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当国际自行车联合会（UCI）宣布接纳美国反兴奋剂协会于10日提交的202页详细报告作为证据，剥夺阿姆斯特朗拥有的七项环法赛事冠军头衔。世界自行车联盟主席帕特·麦奎德在记者招待会上冷酷无情地表示：“兰斯·阿姆斯特朗在这项运动中已经没有立足之地，被遗忘是他最应得的下场。”随着赞助商、光环，甚至一手创立的“livingstrong”慈善组织的相继离去，阿姆斯特朗的精神疼痛似乎已经超越了他所能承受的地步。

东窗事发

2009年10月，我曾在纽约SOHO区Deitch Projects画廊旨在为“Livestrong”抗癌基金会募捐的全球慈善艺术展上见过一次兰斯·阿姆斯特朗，他的打扮似乎始终不变，用一件蓝色夹克外套罩着淡黄色的环法纪念T恤，手腕上戴着标有Livestrong字样的癌症基金会宣传手环，一双锐利的灰蓝色眼睛里总是透露着某种倔强和精明。他回答问题的音调冷静、平淡，言简意赅，他告诉我们，他仅是个幸运的癌症幸存者，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公众眼里总是面无表情、永远拼命骑自行车的家伙。曾三夺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美国传奇自行车选手格雷格·莱蒙德在阿姆斯特朗于2001年蝉联三届环法比赛冠军之后说：“如果兰斯是清白的，这是体育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出。如果他不是，这将是最大的骗局。”

“毫无疑问，这是史上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集体运动禁药案。”美国反兴奋剂协会公关部负责人安妮·斯金纳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我们，“利用车队经理、医护人员和队友，阿姆斯特朗编织了一张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网来保护自己，他的错误包括使用、运输违禁药物，以及协助车队对赛事主办方和国际反兴奋剂委员会掩盖真相。”

在阿姆斯特朗庞大的涉药同谋团队中，幕后推手的关键人物是一位神秘的意大利私人医生米歇尔·费拉里，许多环法赛知名车手都是他的长期客户，盛赞其是“逃避药检阳性的大师”。他一手制订了阿姆斯特朗的禁药服用与药检规避方案。根据美国反兴奋剂协会提供的资料，在1996至2006年，阿姆斯特朗向这位私人医生支付了超过100万美元的酬劳。

如果说费拉里是蛊惑阿姆斯特朗沉溺禁药的梅菲斯特，那么美国邮政车队总经理约翰·布鲁内尔（Johan Bruyneel）则是阿姆斯特朗禁药丑闻中的伊阿古。1998年担任经理后，布鲁内尔就力主路易斯·加西亚·莫罗加盟车队，担任队医。在1999年被美国邮政车队雇用前，莫罗是瓦伦西亚一家运动医学诊所的执业大夫，被其运动员昵称为“黑猫”。两人一起竭力劝说青年车手服用禁药以提高成绩，曾为阿斯塔那车队一员的车手范德·瓦尔德在美国反兴奋剂协会调查时作证说，莫罗促使车手服药已经到了几乎狂热的程度：“只要你在训练中出现疲劳或其他任何症状，莫罗都会拿着注射器出现，而无论他为你注射什么，他都坚称那是维生素。”

在布鲁内尔的授意下，美国邮政车队的医疗人员还为车手们大肆开出形形色色的假处方，以便他们能购买到可的松等富含激素的药物。“需要说明的是，阿姆斯特朗在这场阴谋中并非是一个消极的共谋或者知情者。作为车队首席明星车手的兰斯对于队友掌有生杀大权，可以授意车队管理层随意开除那些在禁药服用上表示疑虑和反对的选手和工作人员。”美国反兴奋剂协会（USADA）首席顾问威廉·伯克说。根据证词显示，2002年，在西班牙城市赫罗纳的一次车队集会上，阿姆斯特朗就公开表示，为了车队成绩，大家都应该接受禁药注射，那些不服从的家伙应该“立即滚出”。

“阿姆斯特朗依赖的违法药物非常多，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睾丸激素、合成类固醇和自体输血。”斯金纳告诉我们，促红细胞生成素这种合成激素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由阿目金和强生公司成功研发，原本旨在增强贫血症病人抵抗力，然而它甫一问世，就迅速被运动员视为能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为超人的“液体黄金”。在USADA的报告中，这种药物在环法赛顶级车手圈子中的滥用，已经如同“向邻居借一勺糖”一般普遍。阿姆斯特朗的前队友、传奇美国车手乔治·辛卡皮在证词中表示，阿姆斯特朗至少在2001到2005年，都在环法赛事中坚持使用自体输血以提高成绩，自己也在2005年环法赛事期间两度央求后者为自己提供EPO。

