端，破坏日益密切的中美关系呢？

中队虽然没再找我的麻烦，但我却对他们横竖都看不顺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王福祥把持下的五中队，纯粹就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安民。当然，对王福祥不满的不只我一个人，监狱领导也对他非常不满，我出事不久，王福祥就被调出了五中队。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更令我不满的是，五中队近三百号犯人，一个都象丧了家的走狗，除了摇尾乞怜，连狂吠两声的勇气都没有了。管教干部对他们非打即骂，每天天不亮就被人驱赶牲口一样赶进工房，晚上十一、二点才放回来。对这些明显的违法行为，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如果不是我奋起反抗刘建平的暴行，这头畜牲不知还要残害多少人。然而我从禁闭室出来后，非但没有人感激我作出的牺牲，反而象躲瘟神似地躲着我，生怕沾上我身上的晦气。他们甚至在背后议论说，如果胡亚明低低头，说两句好话，又怎么会遭受一场不必要的毒打呢？这是他妈的什么混蛋逻辑，明明是刘建平违法在先，现在却成了我的不是了。这就象一个女人被歹徒强奸了，人们不去谴责歹徒的暴行，却反而指责被害妇女不该长得太漂亮，以致引诱他人犯罪。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混蛋逻辑真的是太多了。我胡亚明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也不是所谓椽子硬的闲人，我只想活得稍微有骨气一点。我不跪着求生，但是如果蹲着能够活下来，我就不会选择站着去死。说真的，我从来没想过做英雄。8月7日晚的表现，顶多算得上一条狗熊而已。但是同那些苟且偷生的乌龟、王八蛋难友比起来，我显然比他们勇敢千倍、万倍。

我必须逃出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不然我会发疯的。于是我开始生病，然后住进了医院。这次住院，惊动了监狱最高当局，姚监狱长亲自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我住院的原因。他害怕我声称的被刘建平打得内脏出血的事情是真的，指示医院不能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本人。其实，我是因为内痔出血而住院的，姚某人虚惊一场。从这件事我窥出他们的内心其实十分虚弱，因此在以后的斗争中，我总是虚张声势，声称如果他们对我太过份了，我出去后定将狱中所见所闻公诸于世。我这种张弓待发的战术，一方面招致了他们更加严格地监控我，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满足我提出的一些小要求。于是，我住院竟使姚精华等监狱领导很不安，他们既不能将我从医院赶出去，又害怕疏于防范，一不小心我就把消息捅出去了。虽然是狱中医院，毕竟也是治病救人的地方，管理比较松散，我有很多机会请人捎信到外面。然而，我寻求外界帮助的一系列努力失败后，我对外面的几个所谓的朋友已经彻底失望了，我不想继续再干没有任何意义的蠢事。

父母劝我息事宁人，给妹妹的信得不到回响，杨海、高军生对我置之不理，茫茫人海，谁是我真心的朋友，能够给予我一点点帮助呢？我甚至幻想有个行侠仗义的奇女子代我申冤报复，那么，无论这个女子是妍是媸，我都将娶她为妻，爱她一辈子。如果我的之蕾仍然活着，她是否也会弃我不顾呢？

之蕾：可怜的亚明，将你的痛苦说给我听。

亚明：我要杀了刘建平那头畜牲。

之蕾：赏罚在主主必报应，行善的得善报，行恶的得恶报，不要为这件事费劲。

亚明：不剥刘贼之皮，生啖刘贼之肉，我寝食难安。之蕾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做梦都只想到报仇。

之蕾：亚明，你已被仇恨遮住了智慧的眼睛，你要做的事还很多，岂能为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毁了你的前程？

亚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成为一名杀手。

之蕾：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亚明，你的苦难是主对你的考验。

亚明：我不敢反抗主的旨意，然而他还要考验我到几时呢？难道我痛苦的呻吟，竟不能上达圣听？

之蕾：主拯救罪人，也拯救真爱他的人。亚明，你必蒙主的恩宠，得主的道。阿门！

亚明：之蕾，我宁可被主弃绝，也要快意恩仇。

之蕾：亚明，快闭上嘴，不要说出亵渎神灵的话。愿我主耶稣的恩常在你心里。阿门！

亚明：你念再多的经也没用，如果上帝真是公正的，为会不去惩罚那些恶人，而要让我承受如此多的折磨？让你的上帝见鬼去吧！请给我一只大口径手枪，只有它才是惩恶扬善的上帝。

之蕾：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亚明，人间所有的善恶都逃不脱主的慧眼，当末日来临时，我们都将站在主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姚精华算得上我的“知己”。当所有人都以为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将逐渐淡忘刘建平殴打我一事，至少不会象当初那样情绪激动和满怀愤恨。姚精华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我决不会轻易饶过刘建平，作为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他只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同监狱的管理联系到一起。97年10月26日，姚到医院找我谈话，明确向我提出了这一点。

他说：“胡亚明，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你宽大为怀，不要总是怀恨在心，愤愤不平。”

“姚监狱长，我自认为心胸不是很狭隘，也能宽大待人。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刘建平加诸我的侮辱，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如果我违反了监规，中队干部按规定对我进行处理，甚至将我暴打一顿，我都无话可说，但是他刘建平平白无故将我打一顿，这算什么？还有，如果有人百般凌辱你后，还要强迫你辱骂自己的母亲，你会怎么样呢？”我问他。

