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和杨海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都截然不同，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们思想上的分歧逐渐暴露出来。杨海深受传统道德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理念，他做事循规蹈矩，力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我的性格十分反叛，传统道德对我没有任何约束力，西方哲学思想也对我没有影响，在我读的众多书籍中，只有两本在我思想上引起共鸣，一本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另一本是李宗吾的《厚黑学》。我行事做人一向不守常规、离经叛道，我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就不要去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我胡亚明不是民主斗士吗？将民主斗士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多关一天民主事业就多一份损失，如果能够用金钱缩短我的刑期，我就不要管是拿钱行贿还是搞其它幕后交易。但是杨海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我们所作的同共产党本质的区别，说穿了共产党只是一个巨大的帮会组织，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帮中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此在革命过程中如果有兄弟失手入狱，帮中老大就不惜出巨资将其买出来。如果这个兄弟骨头软，成了“叛徒”，老大就会派杀手将其干掉。共产党的这些作法同黑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完全没有两样。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同共产党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争民主、自由，不是为了个人当官享乐，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推翻某个政权，我们追求整个社会的进步，谋的是全社会的福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献身精神，坦然面对共产党的迫害和监狱。当然，我们允许每个具体的人软弱和退缩，没人派杀手干掉暂时软弱的人。说到底，追求民主和自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我们决不会强迫每个人将自己的终身献出。强迫一个人信仰一种主义，既违背民主的基本精神，也是很不人道的。

“亚明，坐牢的艰辛我懂，如果有可能，我宁愿代替你坐牢。”95年12月28日接见时，杨海情绪激动地对我说，“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件事完全违反了我的处事原则，想起这样的事我就无比厌恶，我又怎么会亲自去做呢？请你谅解！”

“算了！你是君子，我是小人，行了吧？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我本来就不应该让你干这样的事。”我有点任性地说，“不过，我确实不想放弃这次机会，请你通知我的家人，让他们给我送五千元钱来。”

“亚明，这不是钱的事。”杨海以为我误会他的意思了。

“我懂。你让我家人来一趟，其他事就不用你。我想，这不违反你的处事原则吧？”

我们的争吵，暴露了双方思想观念的不同。我不赞成杨海的过分理想化，但是我尊重杨海的人格和他追求的理想，我在日记中曾这样自责自己：“胡亚明，你太自私了，你卑鄙，不能也让他人卑鄙啊！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杨海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污泥中的荷花，高风亮节，一尘不染，这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我们应该关爱他，保护他。如果一个民族全是你胡亚明这样的人，那还有什么希望呢？胡亚明呀，你已被卑鄙玷污，你就彻底腐烂吧！再不要支污染一个纯洁的灵魂。”

杨海回去后，写了诗送给我。尽管我身上已染了太多的坏习气，他仍欲最后挽救我。

独白.梦

—赠挚友胡亚明

白天的梦并未结束
黑夜的寒风中
我并不孤独

或许我的明天
依然
我的梦
却永不中断

我为我的梦
而感动

天不是永远的蓝
梦却永远

杨海也许不是很好的诗人，但他诗中表达的那份执著的追求，却让人深深感动。在杨海面前，我的灵魂总显得那么猥琐，他是我道德上的批判者。读了他的诗后，我给他写了封长信，谈了自己的感想和认识。我说，其实我对腐败行为也是深恶痛绝的，腐败确实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国家和人民造面了巨大的损失。就以监狱为例，那些有权有势的，盗卖国家财产发了横财，一台几十万元的锅炉也敢盗卖。有个中队的中队长，将该中队保管的钢材盗卖了，还将犯人对外加工所挣的钱全部据为已有，事发后只是撤消中队长的职务，照样担任管教干部。以盗窃犯和贪污犯管教犯人，还能指望犯人改过自新，重新走上正道么？还有的干警利用手中批减刑的权利，向犯人索要钱财，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这封信落到了安全局手里，最后又转到监狱。我信上列举的事例虽然都是事实，却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他们将我贬到那个中队长盗卖钢材的中队，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从小报编辑室相对舒适的环境调到一个管理混乱、干活繁重、干部贪赃枉法的中队，我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腐败现象也有了切肤之痛的认识。我很想再与杨海作一次长谈，谈不到一块争吵一场也可以。但是连着几个月杨海都没来，我也不能再给他写信。因为调出小报编辑室时，帮我传递信件的一名监狱职工也受到了处罚，再没有人敢帮我传递信件了。96年5月28日，高军生和孙继宏前来探视我，他们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杨海岳父四月份乘电梯时，电梯突然失控下坠，不幸遇难。乍闻噩耗，我半晌无语。虽然人生无常，但听到朋友的亲人作了隔世之人，不禁悲从中来。回到中队后，我撰写了一副挽联寄给杨海，请他焚于王老伯遗像前，略表我的哀思。联曰：