2000年6月，阿姆斯特朗和两名美国邮政车队的队友飞往瓦伦西亚，在一家酒店里，两名私人医生从三名车手的血管中抽出血液，放入密封的塑料血袋，在经过离心层析后冷藏，然后在7月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事期间，兰斯和他的队友们在选手驻地，将这些血液重新注射入自己体内，以便提高血红细胞指数和血液携氧能力。这是阿姆斯特朗有可靠证据证明的首次自体输血，这种被国际自行车联合会明令禁止的行为使得阿姆斯特朗在艰难的第20赛段，位于普罗旺斯附近的旺度山（Mont Ventoux.）地区的比赛中表现神勇，一路领先。

猫鼠游戏

“我坚信自己的清白。”这是阿姆斯特朗在十余年职业生涯中，针对他服用违禁药品指控的标准答案，简洁，有力。他的经纪团队宣称，在长达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阿姆斯特朗顺利地通过了500次以上的药检，无一呈现违禁药物阳性，从而构筑了“阿姆斯特朗神话”最为坚实的基础。然而美国反兴奋剂组织表示，这一说法完全是夸大。“根据我们掌握的统计数字，国际自行车协会对阿姆斯特朗进行的药检次数大约是200次，而在其职业生涯中，USADA对他进行的药检次数更只有6次。”斯金纳告诉我们，然而在一般公众看来，即便是经过缩水的200次药检，对于一名有长期服药嫌疑的职业体育明星来说，也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其中的奥秘何在？

根据美国反兴奋剂协会的调查报告，在这场长达12年的猫鼠游戏中，阿姆斯特朗和美国邮政车队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赢家，他们煞费苦心，使用各种手段来掩盖真相，前队友汉密尔顿说：“有时逃避药检的方法简单得令人吃惊，比如躲，当环法比赛主办方的医疗检测人员来到你的驻地门口，不去应门就行了，反正只有3次无故缺席才会收到一次警告。”

在布鲁内尔和莫罗的安排下，邮政车队的车手们一般选择晚间进行禁药注射；2004年7月12日，年度环法自行车赛事的第九天赛程结束后，包括兰斯·阿姆斯特朗在内的全体美国邮政车队决定下榻在一座小旅馆，紧靠风光旖旎的圣莱昂纳德·诺比拉村。甫一进驻，车队工作人员就立刻忙碌起来，他们在大厅和走廊尽头都布置了眼线，并仔细检查了房间，用胶带粘住了所有能找到的空洞，以防有暗置摄像头。然后，车队选手两人一组轮流进入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客房内接受了自体输血，最终，所有冷藏血袋被队医和工作人员仔细剪碎，冲进了马桶下水道。如果UCI的药检工作人员来到驻地，那么车队成员会自发地通知那些刚服药的队友赶紧退出比赛以规避药检，不仅如此，美国邮政车队还在UCI以及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内部收买眼线，这些眼线会及时将药检时间与地点通知那些贿赂他们的车队管理人员。汉密尔顿表示，约翰·布鲁内尔似乎总是能预见即将到来的状况，从而使得所有车手有足够的时间来采取紧急预防措施，比如静脉点滴盐溶液来迅速降低体内的激素水平。根据美国反兴奋剂协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在2009年环法自行车赛期间，负责药检的法国反兴奋剂协会（AFLD）派遣的工作人员就抱怨，受到了几名UCI工作人员的恶意盘查，导致针对阿姆斯特朗所在的阿斯塔那车队的检查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几乎一小时。

在美国反兴奋剂协会提供的材料中，圣莱昂纳德·诺比拉村旅馆中的秘密行动并非2004年环法赛程中邮政车队唯一的一次车手集中自体输血，由于主办方的严密监视，美国邮政车队甚至在赛站之间的行程中安排输血。报告引用前邮政车队车手弗洛伊德·兰迪斯的证词说，车队大巴曾在公路上拐进一条废弃的岔路，布鲁内尔让司机下车，打开后部引擎盖假装处理故障，然后莫罗及其助手迅速拿出冷藏血包和简易静脉注射器，让车手三三两两躺在座位上接受输血，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一小时。

即便在比赛过程中，邮政车队也会雇佣专人，向车手递上灌有违禁药物的矿泉水瓶，通常会在瓶身上特意标出选手的名字和药物含量，前邮政车队选手乔纳森·沃特斯作证说，自己的水瓶上会标注“乔纳森——5×2”的字样，意为水中含有5瓶EPO，每瓶2000国际单位。2001年环法赛事中，沃特斯曾亲眼目睹阿姆斯特朗在宿舍内注射EPO，并揶揄他，建议一同撰写一本服用禁药的指导手册“给那些年轻孩子看看”。

