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是过客《九》

都说中国人思想正统，到底正统在哪里呢？我每天坐在小酒庄里冥思苦想，发现不外是皇本位，官本位，官大本位。玩古董要玩“官窑”的，同一个地区同一年份生产的碗，容积一样，“官窑”的要比“民窑”值钱，而且要值钱值得多，极具保值价值。这点同在西方玩葡萄酒不一样，葡萄酒的产地和年份是葡萄酒价格的生命线，当然同一产地同一年份不同酒厂酿制的酒会因广告投入生产成本造成一些价格差异，名气大小，但绝不会形成天壤之别。

玩古董的恐怕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它的“价值”，因为很容易做到“低买高卖”，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该件古董经过多次倒手大家都有钱挣最后进了博物馆或者被哪个大慈善家买去捐给博物馆，反正他来日不多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古董经过多次倒手和流通，想碰到的是大户，葡萄酒除了正常流通和消费外，一些酒商也千方百计提高自产葡萄酒的品味和价值，也求受到大户的青睐。

本是同根生，为何后来的葡萄酒差异甚大呢，同一个葡萄园子，也许靠东头的那几垄地最早见阳光，酿成葡萄酒味道感觉上要纯些，形成了最讲得通的价格差异。这还不够，有的酒商还要把他认为最好几垄葡萄四周打上防虫网，蚊蝶飞不进，为高价格找到了更好的理由。我一直对高档葡萄酒好奇，曾专门进过一瓶一百六十美元的法国红葡，建议销售价三百二十美元。我仔细阅读了商标说明，是防虫网使得葡萄酒更加纯正。美国加州Robert Mondavi酒商觉得这样还不够，灌装葡萄酒还需要专有灌装线制成一种相当于空军一号的OPUS ONE，酒价近二百美元了。Robert Mondavi是美国葡萄酒的领军人物，他的葡萄酒从八美元一瓶一个系列最高达二百五十美元，是不是都是一个园子的葡萄，还需要实地考察一下。前一段时间，我感到人生苦短，开了几瓶上百美元的葡萄酒，酒质实在一般，还比不上几十美元的葡萄酒。最近又看到酒商报道，美国已见不到喝上百美元的客户，不少高档品牌已改为几十美元的新牌继续吸引客户。

有一件史实应该记录下来以防被岁月淹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每天到北总布胡同赵家楼上班，在那儿与工美研制所合作调试生产英语电教系统。那里离北京火车站很近，外地的客户熟人喜欢先到工美落个脚然后找旅馆。工美是个小厂，全部员工不过十人，一天所长韩景林说浙江的一个老朋友请大家到小饭馆吃饭。请客的浙江人很客气，点了不少菜，吃完又从包里拿出两条烟分给大家。原来那位浙江人是古董贩子，每年来两次北京，每次带货都是好几十包，先暂存在工美的库房里，然后到古玩市场找下家。

这位贩子最擅长的是修补旧瓷器。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没有想到过，过去家里的碗打破是不扔掉的，要等到“锔碗儿”的上门修补再接着使用，中国传统上就有“锔碗儿”这一行。他在浙江乡间专收旧碗破碗修成各种古董碗，平均每年收入二十万人民币，我听到这个数目差点儿叫起来，真是干科技还不如一个“锔碗儿”的。他说他做的最大一笔买卖是收到一把乾隆皇帝用过的夜壶，修补后到了北京出手，挣了二十万。北京人喜欢“官窑”，就是夜壶带上了“官”字也有敢出大价钱的。那么怎么断定是乾隆用过的，用过与没有用过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道光皇帝用过的夜壶是不是要便宜一些，可惜，这么重要的技术细节当时只顾吃饭忘问了。

收集古董中国的收集法最具特色，有“官窑”“民窑”之分，如果一个人的收集“民窑”成份过大，认为水平不高或层次不够。那么，由此联想到研究中国历史，也颇具“官窑”“民窑”特色。一般地说，国家官方机构组织的研究写作称为“正史”，个人的研究写作称为“野史”。有位好朋友喜欢我的文章，劝我写一本“中国空军野史”，我一听那个“野”字就不高兴，因为于新野的名字用过。我想我七岁进空军大院，亲身经历空军文革，又在空军各层工作过二十年，又做过多年研究，又在美国观察思考过多年，怎么写出的东西一定要带上一个“野”字呢。

有位耶鲁数学博士父亲多年来对我一直很好，做过市级干部，这次来纽黑文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我建议就吃美国总统爱吃的纽黑文皮萨饼吧，我心里十分明白，一旦挂上“美国总统”，这位老父亲一定会走到哪说到哪。老父亲说，我的文章看过一部分，很多写得很好，美中不足，就是描写的人物太小，能不能今后写些像毛泽东一样的大人物。吃皮萨不可太热也不可太凉，温度到底部的面层能够托起上面的馅儿又能拉出奶酪丝为最好。听到这话我不得不停下解释，心里也十分明白，说完话再吃就吃不出总统味了。我说，我卖酒特别注意这一点，卖苏联著名的甜红葡萄酒，一定要说这种酒是斯大林家乡的酒，斯大林最爱喝。