含笑登天，风范长存，德泽后世子孙；
立志报国，勋业永在，才追前代贤哲。

杨海是我狱中这些年来，惟一引为知己的朋友。我仍然对他的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为人率真，对理想执著追求，这就够了。一辈子能碰到一个真的人，这是正在堕落的胡亚明的福份，如果没有杨海的道德感召，我可能会沦落为最卑鄙、下流的人。

我坐牢期间，真诚地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还有蔡宇、余立新夫妇和胡小霖等。蔡、胡与我是同班同学，大三时，蔡宇作我的副手，担任副班长，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余立新是同年级校友，大二时即与蔡宇相爱，同我也比较熟悉。我在砖厂短暂关押期间，夫妇二人月月前来看我，给我送钱送物，我倍感温馨。转到渭南监狱后，蔡宇仍时常给我来信，还给我邮寄过东西，那时候，我对前途一点也看不到希望，对蔡宇的关心虽然很感动，却也不想给她增添太多的麻烦，因此狠着心不给她回信，让时间冲淡我们之间那份浓浓的同学情。

胡小霖是位小巧玲珑的女孩，笑起来很甜。也许大家都姓胡，我对她始终怀着一份亲近的兄妹之情，常常亲热地叫她“小玲子“（上大学时，她叫晓玲，后来才改名小霖的）。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报考中文系研究生，可能与她一直梦想成为作家有关吧！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了我的通讯地址，给我来了封很温馨的信。

亚明：

好久没有联系了，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非常想念你，很想知道你的近况。在那里，生活还习惯吗？

方老师告诉我你的地址，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忽然觉得我们大家离得很近，好像还是过去的时光，在大学里，单纯、快乐、无拘无束，还有许多浪漫，真像是天堂。一晃三年过去了，也许你已经知道，很多同学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窝，还有许多同学正处在甜蜜的恋爱中；三年不长，但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是吗？

说起来，你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那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要不是你大清早起来及时送我去医院，帮我联系住院、借钱，既便只是阑尾炎，也会要命的。现在想起来，出院的，对你似乎没表示什么感谢，太不应该了。也许是太不成熟，根本不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也许因为当时心情很坏，想不起来该做什么。大班长，还望你海涵。

可能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当年你叫我有一个很亲切的名字，那时不觉得什么 ，可现在想起便有隐隐的感动，大概人人都喜欢怀旧，过去总是很美好的。

毕业后，我在医科大学教了两年书。说来惭愧，两年中总共只上了十二节课。教研室主任有意栽培我，不给我排课，给我许多空余时间复习功课。两年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方向是诗论（诗学史）。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到了北京了。不管研究生是否吃得开，不管专业是否在发展前途，我还是挺高兴的。北京很大，天又高又蓝，总令人心旷神怡。在这儿，偶尔可以见到方老师，他说我比以前精神多了。以前我是什么样的，我自己一点都不清楚，是不是总没精打彩，愁眉苦脸的？

三年的六分之一已经过去，真怕再虚度了光阴，见了老同学不好交待。

还盼你多来信，谈谈你的情况。需要什么，尽管写信，我一定尽力而为。北京的书很多，我们又是读书人，也许最好的东西就是书了。需要哪方面的，只要能买到，我会给你寄去的。

祝

早日到北京来！

小霖

93年3月8日

偶然地，一个陌生把我的名字写成了这两个字，我忽然了现很好，于是欣然接受。

小霖的来信，唤起了我深埋于心的最后一丝温情。是啊，过去的一切总是很美好的，我们年轻、单纯、快乐，大学几年的生活，真的赛似天堂。那个叫“小玲子”的爱笑的女孩，有一天突然生病，宿舍里一大群女孩急得团团转。她们想起了一位叫胡亚明的班长，于是将我叫上楼。看到蜷缩在床上小玲子的可怜相，我二话没说，抱起她就往校医院跑。值班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要求紧急送到省医院动手术，我又背起她往省医院跑。安排好病房，动了手术，我心头的石头也就落了地。她出院后，没有对我特别表示感谢，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一切本该如此嘛！我们是同学，也是兄妹，如果妹妹对哥哥所作的一切都深表感谢的话，岂不显得生疏了？于是我给她回信说：“我是你的大哥哥，你的大班长，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们就这样有一封没一封地开始了通信，也许困境中的我太需要关爱了，我字里行间流露出越来越浓的柔情，小霖很可能害怕了，她再也不给我写信了。她的消失，就象她的出现一样突然，我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那些勾起我甜蜜回忆的来信，只是梦中那位叫胡小霖的女孩写给我的，她与大学时“小玲子”没有任何关系。

从此，我的梦里，又多了一位女孩，她的名字叫胡小霖。我为她写了首《梦中女孩》，但是却永远没有发出，只是留给自己品读。

想你的时候
就写几句自己念得懂的小诗
慰藉我寂寞的心
虽然算不上清新雅致
却是我真实情感的流露

想说爱你
却没有表白的勇气
只怕你脆弱的情感
经不起突然而至的袭击

也许，爱不需要说出
也许，爱也不需要拥有
只要彼此的心灵
留下一份自由交流的空间
我的心就不会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