为了应对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和国际自行车协会例行的“赛场外药检”，阿姆斯特朗及其车队则采取了隐瞒、谎报日常训练与旅行日程的方式。安妮·斯金纳向我们举例说，2010年3月24日，阿姆斯特朗向费拉里提交了一份未来两个月的详尽训练和比赛日程表，包括3次前往科罗拉多阿斯本的体能训练，以及4月底前往墨西哥参加Tour of Gila自行车赛，然而，在他向美国反兴奋剂协会提交的运动员个人日程表格中，以上行程均未提及，车王轻描淡写地宣称自己将待在德州奥斯汀的家中。 

由于药物检验技术发展的速度永远落后于药物开发技术，所以落网的不过是少数服用者，直到2005年，职业运动联盟与反兴奋剂机构尚无有效手段检测静脉注射兴奋剂，以及较新的合成人类生长激素，而微量睾丸激素和EPO的有效测试时间只有服用后的短短12小时，除非运动员被“抓现行”，否则无计可施。对于这一点，业务稔熟的费拉里当然心知肚明，他一开始就建议阿姆斯特朗和其他邮政车队选手直接采取静脉注射EPO，而非一般的皮下注射。

“如果选手利用静脉注射促红细胞生成素，那么他的血红细胞水平在国际自行车联合会规定的赛前红细胞比积测定中，可能仅仅比基准线高出50%左右，远远达不到警报触发标准。”USADA专家，澳大利亚国家运动生理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托弗·J.戈尔教授告诉我们，本属人体正常激素之一的睾丸激素由于难以测定，也是美国电信与探索车队选手所青睐的药物。兰蒂斯在证词中回忆说，布鲁内尔亲口告诉自己“睾丸激素没有什么可怕，赛后进行4个小时左右的体能与力量训练，坚持两三天，就能使激素水平降至正常”。同样，长期在低氧环境下进行体能训练，刺激人体自身血红蛋白素分泌功能的增长，也能够在血样“色卡”测试中蒙混过关，从而解释了为何美国邮政车队一向倾向于将训练营设在科罗拉多等纬度较高地区的原因。

今年6月，美国反兴奋剂协会终于拿到了9份阿姆斯特朗的血液样本，抽取日期为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另外，在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和国际自行车联盟的协助下，协会调取了29份抽取日期为2008年10月至2011年8月，同样来自车王本人的血液样本。戈尔教授在实验室中精心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了化验，研究显示，阿姆斯特朗血液中的网状红细胞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网状红细胞是一种人体自身制造、未充分发育的血红细胞，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测试者本人利用人工手段向体内添加了大量额外血红细胞。

另外，戈尔教授还细心侦测比对了阿姆斯特朗2009年环法自行车赛期间血样中的血浆比值。根据运动生物学家长期分析的结果，在长时间大运动量比赛后，运动员的血红细胞含量应当下降，从而引起相应的血浆比值增高，然而阿姆斯特朗的血液样本呈现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在比赛的前7天，阿姆斯特朗血液中的血红细胞含量持续上升，而血浆比值却不断下降。

“我们有充分证据肯定，1999年，阿姆斯特朗的首个环法自行车赛桂冠，就依赖于EPO、睾丸激素等违禁药物。”USADA首席顾问威廉·伯克告诉我们。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布鲁内尔的自传《我们一样可以赢》中，1999年美国邮政车队的第一个环法比赛冠军，完全归功于以阿姆斯特朗为首的车手们的汗水和自己殚精竭智的安排。布鲁内特骄傲地回忆说，在当年四五月份，他和阿姆斯特朗反复勘测了当年环法赛事的路线，尤其是最艰苦的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兰斯每天都要花费7～9个小时，孤独地在这些崎岖的比赛线路上往复骑行2～3次，除了在后援车上观察的我和偶尔一两个背包登山客，没有任何人陪伴孤独的兰斯。”