“我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回答很坦率。

“姚监狱长，你很坦率，我也坦白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刘建平。”

“我已经想到这点，我也不可能阻止你将来可能要做的事情。我只想提醒你，这件事出来后，张监狱长和我都很重视，组成了规格很高的联合调查组，对于刘建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希望你不要将个别干部犯的错误划到监狱帐上，你在控告信中提出要享受与普通刑事犯同等待遇。我明白告诉你，监狱从来没有对你这类罪犯有过任何歧视性规定，你们同别的罪犯一样享有奖励、减刑、保外就医的权利，关于这一点，你可能有点误会。监狱依法行使对罪犯的管理教育，法律并不承认政治犯的存在，因此你在我们眼里与其他罪犯完全一样，我们不可能再为你们专门制定一套管理办法。”姚滔滔不绝地说，他的口才在监领导里是一流的。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与你争论，因为有些问题，是永远也说不清的。监狱这次对这件事确实很重视，对此我非常感激。不过，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而且处理也很不公正。刘建平毫发无损，我却在禁闭室受了二十多天的罪。”一想到刘贼仍然穿着一身用来吓唬人的老虎皮，我就愤愤不平。

“我们是根据调查结论进行处理的，再说，我们也得给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嘛！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干部犯一点小错误就开除公职，谁来干工作呢？你现在的情绪还很激动，等冷静下来就不会如此偏激了。”

“我偏激？如果你遭受了洋白之冤，你能冷静下来吗？‘文革’中那些受迫害的老干部，不但他们自己不能冷静下来，他们的儿女提起爹娘的苦难，也是愤愤不平呢！”我心里想，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事情没落到自己头上，谁都会唱高调。如果换一下角色，我的调门一定比你还高。

我同姚的谈话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融洽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话题，我们还谈到文学、法制建设、经济管理，姚甚至还对几个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姚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他在不少问题上都有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我感觉如果他不是老在扮演监狱长的角色，其实也是一个满不错的人。通过这次谈话，姚对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胡亚明，你很聪明，也可以说很有心计，知识面也很广，象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多了，我希望有机会同你进行更广泛的交流。”

这次谈话的几天后，即10月30日晚饭后，赵延军被狱政科禁闭审查，我立即意识到向外私发信件的事暴露了。我从禁闭室出来后，用第三称的口气写了份材料，请延军抄写了两份，分别发给杨海和高军生。我不清楚哪个环节出了事，但既已追到赵延军头上，下一个就会轮到我了。我连夜找到主治医生，要求出院。第二天，我回到了十中队。11月1日，姚监狱长同狱政科一位姓卜的干事前来询问关于给高军生写信的事。姚坦率地告诉我写给高军生的信被安全局截获了，安全局已经派员到监狱了解情况。赵延军已承认信是我起草，他誉抄的。姚说从信的内容及文风上分析，赵延军说的是实情。他找我只是要证实一下赵延军的话，监狱毫无追究和处理的意思。私发信件固然为监规纪律所不许，但毕竟我有难言的苦衷。对姚的真实意图我搞不清楚，他的话我更不敢相信，因此矢口否认同什么信件有关。姚的耐心也真好，同我磨了六、七个小时的嘴皮，我还是尊口难开。

第二天，卜干事和陈干事将我叫到禁闭室，威胁说要么承认私发信件，要么进禁闭室反省。我二话没说，立即就向往禁闭室走，反而弄得他二人手脚无措。哼！我的余刑不足一年，我一硬到底，你们还敢到期不放人？就这样，从禁闭室出来68天后，我第二次被关了进去。如果说夏天的禁闭室是蒸笼，冬天的则是冰窖，人一进去，立即被一团冷气包裹着，穿再多的衣服也抵御不住浸入骨髓的寒冷。不过，这次的心境同前次大不相同，上一次有种被迫害和侮辱的感觉，这一次我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蔑视和嘲弄。11月4日，狱政科科长朱进到禁闭室看我，再次表示监狱不会为这件事处理我，甚至无意关我的禁闭，只要承认信是我写的，立即放人，同时对赵延军也是一种解脱。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太自私了，如果我一直硬挺着，延军岂不要跟着吃苦受累，他在整个事件中是无辜的。我决定承认，即使他们给我加刑也不在乎，只要延军得以解脱，但我要将这个面子卖给姚精华。

次日，姚来到禁闭室，我说那封信与赵延军无关，是我写的。姚问第二封信的下落，我说烧掉了，他也没再追问，立即宣布解除我的禁闭。姚没有食言，替我受罪的赵延军随后也被放了出来。

私自传递信件属于重大违纪行为，延军和我被关进禁闭室时，犯人私下传言我们可能被加刑，最后却不了了之。纵观监狱处理此事的全过程，感觉相当诡吊。安全局刚将信件转到监狱时，监狱当成重大事件处理，通过对笔迹，从几百名犯人中初步认定信是由赵延军写的。将赵延军抓出后，一开始确实准备重处，但是当事情牵涉到我头上后，监狱却只要我承认信确实是我写的，保证不追究我和赵延军的任何责任。后来，监狱也遵守了这个承诺，不仅我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赵延军也在当年获得两年减刑。按照常理，关押禁闭后，两年之内不可能获得减刑。监狱的前后态度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迷。

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但我宁愿一贫如洗，也不要这样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