何止我体会到这一点，干什么事儿都要捎上点大人物，任何有头脑的编辑为了自己的报纸网站更加吸引人，编辑文章也一定要加上大人物，沾点“皇”边“官”边，这样的文章中国人最爱看。我写过一篇充满激情回忆育鹏小学的文章《梦里依稀忆育鹏》，被一个编辑改为《父亲让周恩来总理免去一死》，魏京生写过一篇《怀念我的父亲魏梓林》，被编辑改为《魏京生的父亲与毛泽东江泽民的往来》。这样一改，文章是不胫而走，好像我们也沾上了“皇亲国戚”，可是平下心来冷静一想，我们的父辈当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尽力为国家工作，非常像现在的研究生出了科研成果，实在与高层领导人挂不上钩，要挂也是活着的时候挂才有意义。

有个网友问我，魏京生小时候是不是被江青抱过，也许我说是，魏京生真成了“官窑”了，被皇奶奶抱过的娃娃一定会值很多钱。最近我读了京生的回忆文章，发现他对老父亲还不是很了解，他写出了父亲有文化是个神童，但没有提到老父亲在延安时期被党中央送到苏联学习航空，要不然怎么会派他接管民航以及后来发生与刘亚楼关于苏联合作上的争论。但是怎么到的延安，大黑子说是安徽红军长征过去的，让我再同惠国庆了解一下，惠国庆的父亲是空军老资格的干部部副部长，掌握所有当时的情况。中共通过派往苏联学习培养储备了不少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回国后一直随中央机关行动，所以出现教毛岸英古文知识也顺理成章了。大黑子回忆，魏老父亲参加过55授衔，是大校还是上校记不清了。

又是像葡萄园的葡萄，本是同根生，为什么后来的结果会差异如此之大呢。京生回忆，小时候非常淘气，闹得大院警卫人员没有办法，可是没有写出那是部长的儿子才敢这么折腾，大黑子是这样，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那时的男孩子淘气只是爬个墙爬爬树，老百姓的孩子是不敢的，警卫战士从下面吆喝一声，弄不好会吓得从树上掉下来。我小时候喜欢偷陈熙将军家树上的梨子，曾被警卫战士抓住过一次，一审问，是部长的儿子，教育几句就放了。我一直记着那位警卫战士惊讶的眼神，这么大干部的孩子还偷东西。中国有句老话，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我从小到大没有感觉过父亲是个什么大干部，只有将军才算。

问题发生在后半段。京生回忆，他和魏老父关系一直不好，有自己的原因也有老父的原因。我看主要问题是魏老父，在外面工作不顺心，回到家里把气撒在孩子们身上。魏老父在民航遇险是第一次披露，但被刘亚楼降级的事我们早就知道。在民航是军级，到了空军变成师级，常人也可理解，从师级整成科级再转业到地方，这是非常难以忍受的，魏老父每天在家发火抽闷烟不说，我可以想象出魏家兄妹多人是在何种压抑状态下成长的。单是住房就会小了许多，当时北京科级干部住房平均两到三间，会比老百姓好一点，但不会很宽裕。所以后来出现了魏老父强求京生发奋读书一事，老一代官场都明白，自己失利，一定要下一代发奋，不然家道会败落下去。

文革是北京军队干部子弟最疯狂最强盛的时期，男披马裤呢大衣骑二八锰钢车，女登懒汉鞋穿军衣留小辫，那时的北京女青年喜欢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拍婆子。按惯性走势分析，魏京生应该在里面首当其冲。有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魏京生，人大附中我去过，也没有见过他来空军大院，“联动”时期，我去过西纠和毛纠，没有打听到他。后来发生的什刹海冰场事件和“小混蛋”事件都没有听说过他在里面冲锋陷阵。这些重大的红卫兵活动魏京生不可能一点不参加，我想他即使在里面心情也会十分复杂，参加吧，魏老父早已降级按一般干部转业到地方，军衣可能只有五十年代的，没有靠山在红卫兵中是硬不起来的；不参加吧，外面那么热热闹闹，魏老父又有近乎将领级的显赫背景。共产党的这种降级法，对本人对家庭都是难言的压抑。

记得是魏京生来美第二年，耶鲁大学法学院以讲学方式给了京生凯旋式欢迎。我知道那天要见到京生很难，最担心的是我早已在纽黑文各界传出我和京生从小是好朋友，但相信的人不多，万一我冲上去，京生说不认识我怎么办。我还是写了一张“京生，我是潘涌”的字条，委托女访问学者牛江河一定设法拨开人群在进讲演厅前递给京生。那天，京生还是给了大面儿，先问是哪个潘涌？接着说请他来。也许真是京生特有的个性，他不顾早已等候的满厅听众，也不理主持人再三催促，坚持与我在大厅门口若无其事地叙旧，我九岁离开京生，到那时已有四十年没见过面了。

在耶鲁的晚宴上，我理所当然地成了贵宾，京生被法学院教授们团团围住，我和魏玲在另一桌上闲聊。魏玲说了几句让我十年来一直回味儿的话：潘涌，看你多好，当兵入党提干后来上大学，我们可是什么也没捞上啊。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儿时的小伙伴，大黑子，傅小萍和我，如今成了美国博士的爸爸妈妈。京生此时此刻又会有何想法，流逝的年华，用金钱可以赎回吗！

                                                            08/06/2009

《未完》