在这项漫长的魔鬼训练后半程，汉密尔顿和利文斯顿作为在阿姆斯特朗左右的亲密“护驾车手”也参与其中。早在年初，布鲁内尔指定这三名车手为电信车队旨在夺冠的“A字队”，然而这段正能量十足的煽情叙述却无意间透露这样一个事实，即“A字队”在1999年上半年的大部分训练是在远离其他队友的封闭环境中单独进行的，极为便利随队医师莫罗为他们注射违禁药物。早在当年3月米兰自行车拉力赛期间，阿姆斯特朗等人就在意大利与费拉里进行会面，后者承诺为阿姆斯特朗和队友进行更贴心的“个人训练与医疗计划定制”。当全体车队集体驻扎法国尼斯的时候，莫罗与助手贝贝·马蒂每天的任务除了正常医疗保障、体能检测，就是翻越边境，从西班牙赫罗纳向车队运送EPO。

汉密尔顿承认，在1999年7月3日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前的一周里，他和阿姆斯特朗、利文斯顿每天注射三到四次EPO，这些药物已经被莫罗医生预先放入一次性注射器中，然后由他本人将所有废弃注射器放入饮用过的可乐易拉罐，再包裹上垃圾袋运出车手驻地并丢弃。大剂量的“液体黄金”自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八站比赛后，阿姆斯特朗攀升至积分榜第一位，而在位于阿尔卑斯山海拔2035米的Sestriéres第九站比赛中，阿姆斯特朗更是创造了奇迹，他在落后的情况下，于上坡阶段一举超越了所有对手；在次日，被大多数选手视为畏途的阿尔普迪埃（L'Alped'Huez）“21连环发卡转弯”赛段中，阿姆斯特朗再次夺冠。

在布鲁内尔和阿姆斯特朗为车队的高歌猛进洋洋得意时，一件小小的插曲差点毁掉了阿姆斯特朗未来的七冠传奇：在一次临时药检中，阿姆斯特朗被查出可的松呈阳性，莫罗和布鲁内尔慌忙向主办方递交了一份日期被篡改过的病历，以证明兰斯当时患有严重的背部肌肉酸疼与痉挛，使用药物实为不得已——这个借口被UCI医疗与药检负责人轻易地接受了。

尽管如此，阿姆斯特朗和美国邮政车队的异军突起，顺理成章地引起了国际自行车联合会部分成员和媒体的关注，关于服用禁药的流言不胫而走。2000年环法赛期间，一名法国电视记者雨果·休伊特曾偷偷尾随莫罗和其他邮政车队工作人员，结果发现他们经常“鬼鬼祟祟地”从车手休息站溜出来，手里拿着黑色垃圾袋，在这些遗弃物中，休伊特发现了废弃的一次性注射器、血浆袋和细胞代谢增强药物“爱维治”的外包装。最终，法国警方进行了一次无关痛痒的调查，整件事情不了了之。

破冰

出乎意料的是，在阿姆斯特朗完美神像上凿出第一道裂痕的，却是一个相对不起眼的小人物——在2008年因禁药问题被终身禁赛、绰号“文身者”的退役车手凯尔·利奥格兰特（Kayle Leogrande）。凯尔与阿姆斯特朗的首次会面，是在加州奥哈伊，2005年加州自行车巡回赛上，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且唯一的会面最终导致了两人命运的紧密关联。

在2004年目睹阿姆斯特朗夺取了职业生涯中第六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后，已经27岁的利奥格兰特决定重拾这项他青少年时代最喜爱的运动，并重新成为一名签约职业车手。然而，这项运动已经在他退出的10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总经理迈克尔·博在内的许多车队管理人员和队友都不断地向他暗示，如果不依靠那些神秘的注射剂，休想染指任何奖项与荣誉，更惊人的是，那些人不无得意地告诉他，他的偶像兰斯也不例外。

2006年签约岩石车队后，EPO成了他须臾不可离的能量倍增秘方，“一开始感觉像轻度流感，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超人”。在药物的帮助下，“文身者”夺取了2007年全美自行车锦标赛冠军，距离和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兰斯一起驰骋在环法赛道上几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7月，他在药检中落马了。

在极度沮丧中，利奥格兰特将一箱EPO注射剂遗忘在自己临时寓所的冰箱里，几周后，曾调查过玛丽安·琼斯、巴里·邦兹等禁药运动明星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调查专员杰夫·诺维斯基就按响了他的门铃。

利奥格兰特回忆说，在调查即将进入尾声时，诺维斯基看似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阿姆斯特朗是否也会犯下类似的错误？而利奥格兰特的回答是：“如果你要长期与禁药滥用成风的欧洲车手同台竞争，你会怎么做？”

在日前的一次采访中，USADA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提格特表示，利奥格兰特的落马，首次使USADA意识到，禁药问题侵蚀美国职业自行车运动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虽然阿姆斯特朗持续宣称，USADA针对自己的调查和指控是一场“不合法的猎巫运动”，但提格特和他的同事们宛如敏锐的猎犬一样，第一次闻到了猎物正确的踪迹：从岩石车队开始，到邮政车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迷宫当中隐约可见的线索，逐渐浮出水面。

2006年，阿姆斯特朗的前队友、现任加门—夏普车队总经理的乔纳森·沃特斯开始与美国反兴奋剂协会合作，黑幕正式开始逐渐被揭开，在艰难地反复上诉后，美国司法部终于开启了一系列调查，而堪称里程碑的第一个重大突破点，在于2010年因禁药问题被剥夺2006年环法赛冠军头衔的前队友弗洛伊德·兰迪斯的“倒戈”。在沃特斯不断地发出“勇敢说出真相”的鼓励下，兰迪斯最终同意会见USADA的工作人员，并提供了自己和阿姆斯特朗在美国邮电车队时期服用药物的详细细节。

2001年，刚刚来到美国邮政车队的兰迪斯还是一枚青涩的“菜鸟”，在训练营里，他激动地向布鲁内尔提出，自己将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成为阿姆斯特朗的贴身“护航”车手，然而布鲁内尔表示，他所要做的就是努力训练，“其他的事情”日后再说。很明显，敏感的兰迪斯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也许将不得不服用违禁药物。

2002年，兰迪斯进步明显，在环法七日热身赛上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在赛后，布鲁内尔敲响了他的旅馆房间大门，在表达了祝贺并宣布他正式成为阿姆斯特朗八人护航车手小组一员之后，布鲁内尔小声地对他说，当他返回车队赛季驻地瑞士小城圣·莫里茨后，阿姆斯特朗将和他一起接受自体抽血，还要给他一些“能量补剂”，以便他能够迅速地从热身赛的疲劳中恢复过来——这些“能量补剂”最终被证明是含有睾丸激素成分的外敷膏药。

兰蒂斯的开口，宛如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越来越多的美国职业车手选择开口，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中的伤口和丑陋公之于众。尽管如此，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安德烈·柏罗特在当年2月初，再次以证据不足为名，中止了对于美国邮政车队违禁药案件的调查与听证。“时间非常紧急，伦敦奥运会选拔赛迫在眉睫，一些涉案车手依旧是美国国家代表队的热门人员。”斯金纳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等待更大的灾祸的降临。”正当提格特与其他同事近乎绝望时，整个局面却在6月初峰回路转：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和国际自行车联盟终于同意向USADA提供美国邮政车队在历届环法赛事中提供的血液样本和其他资料。

在这一重大突破的鼓舞下，提格特与法律顾问奥耶·埃克瓦克从6月开始，一户一户地拜访那些愿意打破沉默、说出真相的车手，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个细节。除了兰迪斯，在宣布作证的车手名单上，还有利瓦伊·莱法伊默、迈克尔·巴里、弗兰基·安德鲁、泰勒·汉密尔顿、汤姆·丹尼尔森以及弗洛依德·兰蒂斯等，几乎汇集了美国职业自行车运动的大部分精英。“取证非常艰难，因为这几乎是他们首次向外人披露自己运动生涯辉煌掩盖下那个不为人知的黑暗世界。”斯金纳告诉我们，有时当事人因激动而情绪失控，取证不得不中断达数小时之久。

“莫罗与费拉里已经认罪，并自愿接受终身不得涉足职业运动联盟医疗服务业的判决，尽管这些证人不会都出席针对阿姆斯特朗指控的仲裁听证会，但是他们的证词已经完全足以使美国反兴奋剂协会有信心提出一系列对美国电信车队的指控。”斯金纳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场以糖果换取真话的哄孩子游戏，而是试图从根本上维护体育竞争公平与神圣性的努力。”

然而对于国际自行车运动和全球观众来说，如何填补阿姆斯特朗留下的巨大真空，重塑他们对这项古老运动的信任和热爱，却是一场长期绵延的阵痛——当ABC电视台询问兰蒂斯，是否认为阿姆斯特朗的行为是一种作弊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好吧，那要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作弊——如果他（阿姆斯特朗）没有夺取那些环法比赛冠军，其他同样服用了禁药的竞争对手就会把这些荣誉据为己有。”事实上，在纷扰中，流失的不是对赛场追逐场面和精彩回放的兴趣，而是某些更为本质、近乎信仰的东西，正如《纽约客》专栏作家迈克尔·斯佩克特所言：“兰斯·阿姆斯特朗曾是某种东西的象征，他曾是一个永不放弃、永不让步的男人。而如今，恐怕，他一文不值。”

[感谢美国反兴奋剂协会（USADA）提供的资料与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